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阅读自学很重要

我在中学时代的自学，对英文、数学之类的学习，主要还是对付课堂教学的。而我真正认真的学习是在课外的自学。我自14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把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则必须分别言之。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80余年（指14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大约14岁以后，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千难万阻，也要辗转求得解答，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我虽尚无所谓，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6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1907年左右之事。稍后（1910年）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半月刊或月刊，在日本刊印），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