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贺 彬

对世界温柔以待

◇ 文|贺 彬

这一周主要记一部电影，《路边野餐》，电影是十四日看的，回来就匆匆地记下了我的兴奋。

在UME凛冽的空调吹拂下，亚热带的湿雨季节，变成了冬天，就像电影里那个惶然的中年男人吟咏的，冬天是十一月，十二月，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不需要太久，冬天就会漫过他剩余的一生。城乡结合部的凋敝，以及无路可走的人生，终究还是上路了。死去的爱情，阴阳两隔的亲人和爱人，还有满心垂怜的骨肉，就是我们前往的目的地。一部伪公路片，某个懒洋洋的午后，我们跟随那骑行的摩托，坠入了时间的黑洞，那里有所有的伤心事，还有游来荡去的幽灵，男人这时老泪纵横，然后怯生生地唱起他所说的儿歌：小茉莉，请不要把我忘记，太阳出来了，我会来探望你……才华这东西呢，真是讲不清楚，没想到不经意间，就看到了近几年最有才华的华语导演，不是说他那些堆砌的符号、隐喻，一点儿都不生硬，也不是说，那些模仿的痕迹，一点儿都不刻意，但镜头一动起来，那种光彩就摆在那里了，那是来源于生命经验的光彩。关键的关键，他才二十七岁。我的天。

老实说，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因为只穿了短袖和短裤，又正好坐在空调的送风口底下，一直担心着感冒上身。还有，在电影开始的很长时间，那种碎片化的、炫技式的讲述，其实都让我不舒服，包括那个著名的、已传得神乎其神的长镜头中，那拙劣摄影机镜头中，制造出来的“果冻效应”，都让我产生了某种讨厌的眩晕感。但自从电影里的那个陈升单骑上路，然后在朋友的车上讲起在“里边”下矿的遭遇，镜头在盘山的公路上螺旋驶入迷雾中以后，我开始进入，我发现了这个挨边九零后的导演的诡谲，还有奇思。当那个年轻的摩的司机被同行欺负，头和双脚被装入了塑料桶中；当他所追逐的那个女子，随波漂浮在水流茫然的河上，同他用凯里的解说词一唱一和，我知道我遭见了一个有柔情又大胆的年轻人。更不要说电影的最后，那个前后无依的老男人，忽然会要求要去唱一支儿歌，唱给他过去没有来得及温柔相待的妻子的幽灵。

我总会这样被温柔打败，那样的时候，我是不大会去计较电影的章法的，也不会去计算，这样的表达，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贵州凯里人民的现实生存，导演究竟有没有太过掉书袋，这些，真的还有那么重要吗，就像忽然，你身前的那个摩托少年不经意的一句，我叫伟伟，意思是在说，我就是你迢迢追寻的骨肉啊，我已经长大了，好好地活着，有了挚爱的女人，但也仍然备受人欺负……你的心中，又会怎样的感慨万千？

所以说，这个电影的拍摄者，是一个温柔地对待世间万物、季节转换、还有命运劫难的诗人。至于他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又是不是过于饶舌了，都不重要了。

这个星期，头脑中的那个故事总算一点点显形了，再咬咬牙，它应该可以成为真实的存在，我极力地躲避着身外那个喧哗的、骚动的世界，然后那一片又一片的喊打喊杀声，仍然透过空调房那紧闭的玻璃门的缝隙渗了进来。他们在围剿一个女演员，在起底一个参演了这个女演员电影的男演员的过往，另外的一些人，一些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女人们，浓妆艳抹，在声嘶力竭地乞求着那早已对她们背过脸去的世界。

所有的这些，都多少让人有点儿心绪难平，不如我还是回到另一部电影来说吧。那部电影叫《我们的家族》，日本片儿，讲的是这家的母亲，忽然间被诊断出了脑癌（有时候想想，前面的那些怨仇，还有疯癫，究竟有多大不了呢，大得过生死吗）。这一家的父亲，还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不得不都行动起来。接收母亲的那家医院呢，认为母亲基本没救了，就让儿子们接母亲回家去等死。那家的儿子，尤其是那个呆傻的小儿子就一间医院接着一间医院地跑了下去，就希望可以找到一间答应可以医治母亲的医院。在某一个月的八号那一天，小儿子坐到了一位老医生的面前，那老医生仔细研究了母亲脑部的CT照片后，忽然站起了身，说，啊，你的母亲，也许还有医治的余地呢，也许，还有五年的时间可以活呢。小儿子仍旧呆呆的，那老医生却站起了身，为他联系好了一个同行的权威，让他第二天就过去看看……

怎么说呢，倒不是那忽然来到的奇迹，让我在那部阴郁的电影里看见了光亮，而是那种巨大的善意，在走投无路的绝处，总是那样的善意可以救赎我们。还有，就是亲爱的人之间的那种扶持，踉踉跄跄，仍然会执意地伸出手去扶持着走下去。

所以啊，无论遭见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丢弃了这一份善意，还有温柔，还有朴实，尽可能释放你的天性，向一阵清风还有一片草地学习，你就不会错到哪里去。

Treat the World With tender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