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慧+++聂强

摘 要：本文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A县66家贫困村村级资金互助社2011-2012年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政府股金占比、互助资金总额、试点村贫困户占比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单笔贷款额度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均显著。本文提出加强对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监督、防止目标偏移、重视扶贫配套措施、引入外部机构业务扶持等措施，以期促进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运作。

关键词：农村金融；资金互助社

一、导言

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是试点过程中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对试点进行了设计与规范，力图以财政资金为基础，整合农户资金，滚动使用，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试点县扶贫办与财政局结合中央政策规定与地区特点，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与组织措施，对互助资金试点的组织与运行进行了诸多规范与监督，以保证财政资金与农户入社资金的安全，促进试点的平稳持续运行。而在村级层面，管理层更关心资金互助社的可持续经营，以便为社员长期提供扶贫资金，促进贫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员也关注资金互助社的可持续性，从而保证入社资金的安全、生产资金短缺的满足以及可能的盈利分配。

关注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与国际小额信贷发展实践不谋而合。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通过商业化经营实现可持续地扶贫成为小额信贷的主流思路，可持续地扶贫成为小额信贷发展实践中重要的理念变革（Ledgerwood，1998；Robinson，2001）。只有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才能保证机构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才能更好地吸引外部资金扩大扶贫规模。而在不同类型的小额信贷机构中，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更值得关注。作为社区自发发起的本土化的组织，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为贫困社区的扶贫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管理能力、人员业务素质等方面的约束，对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造成重要约束。

由此，研究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对提高财政资金扶贫效率、完善既有制度设计、加强试点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国际范围内对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可持续性的认识，也会起到补充作用。但是，我国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范围广泛，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影响因素迥异，因此，要全面反映试点的可持续性，需要长期的深入研究。本文对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的研究，主要针对西北地区贫困县的特点。本文选择西北地区某国家级贫困县——A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较早开展试点。2006年开始，中央就在A县的3个村开展试点。第二，试点进展较为连续。从2006年开始，A县在中央和省扶贫资金的推动下，累计在8个乡镇、94个村开展互助资金试点。第三，财务数据比较健全。A县扶贫办引入了财务系统，对各村财务数据进行汇总与监督。由此，选择A县贫困村资金互助社开展研究，有助于较为全面把握西北地区县域范围的发展动态以及村际差异，深化对该问题研究的既有认识。

与既有文献相比较，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选择西北地区某贫困县多家村级资金互助社展开计量经济研究，对国内既有研究基于农户层面的经验研究或者个别村级资金互助社案例研究进行了补充；第二，以国际化视角来分析中国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问题，对该问题提供了中国的经验支撑。由于我国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有不同的制度背景，本文的分析也会丰富有关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问题的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评述了国际上有关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性的研究，分析了我国有关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第三部分是数据与研究方法，介绍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指标变量，给出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结果，分析了计量研究的结果，并进行了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在国际上的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中，我国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属于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1。有关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问题，相关文献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小额信贷可持续性问题的专题研究中涉及到联保贷款、村银行贷款方式的影响，如Cull et. Al（2007；Ben（2012）等），第二类是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的专题研究中涉及到可持续性问题，如Murray and Rosenberg（2006）、杜晓山（2009）等；第三类是小额信贷市场的分析中涉及到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如Karmakar（2008）、Berger et al（2006）等。

就相关文献关注的问题而言，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小额信贷机构、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可持续性的度量；第二类是对影响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或者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因素的分析。

尽管小额信贷机构经营不可持续有诸多的表现，如高度依赖补贴、还款率低、客户大量退出、机构倒闭等，但是衡量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一般通过经营自给比率或者财务自给比率等财务指标来进行（Ledgerwood，1998）。该指标较好地综合反映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补贴依赖、管理效率、创新能力等，也适应贫困村村级资金互助社可持续性的度量。此外，反映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可持续性的指标还包括还款率、客户是否稳定等（杜晓山，2009）。

以此为基础，相关文献对影响小额信贷机构、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目标客户群、资金来源、外部支持、精英控制、社区环境、内部治理等均起到一定影响。

“可持续地扶贫”范式隐含的矛盾，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指明了第一个制约因素。贫困人口的单笔贷款额度较小，贷款的单位固定成本较高，造成可持续经营受到约束。由此，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形成逆向影响的一个突出因素是客户的贫困程度，指标化为单笔贷款额度。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更趋于底端，实现可持续经营的难度更大。林万龙等（2009）对四川仪陇试点情况的定量分析表明，即使排除掉极端贫困户，拥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仍然处于一种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状态，互助资金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贫困瞄准目标农户上移的现象。

政府扶持或者捐赠机构的支持，是很多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机构的重要支撑。但是，世界银行扶贫顾问小组的专题研究表明，政府出资的社区管理型小额信贷项目往往是难以持续的（Murray and Rosenberg，2006）。以政府或者捐助机构外援为主的村基金，如无抵押担保，则村民不会认真还贷。村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认为，外来资金还不还并不重要，甚至认为还了钱的是“傻子”（杜晓山、孙同全，2010）。

高效的外部支持也是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成功的重要支撑。Murray and Rosenberg（2006） 对60家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的研究发现，社区组织接受的外部支持的质量也对基金的成功有重要影响。杜晓山、孙同全（2010）研究发现，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外部监管体系严重缺失。外部机构（比如县扶贫办、财政局等）由于人手紧张、缺乏专业知识、缺少工作经费等原因，往往注重项目前期的启动，在项目运行期间难以监管到位，导致难以及时发现问题，或者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及时解决。

熟人社会会降低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的成本，但是来自乡村精英的控制也可能会加大基金可持续运行的风险。互助资金可能被少数管理人员控制，并沉淀到少数富裕户的手中（杜晓山、孙同全，2010）。此外，影响到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的因素还包括：社区环境的约束——自然村交通不便，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人员结构；专业管理人才的缺失——缺乏合格的财务、信贷人员；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健全——财务监督、业务审核可能流于形式等。

综上分析，就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问题而言，既有文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分析，对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形成了基本的判断，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础。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限于规范论述，少量的经验研究或者基于农户调研、或者基于少数村级互助社的案例研究，由此造成的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验证。基于农户调研的分析，可以显示对村级资金互助社的满意度等内容，可以从农户需求面反映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供给层面的分析对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也是非常重要的，单纯地从农户需求角度难免会留下一定的盲区。一些研究基于几家村级互助资金社从供给层面进行了案例分析，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对该问题的认识。但是，样本量过少，使得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有待进一步商榷。这些缺陷，为本文的分析留下了空间。

本文从贫困村村级资金互助社入手，试图揭示影响村级发展互助基金可持续性的因素。与既有研究大多基于调研数据不同，本研究利用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县扶贫办的监督，数据质量有一定保证。对财务指标的分析，与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一致，符合政策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本文选择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指标来测量贫困村村级发展资金的可持续性，对既有分析单纯关注农户满意度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补充研究。通过面板数据的检验，对影响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财务可持续率的因素进行了验证，为监管机构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支撑。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本研究基于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的需要，选择西部国家级贫困县A县进行调查。A县自2006年开始就开始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截至2012年底，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的推动下，已经在全县各乡镇91个村设立了村级资金互助社试点。本文共搜集到83家村级资金互助社2010-2012年数据，通过数据清理，剔除其中不合格的样本。同时，还要考虑到关键指标的完备性。在此基础上，共得到有效样本132个（66家村级资金互助社）。样本数据涵盖A县各乡镇，样本村贫困程度、互助资金规模等具有多样性，基本上可以代表贫困县互助资金的整体情况。

（二）方法。考虑到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的需要，我们选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影响村级资金互助社财务可持续的因素进行计量检验。

本文选择财务可持续率作为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持续性的度量。该指标的计算方法是：

财务可持续率=■-补贴率

上式中，补贴率采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年度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本文中，2011年的补贴率选定为6.06%，2012年选定为6.31%。

论文基于有关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的研究，试图检验有关影响因素的作用。通过分析有关因素对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可持续性的影响，形成基本假设如下：

计量经济模型如下：SR■=β■X■+u■+ε■

其中，SR■表示村级资金互助社i在t年的盈利率；X■是随村级资金互助社和年度变化的（1×k）向量；β是X的系数（k×1）向量；u■表示村级资金互助社的个体效应，是不可观察的不随年度变化的随机变量，在不同村级资金互助社独立分布，方差为σ■■；ε■是残差项，假定与列向量（X，u）不相关，具有X■条件不变方差σ■■。进一步，在组合残差项v■=u■+ε■中，u■表示个体效应，不随年度变化，不可观察；ε■表示其他扰动项。

进一步，X■包括的自变量包括：单笔贷款额度、贫困户借款占比——用以测量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目标客户；政府股金占比——用以测量外来资金的比重；资金周转率、逾期贷款、还款率——用以测量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管理效率；农户入社率、贫困户入社率——用以测量互助资金试点动员以及组织的效率；试点村贫困户占比——用以测量试点村的经济环境；互助资金总额——用以测量村级互助资金的规模。

根据个体效应u■是否与X■相关，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2。如果u■与X■不相关，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通过豪斯曼检验，对不同模型进行检验，由于值比较显著，最终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基于调研以及我们对问题的把握，不存在同时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素，从而内生性偏差可以忽略。此外，考虑到数据指标的约束，一些常用的变量，如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也难以采用。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适应了研究需要。

四、计量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表2给出了A县66个贫困村村级资金互助社2011-2012年财务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从盈利率指标以及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村级资金互助社在2011-2012年度总体实现了财务的可持续，均值达到8.06%。这说明，贫困村村级发展资金互助社具有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可能3。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财务可持续处于较低水平，盈利能力处于相对较低的区间。对数据进一步挖掘，可以发现有29个观察值为负值，约有22%的观察值尚未实现财务可持续。如果考虑到目前人员费用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甚至有些村级互助资金社的管理工作是义务的，那么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持续性水平就可能进一步降低。

其他变量的分析进一步可以得出A县贫困村村级资金互助社的概况。A县66家机构政府股金占比均值高达87.28%，这与A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特点不无关系——试点村贫困户占比均值达到约39%。与其他地区情况比较类似的是，互助资金的单笔贷款额度较小，样本均值为3 956.90元；贫困户借款占借款总额的比重均值为34.50%，反映了非贫困户的资金需求要更高一些；农户借款笔数均值为285笔，大致等于村庄户数均值的60%多；由于将提前还款考虑在内，还款率均值达到127.92%；相比而言，A县农户入社率与贫困户入社率不算太高，均值均在22%左右；村级互助基金的额度大致在30万元左右，规模适度。

上述描述性分析基本上是基于均值进行描述，不能忽视各村级资金互助社之间的差异。除去政府股金占比等个别指标以外，其余指标的标准差均比较大，达到均值70%以上。这说明，A县村级资金互助社之间的差异性是比较显著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本研究的抽样基本可以反映出总体的情况。

回归结果。表3以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为被解释变量，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股金占比、单笔贷款额度、互助基金总额、试点村贫困户占比通过统计检验，对村级互助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与小额信贷商业化范式所内涵的矛盾一致的是，单笔贷款额度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正相关关系，并且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对林万龙等（2009）有关目标客户上移的发现提供了证据，也与国际上小额信贷机构商业化经营带来部分机构目标偏移的现象一致。

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扶贫顾问小组对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成功运行影响因素的分析。政府股金占比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盈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弱显著（P值在11%左右）。Murray and Rosenberg（2006）的研究强调了贷款基金的自我发展能力，外部资金推动型的机构往往难以成功。与国际上社区管理型贷款基金情况不同的是，我国村级资金互助社是政府推动的，以财政扶贫资金为主体，倡导政府与农户结合的发展机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运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回归结果也显示，政府股金占比越高的村级互助资金社，盈利能力反而要低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这再次凸显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也验证了依赖财政资金背后的效率缺失，这实际上对Murray and Rosenberg（2006）的研究结论是一种扩展。

试点村贫困户占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发展环境对村级互助资金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贫困不仅仅是收入水平低的一维状态，能力的欠缺、机会的缺乏等均是贫困的其他侧面，而这些均会影响到村级互助资金的持续发展。试点村贫困户占比与村级互助资金社的盈利率成负相关关系，而且通过统计检验。吴忠等（2008）对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发展环境的担忧，在本文中得到了经验验证。

与国际上追求小额信贷机构规模化的趋势一致的是，理论研究一般认为只有发挥规模效率，小额信贷机构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扶贫。然而，社区管理型机构却往往难以符合这一认识。表2中的回归结果表明，互助资金总额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显著。由于经营范围受到限制，以及管理效率较低、缺乏具有较高收益的投资机会等原因，互助资金在试点村范围内往往难以得到充分应用。由此。一个小而强、运行高效的互助资金才应该是进一步试点的方向，而有关部门追求政府投入最大化、股金最大化的做法也需要纠正。

作为测量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社会绩效额另外两个指标，贫困户借款占借款总额的比例、农户借款总笔数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类似的是，还款率、农户入社率、贫困户入社率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A县66家贫困村村级资金互助社2011-2012年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发现政府股金占比、互助基金总额、试点村贫困户占比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显著；单笔贷款额度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可持续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基于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财务数据而得出，对西北地区贫困县的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可持续性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扶贫办、财政局等机构对贫困村村级资金实施非现场监管以及财务监督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思路。

结合研究结论以及调研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比例较高的贫困村资金互助社，需要关注这些机构的财务可持续率变动，防止由于贷款拖欠、违约等造成的财务费用增加以及资金损失。

第二，需要关注为追求盈利率而加大单笔贷款额度的倾向，这会导致贫困户借款的比例下降或者过度负债，使贫困村资金互助社偏移原有的目标。

第三，对于贫困户占比较高的试点村，需要技能培训、项目扶持、技术指导等配套措施，增加贫困村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些与资金支持相配套的措施，对扶贫目标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通过外部扶持或者帮助，增强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资金运营能力。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有经验的小额信贷机构、非政府组织加强业务指导以及帮扶，提升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资金运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产品创新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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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Developing Village-based Mutual Funds

——An Analysis Based on 66 Village-based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s in One

Poverty-stricken County in Northwestern China

ZHANG Yinghui1，2 NIE Qia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3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2011-2012 data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of 66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A county，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among ratio of governmental funds， mutual funds amount， ratio of poor households in plot villages and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io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while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loan amount and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io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statistic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io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preventing the mission drift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related coordination 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roducing business support from external organizations et al.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village-based mutual funds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Keywords： rural finance； mutual fund cooperatives

责任编辑、校对：张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