李圭泰

家庭意识全球第一

韩国语中有“人间”一词，意指“人”。从词的结构上来看，作为主体的人，要和某一客体之间形成关系时，才能成为“人”。

“我”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存在于与异性、与家庭、与民族、与共同体、与国家等众多客体的关系中。

民族不同，与某一客体的关系就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例如，有的民族看重与父亲的关系，而有的民族则更看重与共同体的关系。

因此，有的民族因其风俗和先天条件，家庭优先于国家，而有的则是民族优先于家庭。

那么，我们所属的朝鲜民族最看重与哪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呢？重视的程度又如何呢？这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因为这是了解韩国人、了解历史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那里的人最重视城邦这一客体。因为在地理上他们常常面临海盗和受侵略的危险，他们的生死存亡与城邦的存亡密切相关。

较之家庭，沙漠民族更重视部族。因为游牧生活无法以家庭为单位，而必须以部族为单位迁徙。以家庭这一规模，是无法对抗沙漠中恶劣的自然条件的，也无法抵御侵略者。

伊斯兰民族之所以对犹太人部族执著地抱有成见，正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的缘故。

穿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我曾见到并采访过阿富汗的库奇族牧民。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所谓阿富汗国民的国家意识。他们四处游牧，全然不顾国民的一切义务和权利。他们从不受阿富汗法律的制约，而只执著于库奇族的律法。他们会献上自己的儿子，作为祭祀仪式上的祭物。他们认为这是光荣的事情，并亲手将自己的子女送上牺牲的祭坛。在他们的价值观上，国家、家庭之重，较之部族之重，简直是九牛一毫。

韩国又怎样呢？家庭之于韩国人，可谓是重之又重。这虽然是处于季风气候民族的共同特点，但韩国的家庭中心主义较日本和中国要更加彻底。

韩国人不会为了家庭之外的共同体而抛却私心，但在家庭之中，却懂得牺牲一己之私，这一民族性也许是全世界中最为极端的。

历史上，为了父母、为了家庭的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牺牲被历史评价为最高贵的牺牲。

独居的家也是“我们家”

看似兄弟俩的两个小孩在玩放风筝。问小的那个：“这风筝是你的吗？”小的摇头说不是。又问大的：“那这风筝是你的吧？”大的同样摇头。再问：“那这风筝是谁的？”两个小孩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全体的“我们”，不仅包括弟兄俩，因为爸爸有时也放风筝，所以也包括爸爸在内。

由此可见，在风筝的归属上，

“我”被“我们”埋没了。不仅仅是作为玩具的风筝，所有的什物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如此，所谓“我的”，所谓个人所有这一概念，韩国人是极度缺乏的。个体埋没于集体，这是韩国人很突出的意识之一。

日本人、中国人抑或西方人，在指称父母、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的学校、社区、单位、团体、民族、国家时，不使用表示复数的“我们”，而说“我的妈妈”“我的家”“我的学校”“我的国家”，唯独韩国人说“我们妈妈”“我们家”“我们学校”“我们国家”。

“我们”这床温暖棉被下盖着的，是韩国人的赤子之心。寒冷的冬天，大家把脚放进炕头的被子里，形成了共同体的纽带感。在流浪乞讨的饥寒交迫中，兴夫的老婆对全家人说，咱们一家二十七口，还是各奔东西、各自为生吧。兴夫却说：“要没有二十七口子背上的暖和气，就该冻死了。”兴夫的话是对“我们”这一纽带感的准确诠释。

靠着抱团取暖，我们才能够在数千年间历经穷困、饥饿、欺侮、亡国，坚强地活下来。

其实，西方的“我的家”和韩国的“我们家”在结构上是不同的。被家务事搞得筋疲力尽的主妇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锁上门好好休息一天。主妇们的愿望，正说明了韩国的房屋结构特点——没有可以将自己隔绝开来的空间，抵制个人的私密性。

换言之，西方的房屋在结构上有着隔音的厚墙和房间门，房间门上有锁，可以提供彻底隔绝的自我空间，而这在韩国的房屋是不允许的。韩国的房屋是所有家庭成员的，是“我们”的空间。当然，房间是隔开的，但这种隔断不同于西式房屋的物理上的隔断，而不过是精神上的隔断罢了，就好像是画出一道分界线。韩国的房屋采用纸糊的横推门或隔扇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进出出，听得到声音，也可以随时探望。这种精神上的隔断只针对尊重这种隔断的人，因此即便屋里只有一人，旁边的房间空着，也总是感觉到旁边会有人在，精神上不可能独自存在。

“我”埋没于“我们”之中

家是“我们”的共同空间，由此形成了韩国人特有的“干咳文化”。这种咳嗽不是生理上的自然现象，而是为告知自己的存在而发出的人为的咳嗽，韩国人对此驾轻就熟。跨进屋来时干咳，表示“我进来了”；在屋子里干咳，则表示“我在里面”。移至某一空间时，一定要先干咳一下，发出信号。韩国人之所以有“干咳文化”，是因为空间不是自己独有，而是“我们”大家共有。不仅是干咳，韩国人常常自言自语也是出自这一缘故。

例如，明明没有听众，也会说——“天气怎么搞的”“风真冷”，或狗遭数落鸡遭撵；明明没必要问，也一定要问上一句——“喂猪了没”“衣服干了没”“爷爷来了没”。这并不是为了传达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而是一种进入共有空间的信号，和干咳的性质相同。

因为韩国人的家是“我们家”，所以先得收发“我们存在”的信号。纵然有门相隔，也必须要有一双透视的眼睛，用心灵之眼关注着旁边房间里有谁，以及正在做什么。因此，韩国人用眼说话要多于用嘴。

食文化也不例外，“我”同样埋没于“我们”之中。西方人把大容器中共有的食物倒在各人的小盘子里，把食物变成自己的，然后再吃。而韩国人则是先将食物上桌，大家一起夹着吃。因此，摆到桌上的食物，从汤水到酱料都是“我们”的。

祭拜完后，将祭拜的食物倒入盆中，做成拌饭，你一勺我一筷地吃掉，这种饮食习惯强化了彼此之间的纽带感，也是韩国所特有。这种拌饭里一定要有供桌上供奉过的食物，通过这一媒介，把大家族的“我们”联系起来，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后孙们，还包括已经去世的祖先。

孩提时，如果没等到吃祭祀拌饭就沉沉睡去，那么母亲就会把饭留下，待第二天早上再给我们吃。母亲这么做，饱含着母性的眷顾爱怜，她不想让年幼的子女游离在大家族的“我们”之外。

以前的小孩子，不会随随便便摘自家院里的果子吃，哪怕是一个柿子，一颗栗子，或一根黄瓜。如果摘了吃，就会有脱离“我们”的犯罪感，因为摘的是“我们”的东西。新果和新谷要先供奉到祖先的祠堂，然后大家族的“我们”才能吃。

（摘自《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