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蓓容

专栏

大树风号

陆蓓容

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方向为明清书画鉴藏史，著有《宋荦和他的朋友们：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

项圣谟

在最后一期武英殿书画展上看到项圣谟《大树风号图》。画很突兀，满眼夕阳余晖之下，有一株叶落殆尽的大树。有一位老师初春时往访嘉兴，在凤桥镇东石佛寺前看见一株千年老银杏。其时蒙茸枝叶尚未生出，枝干多而短，形状真与画上相仿佛。又有一个极小的红衣小人儿，策杖回身背向观众。上方自题七言绝句，是「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随时旦莫（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款印「项氏孔彰」、「未丧斯文」。引首用「兔乌叟」圆印。整幅画高长而干净，左下角钤「项圣谟印」，右下角钤「槜李胥山樵父诗书画」、「项孔彰留真迹与人间垂千古」。这样看来，他是很有些「艺术家的自觉」的。至于藏印，仅有右下角一枚，文曰「明久所藏」，未能确切知道是什么人。或本来就流传不广，或在重新装裱时失去了裱边旧题，都不太能查了。

项圣谟是大收藏家嘉兴项元汴的孙子。董其昌曾夸他是「所谓士气作家具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钱谦益也认为他的诗情画意相互生发，以其少许胜人多多许。或者可说，在「当代」，曾是得到肯定的。

在他的「当代」，亲见承平的老辈们相继凋零。随着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这些亦师亦友的前辈们纷纷谢世，活着的项圣谟迎来明清鼎革，家破亲亡。项元汴天籁阁故物风流云散，安岐《墨缘汇观》曾记一件元人吴镇《为松岩作墨竹卷》，就有他们祖孙俩先后藏印。

蝼蚁身处洪流，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只留下作品讲述心事。流传至今的总数目无可考证，不过，仅《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索引》记录公藏项氏作品就有八十七件，实在不能算少。清初士人已经注意到他，在我知道的范围里，周亮工《读画录》有其姓氏，陈廷敬、董以宁、查昇写过题跋。不过，当时喜爱古书画的士人普遍偏重晋唐宋元。明四家以后诸人，除了董其昌，好像都还不大要紧似的。譬如吴之振拿一个项圣谟的画册送给宋荦，只称其「用笔细入，为董华亭赏拔，画苑中备人数可耳」，口气相当随意。直到康熙中后期，姚际恒（一六四七年～一七一五年）才说自己晚年喜欢项氏的画，收了不下二三十张。这证明存量丰富，如果愿意重视，收藏并不为难。

清中期以后，项氏常常出现在各种书画著录中。据今人张舜徽所记，其后人亦能珍视祖宗笔墨，有画传到十一世孙手里，才拿出来征求题跋。他的山水独特，花卉亦复可喜。人们看到的并不一定都是个人情感强烈的作品，因此

夸什么的都有。秦祖永说他「近师文氏，远法宋人，尤能领取元人气韵」；顾文彬称其专门规模宋贤而一力复古；陆心源则说，想必是小时候跟着项元汴看多了家藏珍品，所以才「笔墨超脱」。他的遗民心事在承平时代日就沦没，直至清王朝落幕后又一度剩水残山。

去年在台北鸿禧美术馆见到蒋穀孙旧藏项圣谟《依朱图》，题款自称作于甲申鼎革之际。墨笔自画坐像，背靠着朱砂绘成的山水树石。以朱色譬喻朱明王朝，手法与《大树风号图》中的红衣小人如出一辙。当时无法拍照，也不够勤勉，没有记下它身上有多少收藏印记，更无暇抄录裱边满满当当的题跋。只记得题者都有来头，大抵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裱边上方正中是正要与溥仪图谋复辟的郑孝胥，下方偏右则是一路走进新中国的叶恭绰，依稀记得尚有邓邦述、李宣龚、冯幵等人。他们政治立场未必统一，出处遭际更不相同。不过明遗民的酒杯，总是拿来浇了清遗民或者「民国遗民」的块垒—一九三七年以后，民国的金瓯也已缺损了。

据说鲁迅先生很爱项圣谟在《大树风号图》上的题诗，数次题赠他人，不知他从哪里读到这首佳作。这欣赏并不使人意外—新世界的块垒，非「忠爱之情」一言可蔽，书画毕竟不能使它消泯。

明 项圣谟 大树风号图轴纸本设色 纵一一五·四厘米 横五〇·三厘米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