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写作”的蜕变
2016-12-17杨庆祥
山花 2016年18期
批评家李陀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要重新反思80年代文学的负面遗产,并认为这些负面遗产对当下的写作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在这些“负面遗产”中,李陀尤其认为对所谓的现代主义写作反思不够。李陀引用了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将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写作进行区别,认为先锋派有其批判性和社会内容,而现代主义则更注重技巧性,缺乏对社会历史的深刻全面观照,“由于受现代主义纯文学这样一个文学观念、文学范式的影响,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才华的70后、80后、90后没有完全摆脱开,表现之一就是格局小。……他们的写作都关心的是个人世界,而且把个人世界等同于世界,或者把文学世界等同于世界。现代主义通过80年代文学持续地影响着我们这些新生代作家。”[1]李陀的观点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对一些概念的演变也需要做更仔细的甄别,比如现代主义与纯文学的关系。但是,李陀依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思路,去反思当下写作——尤其是更年轻的作家写作所出现的症候。如果仅仅是从文学技术的层面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经过近30年对西方现代主义写作的模仿、借鉴和学习,现代主义写作几乎变成了一种被内化了的技艺,“若干年以后,面对行刑队,某某将会想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等经典的现代主义句式几乎成了写作的流行语。在2014年,我们已经很难像80年代那样去指认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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