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修雨

汪曾祺通常被视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肇始人，他在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上的诸多主张和实践，开启了随后兴起的先锋文学的先河。比如他主张文体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界线”；否定典型理论，认为“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主张“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等等。这些主张既涉及到小说形式层面的变革，又具有观念革新的意义。对汪曾祺而言，形式不再孤立，而是具有内容的意义功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文体的趣味非常吻合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理念。因为在先锋文学那里，形式不但具有意义，而且某种程度上显然还超越了内容，成为写作追求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无论是马原的“叙述圈套”，还是格非的“叙事迷宫”，还是扎西达娃等的魔幻笔法，其实既是方法论，更是世界观。但奇怪的是，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写作与先锋文学并行，但当先锋文学盛行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汪曾祺这位先锋文学的鼻祖，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在论述先锋文学时，都没有将汪曾祺纳入先锋文学的范畴。这是无意的忽略，还是对文学史的人为的简化？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的先锋意义再次被提出、被重视，则是在其去世之后，而提出者恰恰主要是当年的那一批先锋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格非和李锐。格非主要从小说观念和文学传统的角度公开认为，“汪曾祺是先锋文学第一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