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符国群

促进北京“服务型”政府建设

文 符国群

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据 CFP

建议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立“宣传与推广工作小组”，统一负责北京服务业对外开放试点成果的宣传与推广。该小组的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果评估、宣传与展示；二是成果在北京和京津冀范围的实施和推广。

北京第三产业产值占到GDP的80%，是名副其实的服务型城市。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作为突破口，以此发挥北京在科技、文化、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提升北京服务业竞争力，这不仅符合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而且也体现了“北京服务”与“北京创造”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思路。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相关政府部门紧紧抓住国务院批准北京作为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的机遇，勇于探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各方面反馈看，成效显著，令人鼓舞。

服务型城市需要“下沉型”和“服务型”政府。工业化时代，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吸引大企业、大项目和组织大手笔投资。在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重点则是激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创造力与活力。为此，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其次是平衡监管与服务的力度；三是消除各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厚植创新沃土；四是畅通企业与政府各部门的沟通管道，让企业的真实声音能传递到政府决策部门，让政府各方面信息能被企业及时和低成本获取；五是破除部门间制肘，将各种“惠企”政策不变形、不走样得到落实，让政府服务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政府服务的“阳光雨露”。

分工明确的多部门“协作与协调机制”构成了“服务型”政府的雏形。本次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争取到了诸多中央层面的政策，给北京相关企业带来了实惠和利益，固然值得称道，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北京建立起了上通中央部委，下达基层执行层面的多层次“协作与协调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让北京以更权威、更统一的声音与中央部委对话，使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更接地气，更符合北京实际；二是这种体制下，各工作小组和参与的政府部门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政府部门之间、“条条”与“块块”之间相互踢皮球的状况；三是便于政策的落地、实施与反馈。

北京市政府应总结经验解决北京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 摄影 张斯伟

建议北京市政府总结和借鉴个中经验，围绕北京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打破部门藩篱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体制，在大部门管理和“协调机制”创新上迈出新的步伐，为构建高效、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创造条件。

分类既有“试点政策”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企业。从北京目前实施和推进的141项服务业综合试点“先行先试”措施看，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是需要国务院或国务院相关部门授权才能实施的，如取消中外合资航空维修服务公司中方控股比例限制，就需要国务院批准；二是不需要授权但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协调才能实施或更好实施的，比如建立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不必然要求有关部门批准，但如果能和国家层面的类似平台建设在标准、接口等方面保持一致，则有利于信息在全国范围的共享，从而更好发挥这类平台的作用。三是既不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授权也不需要其协调就可以实施的，比如试点知识产权融资租赁，建立健全服务消费统计指标体系等就属于这一类。

对于国务院相关部委已经授权、批准或给予协调的“先行先试”政策措施，建议进一步分类，如进展顺利、已经取得实质成果的；正在实施但仍需要进一步放宽政策或给予协调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或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等等。在此分类基础上建议北京市政府用简报、汇报会、成果汇总与展示等方式，积极主动与相关部委沟通，一方面反映“试点”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争取相关部委在下一阶段给予更大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建言国务院或相关部委将那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京津冀或更大范围予以实施和推广，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为此，建议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立“宣传与推广工作小组”，统一负责北京服务业对外开放试点成果的宣传与推广。该小组的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果评估、宣传与展示；二是成果在北京和京津冀范围的实施和推广。

“先行先试”政策的实施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先行先试”政策效应的发挥，最终要落脚到企业。只有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企业都参与到政策实施过程中来，政策实施才会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比如，北京自2015年7月开始实施境外游客离境退税政策，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只有不到2000单的退税票，应当说与当初的预期还是有差距。如何扩大这项政策的影响力？除了税务、旅游等部门的宣传及退税流程的进一步简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企业针对境外游客开发出有特色的产品，同时让游客在更多的商店购物时能享受到购买这些产品的退税好处。

此次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过程中，北京成立了“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允许非公企业参与对外出版，这对促进我国出版成果在国外的传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北京有200多家出版社，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40%。北京各种期刊超过3000种，占全国总数的30%。这些出版社和杂志社，每年产生大量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在国外是有市场的，从文化和学术交流的角度也是值得在国外传播的。但由于体制的障碍，这些成果只有通过国外的出版机构才能进入国际市场，我们自己的出版机构如果要对外出版，则需要层层审批。即使最终获准对外出版，由于国内出版机构在国外没有渠道资源，出版成果最终也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为了发挥“北京华语”作为平台公司的作用，我建议一是要吸引北京地区更多出版机构参与，让这些出版机构把其真正有价值、在国外又有需求的成果翻译出来，并在这个平台上传播；二是要与国外出版或发行公司合作，充分利用其已有的发行和数据库渠道。

构建适应“服务”型和“开放”型经济的官员培训体系。为适应北京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需要，为让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各项试点政策能更有效地实施，我建议由市政府牵头对北京市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对各级涉外工作的政府官员进行系统培训。先期培训可以重点围绕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这一主题展开，同时也可以吸收部分服务企业的负责人参加，让官员和企业领导者在互动中了解相关政策、企业诉求和政策落地所需要的各项配套改革。为提高培训效果，可以采用“走出去”、“请进来”、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展开。

在当前反腐高压形势下，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热和各种“天价”培训受到了遏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对于官员到外地和出国考察、学习也不能不加甄别的采用一刀切和“一事一议”的办法。百闻不如一见，对其他地方，包括国外好的管理经验和做法，无疑是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为此，我建议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制定长期的官员培训计划，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一批政府部门领导到香港、瑞士、新加坡等开放型经济体考察和接受短期培训。另外，也要鼓励政府官员利用国家留学基金等渠道，到欧美等国家进行短期访学。从长远看，北京需要构建系统的官员培训体系，只有这样，各级官员的意识和能力才能真正适应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北京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规划与落实也才有较好的保障。

作者系北京市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营销科学学报主编

责任编辑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