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10日，南京大学学生刁爱青晚饭后走出校门，从此失踪。9天后，在城市多处发现了她的尸块和头颅。碎尸案20年未破，有网友称它“将和‘开膛手杰克、‘十二宫杀手、‘黑色大丽花等世界凶杀案一起，成为历史悬案”。时至今日，人们仍为此案手段之凶残而震惊。记者采访了从痛苦深渊走出的她的亲人，她们却是出奇的平静。姐姐说：“枪毙了又怎样？妹妹能复活吗？20年过去，凶手也该有了自己的家庭，不能为了惩罚他又把那个家庭破坏了。如果他内心有悔罪，我们宽恕他。”我一下子怔住，蓦然觉得她好似是在宣讲一份教义。后来知晓，她与母亲为摆脱内心的绝望都信了教。从小我们曾牢牢记住：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看，还真是麻得不轻，仇都不报了。

但我还是从中看到了一种善意。麻醉了又如何？这么多年我们被麻又不是一两回。我不信教，但尊重那些善男信女。就如那英国修女白姑娘，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仰望圣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我不禁也要躬谢那位未曾谋面的圣母娘娘了，她化解仇恨、播撒友善，让人心变得安静。维了稳还不花钱。我的小学是个清真寺，院子中央是大礼拜堂。下了课，我时常扒门缝看阿訇做礼拜。有回我不小心拿了根火腿肠到教室吃，班主任马老师俯在我耳边说：以后在家吃完了再来。压低的声音生怕吓到我。马老师也是个充满善意的人，虽然跟白姑娘不是一个教。

我始终认为，向善本身就是信仰。前两期有篇短文《一笔》，忆起知青大返城时，每个人面临的“生死一搏”。笔攥在办事员手里，小小的权力将决定一个人日后命运的沉浮。三十几年后的今天，知青父亲已“挂”墙上，母亲给守灵的儿子讲述：当年居委会那个办事员如何帮忙涂改了父亲的出生年份，派出所长又如何“破例”给他们落了户。这让她感念了一辈子。事情办得违规，却出于善念。这种善事带点江湖味道，不是人人都肯担。

大善大恶不在江湖在庙堂。1927年，得知张作霖要杀害李大钊，学良的发小冯庸前来求救。少帅说，李大钊私通苏俄，罪恐难赦。冯庸晓以大义：“那都是些有信仰、理想与抱负之士，只因与我们不同道便不能容，乃至动辄血腥，岂非恶政！”张大帅施“恶政”毫不为怪，他本性就是专制加流氓。

施政者何为善？且读胡耀邦一段轶事。胡当了总书记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讲话后，各地书记纷纷表态赞成。但一位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有不同意见，并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谁愿搞谁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任性啊，竟敢如此“犯上”。耀邦并未恼怒。在陡然紧张的气氛中，他平静地说：“各位想的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行不行？”气氛顿时轻松下来。会后不久，那位书记改变了看法，积极推行改革。有老同志回忆此事，给了耀邦四字评价：宅心仁厚。当权者存向善之心，乃民之大幸。

眼下处处讲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其实最须传承的是向善。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日军陷入了绝望与疯狂。一个鬼子烦闷中走进村庄，此前他们抢粮时曾被一位老汉怒视许久，眼中充满了仇恨。他又遇到那老汉，鼓足勇气说：“我们打败了。”老汉听明白后慢慢转过身，以平和的目光说：“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这个叫渡边的鬼子被震撼了。他在战后多次演讲中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我突然为当个中国人自豪了，这个向善的民族一定有希望。用不着去问什么佛祖圣母——你看，连老鬼子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