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晨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居民语言能力的世代差异

蔡 晨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通过了解不同世代的方言能力预测社会可能的发展趋势，并对城镇化背景下的方言濒危和方言保护有所启示。基于温岭方言使用的调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受试者最早习得的语言都是当地方言，中年人更多表现为“均衡双语者”，青年人和老年人则表现为“不均衡双语者”。就语言能力而言，绝大多数受试者的方言能力良好，能满足日常交流之所需，但青年人的整体方言能力与中老年人差异明显。同时，某些与文化相关的语言知识在中青年人中有流失的现象。因此，国家须加强语言规划，以构建和谐的城市语言社会环境。

城镇化；方言能力；世代差异；温岭

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拓宽了社会成员彼此流动的管道，表现为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王玲、刘艳秋:《城市语言环境变化与城市语言冲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646-653页。不同地区人口的流动必然导致各种语言发生紧密的接触和激烈的碰撞，进而导致延续了千百年的语言格局和语言生态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一进程中，那些使用人口较少、影响面不大的语言(主要是方言和民族语言)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语言消退和语言濒危的问题，“撑粤语事件”*祝晓宏:《试论“撑粤语事件”的多维成因》，《中国社会语言学》2011年第2期，第1-10页。即是最好的例证。

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个体的语言能力是个体在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并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能影响个体的语言行为表现和语言心理情感。*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37页。具体到城镇化语境下的语言濒危而言，那些处于衰退中的语言，其不同世代间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之间会表现出明显差异。*Mari C J，Ishtla S，Exploring Language Change，The Psychology Press, 2005.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本身的状态和发展、语言生活的状态和发展及语言使用的能力和态度等，与社会现实、人们的生活质量、世界观和人际关系等密切相关，因而语言生活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必然会凸显，人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语言的和谐，和谐的语言社会也就意味着和谐的社会。*张先亮：《从新型城镇化角度看市民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9-126页。鉴于此，本文以浙江温岭当地人为研究对象，探究该语言社区内不同世代族群间的方言母语能力，这将有助于发现该地区发展过程中的语言社会问题，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并对预测社会历史可能的发展趋势提供借鉴，对濒危方言的保护有所启示。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按照户籍将人口分为当地人口和移民人口，而移民人口又根据户籍是否迁移分成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孙福滨、李怀祖：《中国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分类界定》，《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53-58页。迁移人口一般是指因与本地人联姻、投资、购买当地住房或者人才引进等因素而将户籍迁入本地城市，从而成为常住户口。流动人口则指没有取得常住户口的外来移民。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温岭当地人，即住在温岭市区、当地出生和长大且父母或祖父母一方至少有一人为当地人。

游汝杰(1992)提出了划分新老语言的标准，认为60岁以上可称之为老派，30岁以下称之为新派。一般而言，老派较为保守，而新派则会使用较多的新兴成分。*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本文参考游汝杰的标准，并作适当调整，将受试的年龄细分为18岁以下、18—60岁和61岁以上三个层次。将18岁作为划分的一个依据，主要是考虑到人口的流动性，因为18岁以后的青年人会因求学或就业等因素离开当地，更多地接触和使用普通话。本次调查共63人受试，取样的代表性主要参考2010年温岭市人口普查的数据，具体见表1。

表1 受试信息表/人

(二)研究工具

以往对于语言能力的测量，往往涉及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但由于温岭话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方言，因此，本研究只测量听和说两个方面。同时，有关母语的评量不同于外语或者第二语言的评量，在进行客观化评量的同时，也将母语者的主观化评量纳入考量。测量工具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受试者的背景信息、语言习得状况和温岭话能力。背景信息包含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语言习得状况由四个方面问题组成，分别关注其最先习得的语言、男性亲属最常使用的语言、女性亲属最常使用的语言和目前掌握的语言。温岭话能力测试包含三个模块，第一模块为受试者对自己母语能力的主观评量，满分30分，涉及听和说两个部分，每部分包含3个陈述句，每个陈述句后有5个选项。受试者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各个陈述句选择适合自己的选项。若受试者在听或说的自我评价部分少于3分，则不继续进行对应的模块测量，其自我评价的得分即为其语言能力的分值。第二模块为温岭话听力能力测量。受试者会听到一个温岭话朗读语篇，并根据语篇内容回答4个问题(3个细节性问题和1个推断性问题)，满分20分。第三模块为温岭话说话能力测量，满分50分，包含看图说词(30分)、回答问题(10分)和看图说话(10分)三个部分。三个模块相加的得分即为其语言能力的表现。对于第三模块的测量主要以访谈的形式进行。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母语习得情况

受试者的语言习得情况如表2所示，表中数值为受试者的选项频次及其占比。

表2 受试者语言习得情况/人

表2表明，绝大多数受试者最先学会的语言都是温岭话，占84.1%，还有15.9%的受试者最早习得的语言为普通话。该部分受试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童年时曾跟随父母去外地做生意，因而很早就接触了普通话，上幼儿园或小学才回到家乡开始接触温岭话；二是其父母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会有意识地与受试者使用普通话交流。此外，受试者的父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使用温岭话与受试者交谈，只有6.3%的受试者表示父亲会常用普通话与其交谈，9.5%的受试者表示母亲会常用普通话与其交谈。就目前所掌握的语言而言，82.5%的受试者能掌握温岭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只有7名受试者(老年人)只会说温岭话，4名受试者只会说普通话(事实上在后面的访谈中发现，真正的普通话单语人只有1人，另外3人能不同程度听懂温岭话)。

为更好地了解受试者的语言习得情况，笔者作了进一步的统计与分析。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世代温岭人与他们最先学会的语言之间存在显著关联(χ2=8.503，df=2，p<0.05)。老年人和绝大多数中年人最早习得的语言都是温岭话，但部分青年人最早习得的语言则为普通话。这表明，随着年龄的递减，温岭话作为最早习得的语言在老中青三代中所占的比率在逐渐降低。不同世代温岭人与“父亲最常用语言”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χ2=3.806，df=2，p>0.05)，绝大多数受试者的父亲总是使用较多温岭话与他们交谈。不同世代温岭人与“母亲最常用语言”之间存在显著关联(χ2=8.227，df=2，p<0.05)。就中年人与老年人而言，母亲与其最常使用的语言为温岭话，就青年人而言，母亲与其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大幅增加。随着年龄的递减，温岭话作为母亲最常用语言在老中青三代中所占的比率也在逐渐降低。不同世代温岭人与“目前掌握语言”之间存在显著关联(χ2=42.184，df=4，p<0.05)，老年人以温岭话单语人为主，中青年人则主要是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双语人，随着年龄的递减，温岭话和普通话双语人在老中青三代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

以上分析表明，家庭的语言环境与受试者习得的语种存在密切关联，绝大多数受试者的温岭话习得途径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而普通话的习得途径则主要来自于家庭以外，例如教育、媒体、网络和社会环境等。同时，绝大多数青年温岭人和中年温岭人都是双语者，但老年温岭人中则有70%是温岭话单语人。徐大明(2010)区分了两种双语人，一种双语者能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进行自由的交际和思维，称之为“双重语言均衡”。另一种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使用能力不相同，称之为“双重语言不均衡”。*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111页。就本研究的受试者而言，老中青三代的双语者类型也不尽相同，中年群体更多表现为“均衡双语者”，而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则表现为“不均衡双语者”。

(二)语言能力情况

有关受试者的温岭话能力如表3所示。表中数值为受试者的语言能力得分。

表3 受试者温岭话语言能力/人

受试者的温岭话能力整体表现良好，平均值达到87.54以上。他们对于自身温岭话能力的主观评估也较好，M=27.92，SD=4.39(满分30分)。在听力能力上，受试者也有较好的表现，M=19.6，SD=1.36(满分20分)。但是在说话能力测试上，其均值只有40.02(满分50分)。为了更好地展示受试者的温岭话能力，将其得分划为“90分以上、80分～89分、70分～79分和60分以下”四个区间，各区间人数及占比如表4所示。

表4 受试者温岭话语言能力区间分布/人

从表4可见，80分和90分的受试者占总样本的90%，但还有10%受试者低于70分，这表明受试者的温岭话整体能力差异明显。由于说话能力涉及看图说词、回答问题和看图说话三个次项，因而分开进行考察(见表5)。

表5 受试者温岭话说话能力

受试者在看图说词部分失分较多，M=23.84，SD=4.44(满分30分)。在回答问题和看图说话部分表现良好，具体得分为M=8.65，SD=2.53(满分10分)和M=7.52，SD=1.22(满分10分)。这与预期相反，因为看图说词只涉及词汇层面，而回答问题则涉及句法和话语层面。为更好地了解不同年龄受试者的温岭话能力，笔者对此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6)。

表6 温岭话能力的年龄差异

注：*表示P<0.05。

表6表明，不同年龄受试者在温岭话整体能力上存在差异[F(2,60)=3.25，p<0.05]：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整体方言能力要高于青年人，但前两者并无区别。不同年龄受试者在温岭话听力能力上不存在差异[F(2,60)=1.32，p>0.05]。不同年龄受试者在温岭话说话能力上存在差异[F(2,60)=11.20，p<0.05]：老年人和中年人的说话能力高于青年人，但前两者并无区别。这表明随着年龄的递减，受试者的温岭话能力有减弱趋势。

看图说词部分一共设计了30个温岭话和普通话表达明显不同的名词，包含气象、动植物、日常用品、称谓和职业五类。调查发现，老年人表现良好，失分较多的项目在职业类，例如会将“当兵人”说成“解放军”。青年人的表现较弱，只对日常类和动植物类名词比较熟悉，其他类要么不知道，要么直接使用普通话借词。尤其在职业类名词上，大多数青年人都使用普通话借词，如将“种田人”说成“农民”，将“打鱼人”说成“渔民”。在动植物类名词上，青年人的表现也较弱，具体表现为吴语温岭话特色词缀消失，例如“雄鸡/雄鸡头”和“鸡种/草鸡”分别念成“公鸡”和“母鸡”。中年群体在各类名词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得分和失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年受试者中，某些气象名词会出现词缀脱落的情况，如将“枯星头”(早上)和“黄睏头”(黄昏)念成“枯星”和“黄睏”。

回答问题部分设计了10个题目，涉及温岭话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交际知识。从结果来看，不同世代的受试者在语言知识和交际知识上的表现比较好，能够使用温岭话满足日常交际所需。文化知识涉及两个常见温岭话文化词，分别是“弹糊”和“空壳田蟹”。“弹糊”是温岭沿海一种常见的淡水动物，又黑又滑，因而说一个人长得像“弹糊”，是指对方比较滑头，不大实在。“空壳田蟹”在吴语温岭话中也有贬义，“田蟹”的壳看起来很威武，但实际上里面是空的，往往指某户人家外表看起来很光鲜、实际上负债累累。老年群体在该项目上的表现较好，不仅能准确说出这两个词的言外之意，还能补充许多相关的说法。青年人则几乎完全不知道其含义，中年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整体来看，他们对于“空壳田蟹”的了解要优于“弹糊”，这表明那些与文化相关的语言知识在青年人和中年人中有流失现象。

看图说话部分是一个有关“北风和太阳”的小故事，曾被广泛用于收集吴语各地方言的长篇话语材料。就调查结果而言，不同世代群体均能就8张图片做一些简单的描述。从调查过程来说，青年人因为受过教育，对于该调查方式比较熟悉，所以进展较顺利；老年人则不大了解该调查方式，中年人则不大愿意接受该调查，因而针对后两个族群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和引导。

三、研究结论及启示

个体的语言能力是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语言的濒危和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本文以浙江温岭当地人为研究对象，探究该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同世代的方言母语能力情况。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受试者最早习得的语言都是母语，中年人更多表现为“均衡双语者”，青年人和老年人则表现为“不均衡双语者”。就语言能力而言，绝大多数受试者的母语能力良好，能满足日常交流所需。但随着年龄的递减，青年人的整体方言能力和说话能力与中老年人差异明显。同时，某些与文化相关的语言知识在中青年人中有流失的现象。

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国家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并非为了消灭方言，在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政府机关和语言学者必须重视城市发展中普通话和方言的双语问题。和谐的城市语言环境能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进一步构建城市的文化底蕴，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国际竞争力。*张先亮、陈菲艳：《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和谐》，《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17-122页。为此，政府机构要加强语言规划，适当扩大方言使用的社会领域。鼓励使用方言并不会阻碍普通话的普及，因为普通话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相反方言则处于弱势地位，鼓励当地方言的使用，能缩小方言使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有助于青年群体在自然的环境中习得方言。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所，其在提升学习者语言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幼儿园和中小学，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外多使用方言。在不影响正常教学进度的前提下，各级各类学校要在课程研发、学生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通过开设课外方言兴趣班、开展方言演讲比赛、方言诗歌朗诵、方言歌曲大赛和方言专题讲座等形式，潜移默化地激发学习者学习方言的兴趣，提高运用方言的能力。

注：本文为浙江树人大学2016年高级别招标项目(2016GZB609)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金菊爱)

A Study on the Language Competenc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CAI Chen

(ForeignLanguagesSchoolofZhejiangShuren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5,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dialect competence from the cross-sectional perspective helps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dialect endangerment and dialect protection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nguage first acquired by most participants is their dialect. Middle aged persons tend to be balanced bilinguists, while the old and the youth tend to be unbalanced bilinguist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have a good dialect competence and can fulfill their basic needs in daily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youth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ir overall competence and speaking competence compared with middle aged and old persons. Meanwhile, some cultural-related language knowledge is being lost between the youth and middle aged persons. The government shall enhance language planning consciousness and construct a harmonious language environment.

urbanization; dialect competence; different generations; Wen Ling

2015-10-30；

2016-05-30

蔡晨，男，浙江台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10.3969/j.issn.1671-2714.2016.0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