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摘要：作为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严歌苓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读者和学界人士的关注。她的小说以独特的语言风格、细致的心理描写而著称。在叙事方面，“逃离-隐藏”模式是她创作中的常用的一种，尤其在《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这两部中篇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细读和对此种叙事模式的分析，试图揭示出“逃离-隐藏”叙事模式背后的深层意蕴，即表达了作者对非理性“集体”的不信任感，对人与人之间亲情、对女性优秀品质和生命力的赞美。

关键词：叙事模式；深层意蕴

旅居海外的作家严歌苓近年来连续创作了很多优秀小说，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好评。同时，她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导演的再创作，不断地被改编成影视剧，她本人也参与编剧，比较著名的有《归来》、《天浴》、《少女小渔》、《扶桑》、《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铁梨花》、《梅兰芳》、《幸福来敲门》等等。但是，一部分作品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与原著相去甚远，原因就是：她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对内心细致的描写、独特的语言风格彰显其因独特性。因此，想要绕过文学语言的魅力而用画面来代替，于她的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文本细读，我发现，在她的小说中总贯穿这样一个模式，即“逃离-隐藏”。其中《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两部长篇小说中尤其明显，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贯彻。作者在整体的故事叙述中将模式贯穿在叙事策略的构成、叙事事件的设置以及叙事时间的安排上。

一

《第九个寡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女人将自己的公公藏匿近三十年的故事。公公孙怀清被定为“地主恶霸”而遭到镇压，王葡萄则将幸免一死的公公藏到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这期间不管外面风云变化，她始终和公公相濡以沫，渡过很多难关。王葡萄的天真率直、泼辣仁爱和孙怀清的睿智仁慈的形象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跃然纸上，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小姨多鹤》的开篇则较为血腥。日本战败后，不愿集体自杀的日本女孩多鹤被卖到了一户普通的中国人——张站长家里。从那儿开始，她成为张二孩的“地下”妻子，承担起了为之传宗接代的任务。

两部小说虽然情节大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逃离-隐藏”来组织时间和展开故事情节的。《第九个寡妇》中被定为地主恶霸的孙怀清藏身在红薯窖二十多年却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睿智的头脑帮助、指导王葡萄度过了一个个难关。王葡萄应付着外面生活的风风雨雨，以自己的泼辣、率直和敢爱敢恨的性格抵挡着各种各样的打击和厄难，生活过得反而比那些“政治性强觉悟高”的人好。《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少女多鹤在给“二孩”张俭生了三个孩子后，就以孩子“小姨”的身份被安置在家里。为了不让外人怀疑这种畸形的家庭构成，她也放弃了作为亲生母亲可以光明正大地享有的一切。所以说，多鹤也是在隐藏身份的阴影里生活着。严歌苓在两部小说中用同一种叙事模式，显示了她对这种模式的热衷和偏爱。除去这种模式本身带给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之外，作者通过模式传达出来的深一层的意蕴更值得我们探讨。

二

首先，作者通过“逃离-隐藏”叙事模式表达了对一个非理性“集体”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人与人之间亲情的礼赞。《第九个寡妇》中，当解放军土改工作组批判孙怀清时，他们没有认真分析孙怀清的实际情况，只是凭借着占有财富的多寡来划分成分。这种标准无疑是粗放的，其后果就是导致了一些无产流氓者趁机混入人民队伍中来，并且制造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舆论，误导决策者的决策。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样的集体本身是不成熟的，缺乏理性的。组成这样的“集体”的无非是一些庸众，他们聚在一起，却对于群集的目的不甚了了，只是在某种号召之下应和的传声筒而已。所以在批判孙怀清时，由于他们缺乏具体的罪名和证据，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就连平日里对孙怀清多有不满的史修阳也借故离开，批判会一时陷入僵局。这时——

喇叭筒里的口号像是生了很大的气，喊着“消灭封建剥削！打倒地主富农！”

喊着喊着，下头跟着喊的人也生起气来。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只是一股怒气在心里越拱越高。他们被周围人的理直气壮给震了，也都越来越理直气壮。剥削、压迫、封建不再是外地来的新字眼，它们开始有意义。几十声口号喊过，他们已经怒发冲冠，正气凛然。原来这就是血海深仇。原来他们是有仇可报，有冤可伸。他们祖祖辈辈太悲苦了，都得从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嘶哑的口号喊出去。喊着喊着，他们的冤仇有了具体落实，就是对立在他们面前的孙怀清。[1]

在这里，口号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同义反复的形式使内容得到了强化，并且可以让人放弃自己的立场，屈服于口号所指的内容，“也许呼口号的人本来也不相信口号中的一切，但是经过反复地呼喊，一百遍、一千遍地呼喊，口号渐渐地深入到他的内心，他感到这呼喊是发自他的内心的，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口号的观点就是他自己的观点……口号用它强大的声音形式将听众俘获。”[2]

所以，这样非理性的“集体”利用口号及舆论罗织罪名就非常方便了。就连孙怀清的亲儿子孙少勇面对葡萄的诘问也哑口无言：为什么他是反革命，因为大伙儿都说！这种非理性“集体”以进步为名把“孙少勇们”规训成工具，人被异化，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和美德（比如，孙少勇就是为了显示更加革命而主动表态枪决自己的父亲）。所以，对于想保持个体人性和人情的王葡萄来说，逃离这样的集体是她必然的选择。其实，多鹤的逃难也是这层意义上的逃离。代浪村的人们不愿接受村长替他们做的集体自杀的决定，而走上了逃难之路。不愿反抗而使全村人被屠戮净尽的崎户村人却付出了残酷的代价，那血腥的场面成了多鹤永久的梦魇。

其次，严歌苓“逃离-隐藏”的叙事模式显示了她对于人间真情和女性优秀品质的珍视和赞美。王葡萄冒着生命危险把公公藏了二十多年，只是因为她觉得公公不是坏人，对她很好，把她当成亲闺女看待。她对于孙怀清的感情就是这样简单的人间亲情，没有任何的杂质。为了保护公公，她甘愿拒绝孙少勇，甘愿把儿子送人。在严歌苓笔下，王葡萄是一个任情而为、率性倔强的人，她认定孙怀清不是坏人，就为她甘冒生命危险。在那样狂热的年代里，她的这种看似自私的“亲情观念”恰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非理性和非人道的事实，相比之下彰显了人情的可贵。

在《小姨多鹤》中，严歌苓又以日本少女多鹤的“逃离-隐藏”再次申明了自己的立场。在多鹤的旁边，有个心直口快、凑合迁就的“姐姐”朱小环——张俭的原配妻子。朱小环的爽直泼辣，对保护多鹤身份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不拘小节，大大咧咧，对人热情大度，对事凑合迁就，只要能把日子过下去，就绝不会放弃。这种性格的弹性和对生活态度影响和感染了来自崇尚自杀民族的多鹤。

在遇到困难时，多鹤多次想以自杀的方式了结痛苦，第一次是被张俭丢弃到野外，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家里，想到了自杀；第二次是和张俭热恋之后受到阻碍而被冷落，又一次想到自杀。在这两次的预谋自杀的过程中，出现在多鹤脑中的总是幼时看到的那个崎户村人自杀后留下的巨大血球，血球在她脑海中滚动，推动着她下一步行动。严歌苓在这里运用了重复预叙的手法，“在‘重复预叙中，当第一次表现某一个即将在以后的时间内反复发生的事件时，便对此后该事件的重复加以预告，读者被告知，这幕景象在未来将会重复出现，重复预叙的描写越详尽，它的可信程度就越低”[3]而事实正是如此，多鹤的每一次预谋自杀，都被朱小环那种对生活的热情消解，变成一种对“活着”的执著，凑合活着吧！

可以说，在“逃离-隐藏”过程中，多鹤不仅得到了身体的拯救，而且得到了灵魂的拯救，这种双层拯救使其从易于弃世转变成热爱生活并且生命力顽强，而这正如王葡萄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一样，是作者所珍视和赞美的。

参考文献：

[1]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作家出版社，2010.

[2]葛红兵.人为与人言[M].上海三联书店，2003，8：11-13.

[3]罗钢.叙事学导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