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展奋

中医里不知何时流行起“大方”来，一张方子动辄五十味药甚至一百味药，就连以往常常单味使用的鱼腥草、板蓝根也非要“合剂”或“复方”，效果却远远不如当年一份的单方。

国医大师裘沛然最为得意的就是数次用单方起沉疴。

一病人感冒后狂咳数月，遍医无效，见裘老时已羸弱不堪，裘老为之细细诊脉，沉思良久，开一处方：冬瓜子30克。炒熟，研末，令服。奇了，病人服后狂呕，水斗里吐了大量的涎沫，好了。

“文革”期间裘老下乡巡回医疗，遇到一个全身浮肿的病人，眼睛肿得张不开，转了几家医院，束手无策，属于极其严重的油漆过敏。裘老接诊后，群医簇拥，大家等着他拟出一张精妙的方子。谁想他二话不说，大笔一挥：“无肠公子3斤捣汁遍敷”。看着这张方子大家目瞪口呆，不就是螃蟹吗？彼时大闸蟹乃江南水乡贱物，“六月黄”3毛5分一斤，大闸蟹也就5毛一斤。奇的是，病人敷后浮肿很快消去。所谓单方如单骑，未必不如貔貅之师。

单方之妙，有时不仅仅在名医手里。大名士欧阳修某日忽然狂泻不止，名医遍看无效，眼看奄奄一息。夫人说，集市上有专治腹泻的药，只消3文钱一帖，相公何不试试？欧阳修起初不屑一顾，但夫人暗暗设计让他服了。你猜咋？只一帖，欧阳修霍然而愈。惊问何药，原是一味车前子矣。

单方之妙也不仅仅在中药。康熙患疟疾病危，救他的就是一种来自海外的树皮，名曰“金鸡纳”。遗憾的是，一个广谱性的错误是把它写成了“金鸡纳霜”，似乎这种19世纪20年代才首次提取成功的白色颗粒状生物碱，可以穿越到17世纪为康熙皇帝治疗疟疾似的。

事实上，金鸡纳是一种原产南美的植物，印加语“树皮”的意思，耶稣会教士将其引入欧洲，故又称“耶稣会粉”。

话说康熙患了疟疾后群医束手，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进献的金鸡纳只是一磅树皮，也就是单方，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 康熙从此把它列为“圣药”。

金鸡纳因为金贵罕见而在中国上层社会流传，也是康熙笼络群臣的恩物。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染上了疟疾，他让李煦密折上奏，“必得主子圣药救我”，向康熙讨药。康熙立即批复：“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纳）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四个“万嘱”，从北京到扬州，康熙派快马赶去，可谓一片真心，但未及赶到，曹寅已然病亡，要不然不但曹家的历史可能改写，《红楼梦》的主题、风格、结局可能也大不一样。

单方的魅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清代名医赵学敏力穷多年搜集了大量走方游医的治疗经验，于1759年撰成并出版了中医名著《串雅内外编》，共收载了900多个单验方，特点就是“贱”、“验”、“便”。如五倍子研末涂肚脐治盗汗，陈小粉（麦）治痈疡发背，防风一味解砒霜中毒，单味半夏末急救产后昏厥等。

现在很多医生都不知道了。后来“文革”前后全国性地挖掘单方、验方，产生了一部好书——中国中医研究院搜集、整理出版的《常见病验方选编》及其增辑《常见病验方研究参考资料》，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是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书中选入7000余方，不但“贱”、“验”、“便”，再加了一个“简”字，方药的选择居然是大量民间易得的农作物，刀豆荚、丝瓜叶、棉花籽、芹菜根都可以入局，水生物田螺、田鸡、泥鳅、蟛蜞尽皆入药。如无花果止喘，万年青治愈心衰，玉米须专治肾炎……

总的来说，大方有大方的宏富，单方有单方的精妙，大夫总须以治愈疾病为要，若为大方而大方，就把中医的初心给丢掉了。因为，最早的中医谁不是单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