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鲁木齐生活久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座典型的混血城市。单从一些很有意思的地名上来看，就可以断定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除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而且时间非常久远。就以坐落于城南水源地的乌拉泊古城而言，“建于唐代沿用至元，是乌鲁木齐现存时代最早的古城遗址”（引自乌拉泊古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刻立碑文）。据一些专家考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古轮台税城，由此联想到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足以印证很久以前乌鲁木齐就是一个交通要塞，留下过南来北往的古代行人的印迹。如果我们再探究一下乌鲁木齐这个名称，则是以蒙古族语言来命名的，其意为“优美的牧场”，同样也能说明这座城市的地貌特征，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传统。而且放牧和牧场的概念一直保留到现在，无论东山、达坂城，还是南山，均属半农半牧地区，一部分农牧民的生活收入，依旧来自于牲畜养殖。小时候一到春季，远在托克逊的维吾尔族牧羊人，甚至翻山越岭把羊群赶到乌鲁木齐周边的山上来放牧，后来才知道，这些山地同样也属于托克逊人的过渡草场。

在乌鲁木齐外围，比如达坂城就有“兰州湾子”这样的地名，顾名思义，和甘肃兰州有关。听老人们讲，清朝末期有几户回族杨姓人家，因生活所迫，一路向西来到达坂城东沟，本想暂作休整继续向前行进，但看到这里水草茂盛，土地肥沃，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好地方，便有所迷恋，从此留在了此地。到了乌鲁木齐北郊，地窝堡乡有个行政村则叫“河南庄子”（立新村），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在地窝堡乡任职，经常到河南庄子走访，所到之处大抵河南口音。他们有不少是1941年河南尉氏等县闹水灾后灾民的后裔，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勤劳能吃苦。那些年，地窝堡机场西侧312国道旁一片片鲜绿诱人的韭菜，就是河南庄子的招牌蔬菜，不知装满了多少乌鲁木齐人的菜篮子。再往安宁渠四十户乡，还有一个村子叫“广东庄子”，一下子从北方到了南方。民间有两种说法：一说原先这里是一个驿站，林则徐当年发配伊犁，在此地短暂停留，一些随行的年老体弱者再无力前行，就留在这里，从此有了广东庄子这个地名。另一种说法是二百多年前，由于一批广东人被官府流放到这里拓荒开垦，所以才有了这个具有地域特征和充满血泪史的地名。

后来昌吉回族自治州米泉县划归乌鲁木齐市管辖，我就对“三道坝”、“古牧地”（乌鲁木齐有马料地）、“黑沟”和“羊毛工”这些地名非常感兴趣。就以羊毛工为例，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这里曾经是盛产羊毛的地方，其实羊毛工这个名字却与青海有关。光绪二十年，青海西宁地区发生灾荒，一个叫南川羊毛沟的十来户回族人沿途乞讨到了新疆，被遣送至三个泉一带开荒种地，后来逐渐形成村庄，为了不忘家乡，怀念故土，便将拓荒之地以羊毛工相称。在这里“工”即为村落，据考证最早也是出自青海，像甘都工、黑成子工、卡尔岗工等，都和垦荒有密切联系。由此联想到乌鲁木齐头工、二工、三工和中营工这些村落的名称，最早大概也是如此来由。

而乌鲁木齐城区，随便举几个地名例子，地域色彩也很浓郁，而且大都集中在天山区一带。宁夏湾、固原巷、山西巷等，都是老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名，说起来雪白的胡子和记忆中，深藏着不少难以忘怀的故事。而且乌鲁木齐城区的回族人口，生活在这一带的，相对而言也比较多，加之回族有着围寺而居的古老传统，一些清真寺因此也明显带有地域符号：如陕西大寺、河州寺、青海寺、固原寺、绥远寺等，由此可以推断，乌鲁木齐回族的先民，主要来自于陕甘宁青和山西等地。

说实在的，自打结婚以后，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山西巷”，以及由此派生的“山西”和“绥远”这两个地理名称上面。从艾贝保·热合曼这个名字，一眼就可认定我是维吾尔族，然而我的妻子却是有着柯尔克孜血统的回族。因而除了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之外，我对回族风土人情和民俗关注度也很高。而之所以对“山西巷”情有独钟，说到底还是源自于岳父一家的影响。岳父不止一次对我们讲，山西巷最早是一个人头攒动的热闹“巴扎”（集市），官名龙泉街。实际则是一条半截死巷道，进出口都在东头，与现在南北走向的解放路交汇，往西则是新华南路。岳父说之所以叫做“龙泉街”，自然和这里的一眼自喷清泉有关，泉水常年汩汩流淌，挑水的，拉水的，驮水的人和牲畜络绎不绝。也因为这一眼清泉的关系，后来一个叫季登魁的山西大同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在这里开设了“山西驼场”，成了奔波于内地与边疆驼户的一个驿站和货物集散地。时间一长，人们就记住了山西巷这个名字，而龙泉街不是标识在公交车站站牌上，就是存留在书面文字里，人们一般很少提及。

岳父说，他还是尕小伙的时候，总是隔三岔五去山西巷转一圈，这当然也是受到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虽说当时已是30年代初期，汽车开始通行，驼运日渐衰落，岳父还是想一睹“山西人”的亲切面容，听一听来自远方骆驼嘶鸣的动听声音。每每讲到这些的时候，岳父都会停顿一阵，端起茶碗喝一口茶水，面容显得有些焦虑，而眼神透露着苍凉和无奈。即使以后成家立业，举家迁至八道湾，后来又到芦草沟，只要有机会进城，岳父还是情不自禁来到山西巷，这里瞅一瞅，那里溜达溜达，好像能够穿越时空，让自己回到当年山西人出出进进的独特场景，时刻提醒自己：“我是骆驼客的后代，我的根在山西！”

实际上后来我从岳母口中听得最多的不是山西，而是绥远这个名字。一开始我也糊涂，怎么一会儿山西，一会儿绥远，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把这两个从未到过的地方搞混淆了。这个一直让儿女们纠结的问题，岳父说不清楚，岳母也弄不明白，但从两个老人断断续续却又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叙述当中，似乎又觉得这两个地方或多或少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直到后来查阅很多历史资料，加之岳父岳母提供的从岳父上一辈那里得来的一些基本情况，证明山西和绥远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朝时期，绥远为归绥道，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袁世凯政府将之分出山西，与兴和道建立绥远特别区，到了1928年改称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所以后来我坐火车路过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内蒙古集宁和呼和浩特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一眨不眨，总想着我们的太爷辈，或许曾经就生活或者奔波于这片地域。我的大妻哥，一段时间甚至萌发了到山西和呼和浩特寻根问祖的冲动，只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亲人间的音讯早已隔断，就像大海捞针，怎么找，去哪里找，希望非常渺茫。加之那些年生活条件根本不容许，运动又频繁，关键是岳父头戴一顶富农分子的帽子，子女受株连，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的份，怎么可能有机会让你出远门去找亲戚呢，想一想也很不现实，只能就此作罢。

而岳父自称是骆驼客的后裔，完全是小时候从他的父辈那里，通过口口相传承袭下来的。后来岳父和岳母成婚，先后养育4男4女8个孩子，两位老人就把山西和绥远这两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名字，不停地灌输给儿女，目的也只有一个，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祖籍在哪里。

前面我讲到，历史上乌鲁木齐回族的先民主要来自陕甘宁青和山西，而之所以背井离乡、远赴新疆，大致可分为这几种情形：从军征战、流放发配、逃难谋生、垦荒屯田和经商做生意。岳父的父亲就属于后者，跟着别人拉骆驼，跑贩运，走新疆。那么远的路途，穿戈壁、越沙漠、翻大山，过险滩，驼队见首不见尾，步履缓慢、疲惫不堪，抗御自然灾害和土匪打劫的能力都很弱。出一次门不是十天半月，而是整整几个月时间，没有相当毅力、决心和一个健康的身体，很难走完全部路程。丝绸之路打开中国和外国的通商之门，茶马古道连接内地和边疆的供需，而兴盛于新（疆）绥（内蒙）的驼运线路，从早期清朝的军用所需，发展到后来的民间所求，大抵都靠“沙漠之舟”骆驼来完成，而那些“牵骆驼的人”，则是有着吃苦耐劳和经营头脑的绥晋之人，我们的爷爷就是其中之一。

儿女经常问岳父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远的路咋么走呢（音尼）么？骆驼都驮着些啥（音撒）东西？”这个时候岳母就脸带着微笑看着岳父，而岳父则捋一捋白色的胡须哈哈一笑道：“听老人说，他们出绥远，过包头，穿宁夏，绕甘肃，进新疆！”这个“老人”指的是岳父的父亲，我们的爷爷。“不过我也听你们的阿爷说，有的时候走到半道，也有可能迷路绕圈子，多走一些冤枉路。”岳父补充说。“骆驼驮的啥（音撒）？来的时候是茶呀，布呀，药呀，糖呀啥（音撒）的；回去的时候是皮子呀，毛呀，毯子呀，葡萄干啥（音撒）的，反正不走空趟子！”岳父总是好像自己也当过骆驼客似的，这时候脸上笑成一朵花，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

虽然是孩提时代听大人们讲的，但都深深刻在了岳父的脑海里。这一点我是非常敬佩岳父的，记忆力出众，人聪明，善钻研，手艺好。早先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就学得一手做豆腐和做糖的本事，后来搬到乡下，种地又是一把好手，地里头不管啥活，没有他不精通的，要干就要比别人干得好，没有不佩服的。后来我和妻子成了一家人后，夏天吃的菜都是岳父自己种的，包括韭菜、辣子、茄子和西红柿，还有豆角芹菜啥的，样样行行，一个不少，不要说我们了，街坊四邻也都受益不少。不过最令人叫绝的，还是岳父的多面手和文化素养，多面手是指他除了农活，还能干木工活，泥瓦活，皮匠活，而且一干就是师傅，别人只能打下手。岳父没有上过几天学，但讲起三国和水浒，一套一套的，唱起秦腔也是一折一折，而且伴有动作，一招一式都很到位，不服都不行。不过岳父说得最多的，还是新疆解放前的一些历史和掌故，尤其是和我父亲，也就是两个亲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少不了这个话题：什么盛世才，霍加·尼亚孜，马仲英，骑五军等，只要打开话匣子，一时半会儿刹不住车。特别是“骑五军”（听成了“齐武俊”），以前我总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才搞清楚，骑五军原来是青海马步芳骑兵部队的一个简称。

根据岳父的转述，后来我专门查阅了《乌鲁木齐志》，果然和岳父的说法大体上一致。史料中记载：清末是新疆至绥远间驼运的鼎盛时期。清光绪十年（1884年），大约有1万峰骆驼来往于归绥与迪化之间，到了民国十九至二十一年（1930—1932年），迪化仍然有五六千峰骆驼从事长途贩运。而这历史悠久的驼运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称之为“大草地”和“北路”，自迪化向东北方向行至古城（今奇台，在维吾尔语发音中奇台就是古城），再向北经阿尔泰地区东部，进入今蒙古国科布多边境大草地东南行回到我国绥远境内，最后途经百灵庙、武川到达归绥；或者由迪化经古城东去镇西（今巴里坤），再折向东北进入今蒙古国境内，再沿上述线路到归绥。另一条路是“小草地”，从迪化出发后一路向东经古城到木垒，再过七角井、哈密，到甘肃北部的居延、额济纳旗，之后由宁夏北部进入绥远，最终经包头、武川达归绥；或者由迪化经古城、镇西，由明水沿前述路线到达归绥。

经过分析和判断，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阿爷”和他们的驼队，选择的是驼运北路。有两个理由：一是岳父在几十年的叙述过程中，经常提到“阿山”和“伊犁河”这两个名称。“阿山”就是阿尔泰山的简称，尤其以盛产黄金著称，说不定骆驼客间或顺道做一些黄金生意；二是我前面提到，妻子有着柯尔克孜族血统，而柯尔克孜族在新疆的分布情况是，除了大都集中在南疆克州和周边一些乡村牧区外，还有一些居住在伊犁州的一些地方，相对集中在特克斯县和昭苏县，而且还有夏特和阔克铁热克两个柯尔克孜族民族乡。由此可以断定，岳父的父亲不但走驼运北道，而且最远还到了伊犁。不仅如此，还在伊犁这块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娶了一个柯尔克孜族女人为妻，为我们生下一个浓眉大眼，英武漂亮的父亲和岳父。而这样的岳父和曾为大家闺秀的美丽岳母结合，所生养的8个孩子，男的出落得俊朗和气度不凡，孝敬父母，成为女孩子追慕的对象；女的则是天生的美人胚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知书达理，攀亲的，说媒的，偷偷一封一封写情书的，为数不少。但从相貌上而言，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混血的痕迹，随岳父的特征就明显一些，而随岳母的特征则不太突出。女孩当中，妻子的相貌比较接近我们的柯尔克孜族奶奶，不说话外人总以为她是维吾尔族。走在大街上，问道的维吾尔族老乡，一开口都对她讲维吾尔语。男孩当中，大小舅子一双眼睛最突出，大大的，深深的，双眼皮，因为开出租，如果是维吾尔族乘客，门一开就跟他说明要去的地方，诸如“董阔热克噶巴然木斯孜（二道桥您去么）？”或者“乌斯塔，特孜，特孜，乌琼其都克都尔汗噶巴热曼（师傅，快，快，我要去三医院）！”弄得大小舅子哭笑不得。这就是遗传基因的力量，抹杀不去，遮挡不住，而且还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是的，我们的奶奶是柯尔克孜族。一些从血脉里带来的东西，那是根深蒂固，至死也不能改变的。譬如饮食习惯，虽说嫁了爷爷之后“夫唱妇随”，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然而喝奶茶，吃馕饼的嗜好一直保留着。一次奶奶突然想吃熏马肠了，而附近又没有，简直馋得不行，眼泪汪汪地望着爷爷，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爷爷于心不忍，四处打听，听说乌鲁木齐有的卖，大冬天的冒着严寒，从早赶到晚，硬是长途跋涉几十公里，自己饿着肚子，却给焦急等待的柯尔克孜族奶奶弄回来一两截熏马肉和马肠子，放进锅里用水煮了，不等肉熟了，仅凭弥漫在满屋子的熟悉而又久违的亲切味道，我们的奶奶就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泪流满面地连声对爷爷竖着大拇指夸耀说：“外巴约胡大，加克斯，加克斯（主啊，好，太好了啊）！”

阿爷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而且又是不同民族，虽说都信仰伊斯兰教，但毕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而且一个是来自绥远农耕人家的骆驼客，一个是世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生活习俗天差地别，双方怎么适应，彼此如何了解，关键是两人是怎么走到了一起的？莫非绥远本身就意味着“随缘”，是真主的安排，命中注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千里姻缘一线牵”了。

岳父告诉我们，爷爷是随舅舅一起来的，一个单趟就达数月之久，一个来回则是一年半载。先是舅舅在伊犁娶了一个柯尔克孜族老婆，见爷爷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岁数（我估计也就20岁出头），就也给爷爷说了一房柯尔克孜族媳妇。岳父说，实际上爷爷的舅舅这个时候在新绥两地都成了家，也就是说在老家绥远早已有家室，到新疆伊犁又找了一个女人。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不长，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绥远，紧接着老家那边就来人，跟爷爷的舅舅讨要说法。说是讨说法，实则不由分说“棒打鸳鸯”散，几乎采取“绑架”的手段，强行将爷爷的舅舅和柯尔克孜族女人分开，一路哭着、闹着、横断着把他押回了绥远。

因为来者不善，不是别人，而是爷爷舅舅的儿子。那可是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母亲在老家眼巴巴盼着团聚，老子却在遥远他乡有了新的老婆，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不跟着一起回家，这就死给你看！”儿子最终在随行者们的鼓励和撺掇下，向父亲发了毒誓。儿子是一个犟脾气，冲得很，也横得很，拳头捏得“嘎巴嘎巴”响，眼珠子瞪得牛一样，呼呼喘着粗气，脖子的筋都端扎着，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这么危机的时候，稍微有个闪失，说出人命就出人命了。就这样，爷爷的舅舅权衡再三，最终不得不撇下可怜的柯尔克孜族女人，眼含着热泪，满怀着愧疚，无可奈何而又一步一回头地跟着儿子他们走了。岳父说，爷爷的舅舅其实也是因为心地善良，才娶了那个柯尔克孜族女人。包括爷爷的那个女人，都属于山那边异国他乡的逃难者，生活无着落，前途一片黯淡，加之又是女人，危险和不测随时存在。爷爷的舅舅最后也是动了恻隐之心，才萌生了再娶一房女人的想法，不料想到头来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心里肯定非常难受，却又无能为力，也算是一个悲剧。我们就问岳父，那为什么不把爷爷也一起“押”回绥远？岳父说，因为爷爷这时已经有了孩子。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再把父亲从儿女身边活活“押”走，一个是太残忍，再一个这一回“死给你看”的，很有可能就是爷爷的这个柯尔克孜族女人了。

实际上，绥远骆驼客在新疆再讨一房老婆的事情并不稀奇。就在笔者为撰写此文收集素材的日子，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绥远骆驼客到了乌鲁木齐，经人介绍娶了当地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生性泼辣，倔强，敢说敢做，用现在的时髦词语来形容，活脱脱就是一个“女汉子”。故事乍一听有些雷同，往后再发展，却又出乎人的意料。就是说，这个绥远骆驼客，和我们爷爷的舅舅一样，也是先有绥远的家室，再有迪化的老婆。绥远的女人见男人一去不回，不但让儿子来寻找父亲，而且自己也跟着一起撵上来了。到了山西巷子一带一打听，骆驼客果真有了新的家庭，这还了得，哭天抢地、歇斯底里就登门去兴师问罪。然而母子俩根本不是泼辣女人的对手，劈头盖脑一顿擀面杖，三下五除二，就把远道而来的母子俩打出了家门。可怜的绥远女人和儿子哪里见过这阵势，一边尖叫着，一边抱头逃窜，丢了魂一样，一时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

正当母子俩惊魂未定，沿着巷子铆足了劲往外逃窜时，突然一个院门打开了，紧接着出来一个女人，不由分说把母子俩藏了起来。泼辣女人大喊大叫着，紧跟着就从后面追过来，一看人不见，挨家挨户开始找，一边找还一边破口大骂：“我们可是正儿八经办过手续的，亲戚邻居哪一个不知道，你还野猫想赶家猫走，满大街坏我的名声，胆子也真是太大了，这不是找上门来找挨打吗！”泼辣女人喧宾夺主，反戈一击，底气足得就跟快要爆裂的气球一样，反倒把一路按图索骥，一门心思想着要物归原主的一对母子吓了个半死，硬是躲在别人床底下，颤抖着身子，屏住呼吸，不敢动弹。男人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手心手背都是肉，深不得、浅不得，最终还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绥远来的母子俩，满含着悲愤与羞辱，重又回了绥远。直到后来都上了岁数，而且听说绥远的女人重病在身，泼辣女人这才良心发现，不但准许男人回了一趟绥远，而且大大方方，自己也一道陪着去了。据说，两个女人见面的场面特别感人，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

后来新绥两地的驼运逐渐衰败，爷爷一家流落到了昌吉，再后来兵荒马乱，局势动荡，老百姓就成了替罪羊。那个时候，新疆历史上发生了一些大事情：甘肃的军阀马仲英先后两次率兵进疆，1933年春夏，马仲英竟然把迪化城围困了起来。四面楚歌的迪化城爆发了“四·一二”政变。而“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退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和归化军联手发动军事政变，把省主席金树仁赶下台，刘文龙被推举为临时政府主席，具有实权的东路剿匪总指挥盛世才被推选为新疆督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迪化的军事政变和权力更迭，自然引发不少残酷的斗争和充满血腥味的屠杀，并波及到近在咫尺的昌吉，伤及了无数的无辜百姓。岳父说，有一天一队人马追追杀杀到了昌吉，到处枪声不断，大街小巷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然而依旧不能摆脱苦难的命运。那一天爷爷的家里突然闯入几个荷枪实弹的，不由分说举枪就开始向人射击。爷爷出于本能，第一时间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把婆姨娃娃挡在了身后。一声枪响，子弹先是洞穿了爷爷的胸膛，接着子弹又穿膛而过，一下射中了柯尔克孜族奶奶的躯体。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罪恶的子弹仍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在爷爷大女儿身上发威，刹那间把她的胳膊也打伤了。岳父说，当时他姐姐，后来成了我们的姑妈，胳膊一下子就折了，很不听使唤地甩着，而当子弹运行到岳父身上的时候，总算没有再造成伤害，而是在他身上燃起了火花，岳父急中生智，一个原地打滚，才将火扑灭。只有小姑妈安然无恙，那是因为她用最快的速度藏在了窗帘后面。大冬天的，一家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可是杜世曼的一颗子弹，就这样接二连三伤害到亲人的身体，齐刷刷四个人躺在血泊中，最终两个大人离开了人世，一个孩子终生残疾。岳父每每说到这里的时候，一家人唏嘘不已，潸然泪下，尤其是我的妻子，很长时间有一个心结打不开。既然舅舅都“押”回绥远去了，那么这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外甥的下落，就没人再过问一声吗。人心又不是石头长的，难道就不心疼这个孤苦伶仃的木萨普尔吗？或者是已经听说了什么不幸的消息，却因为路途太遥远，天下又很不太平，到处烧杀抢掠，最终心有余而力不足，遗憾终生了。

三个孩子从此成了孤儿，分别被人领到三户人家。妻子推算，当时大姑妈13岁，岳父11岁，小姑妈9岁，从此一家不知道一家的消息。直到岳父即将结婚的时候，大姑妈才找上门来，这时她已经成婚有了孩子。而那个给人当了童养媳的小姑妈，和岳父的见面，则是到了更晚的时候。岳父告诉我们，父母双亡以后，他被一个没有儿汉的老两口收留了，卖了一年的奶子后，被爷爷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朋友发现，就把岳父从昌吉带到了乌鲁木齐。没有多长时间，这个爷爷的朋友，又把岳父送到他的岳父家，实际上是给他的岳父找了一个长工。夏天到八道湾种地，冬天回到城里打工，不是粉房就是糖房，受了很多苦，也学会了很多手艺。我岳母家姓周，当年在八道湾置得一片耕地，爷爷朋友的那个岳父正好就给岳母家当佃户，每年一到春上，一家人都搬到八道湾。因为年富力强，又是种地的好把式，岳母家大人为了守住土地，关键是岳母家几个男人，都年纪轻轻就遇害了（岳母家的这一段悲痛历史，我在《遥远的梧桐窝子》一文中作过叙述），家里缺少男丁，卖了土地就意味着败家，后来没有办法，就招岳父当了上门女婿。一开始这桩婚姻很不被看好，岳母家是有钱人家出身，城里有一大院房产，直到我大舅哥结婚那阵子，还靠吃房租补贴家用。加之岳母是大家闺秀，上过迪化回民女子中学和经文学校，号称经、书两家学，能识文断字，和一个没爹没娘的散漫惯的莽撞汉子结婚，总觉得太不般配，太让岳母受委屈，却又实在无可奈何，只能牺牲了岳母，来保全八道湾那一片土地。

岳母家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片土地，哪怕不惜这么大代价，让岳母屈身下嫁，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想留下对失去亲人的一个最直接的念想（外爷爷和他的弟弟，两个活生生的家中顶梁柱，突然一夜之间失联于梧桐窝子，从此渺无音讯），而要让这个念想保持得更长久，家里没有一个遮风挡雨、顶天立地的男人，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实最终证明，这个男人不是别人，就是真主派来的我们的岳父。

人家是从农村走向城市，岳父家则是由城市一步步向农村迈进，归根结底还是和土地有关。从八道湾到芦草沟，先近后远，即便到了芦草沟，还是摆脱不了不停搬家的宿命（妻子说这是受了爷爷辈奔波命运的影响）。先是红土湾子（现在的水磨沟区石人沟村），后又因为做豆腐的手艺，举家到了十二队（米东区人民庄子），再后来就到了芦草沟村二队。就这样，岳父家从此在芦草沟村二队扎下根，直到两个老人先后归真，一呆就是55年。从一开始的一个孤儿，到后来的8个儿女，再到后来的18个孙儿孙女，直到今天的15个重孙子，总共四代人，包括女婿媳妇总共65口人，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了。

岳父岳母在世的时候，念个索，干个尔麦里，除去阿訇曼拉和亲戚街坊，仅自家人就要待上五六桌子，虽说一个个忙得团团转，累得够呛，却又一个个脸上乐开了花。几代人同堂享受天伦之乐，要的就是这个兴旺的人气，难忘的时刻。也正因为儿孙满堂，即使岳父岳母已成为亡人，儿孙们依旧发扬着两位老人留下的美好传统，那就是每每到了爷爷无常的祭日，一定会轮流举行或大或小的祈祷仪式，为我们的爷爷做个好杜瓦，为所有已经故去的亲人们做个好杜瓦，当然也包括遥远的绥远，和那些离世的却又不知姓名的亲戚们……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