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甫洛娃

好莱坞功夫形象的复魅——以《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为例

李甫洛娃

“复魅”(Re-enchantment)，又译“返魅”，主张返回事物的自然状态，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附魅”(Enchantment)，即人类对神秘事物的盲目、非理性认知。[1]20世纪70年代初次出现并大获成功的好莱坞功夫形象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狂热追捧，这就是功夫形象的附魅现象。它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符合大众心理需求的推崇现象。当时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国和东南亚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及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对民族主义的呼声高涨，使得美国乃至世界观众对电影中身手矫健、伸张正义、捍卫民族的功夫硬汉形象狂热追捧。异国形象作为一种表意实践可分为具象、侧像、全像、型像和形象。[2]21世纪以来，功夫形象已发展成为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影视形象类型，并形成美国的中国形象的侧像之一。

随着21世纪之后民族主义浪潮减退，世界发展格局日趋稳定。功夫形象的塑造也趋于理智，并由一种浅表的文化符号逐渐深入文化内核。这一转变过程，在美国系列动画电影《功夫熊猫》里尤为典型。功夫和熊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符号，在《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中被合理运用并广受好评。从2008年第一部、2011年第二部至2016年第三部的问世，这个系列成为美国功夫电影在21世纪初的典型，也反映了美国视觉文化产业这一时期功夫电影的基本创作特点，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趋势：

动画电影《功夫熊猫》海报

一、符号能指向符号所指的转变

符号，即用来指代他物的象征物，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也就是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索绪尔提出的能指—所指二元结构搭建了西方文化阐释的基本理论框架。继而维特根斯坦和奎因认为能指是语言的表述，而所指是语言的意义和真值。[3]海德格尔随后认识到能指—所指二元结构的复杂性，从而深化并细化了二元基本结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引入了辩证中介的概念，其既能看作能指的推衍也可看作所指的映像。[4]文化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隔着一道很难逾越的表象之墙，成功的作品必然需要跨越表象之墙由文化符号的能指层层推向其绝对所指，而系列电影《功夫熊猫》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当然这个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一步到位。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的创作过程中，电影创作者经历了功夫文化的寻根之旅，这同时也是功夫文化的能指向所指无限靠近的过程。《功夫熊猫1》的问世，文化界普遍认为这只熊猫披着熊猫的外表却拥有美国的灵魂。皆因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武术元素和武打场景眼花缭乱、热闹非凡，但却只是运用其文化能指，而大大忽略了文化所指，也就使得武术文化的表述只浮于表面。然而传统中华武术的练就绝非一日之功，电影本身忽略了习武之士习以为常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艰辛。这种能指与所指的脱节使得《功夫熊猫1》看起来与真正的中国文化精髓相去甚远，文化界类似的抨击更是不绝于耳。今天，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影视的创作，都处在文化编码程序的顶端，谁善于调动深层文化编码，谁就能获得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给作品带来无限的张力，而非停留于就事论事。[5]在这之后，《功夫熊猫2》和《功夫熊猫3》的创作者似乎愈发明白了这个道理，通过对武术文化的深度挖掘获得了武术文化的深厚内涵，也使得影片逐渐接近真正的武学思想内核。武德的核心在于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惩恶扬善和扶危济贫。随着剧情的发展，神龙武士阿宝和其师傅之间从严肃紧张的师徒关系自然过渡到关爱有加的父子情感，这就是中华文化中所谓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最初的阿宝为了追求武术之梦而不顾家人反对放弃继承父亲衣钵，其个人主义情怀和美国梦精神溢于言表。然而续集中的阿宝逐步认识到家庭的重要，这是家庭观念的觉醒，也是亲情观念的回归。与此同时，神龙武士最初的惩恶扬善之路是孤独无助的，打败暴徒太狼靠的是个人的拼搏，最终的胜利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胜利。而这之后的《功夫熊猫2》中和反派沈公子的对决则是神龙武士与盖世五侠的合力之战。到了《功夫熊猫3》铲除天煞的命运之战更是仰仗整个熊猫家族的鼎力相助。虽然三部电影的结果同样是胜利，可是到达胜利彼岸的方式方法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绝对的美式个人主义转变为中式集体主义。在中国，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有道德原则。[6]影片对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之一的集体主义进行了消解和转换，这是创作者对武术能指的进一步参悟，也是向武学精神所指的一大步跨越。中华武术载于武艺归于武德，《功夫熊猫》系列电影正体现了从武艺表述到武德回归的转换过程。

二、文化符号向文化内核的转变

一切文化现象都是符号现象。文化内在价值的传达依赖于文化符号构成的文化现象。2008年的《功夫熊猫1》还停留在文化符号借用阶段，电影中大量使用的中国文化符号涉及服饰、饮食、色彩、建筑等表相文化的方方面面，给观众呈现了中国文化的视觉盛宴。其中与武学相关的文化符号更是展示得淋漓尽致，诸如精彩的打斗场面、斧钺钩叉等十八般武艺以及“师傅”一词的拼音直译，都尽可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中国风。与此同时，影片的第一至第三部逐步呈现高深玄妙的武学观念并不断深入其文化内核，逐步实现了文化符号向文化内核的转变。武学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融合，讲求“天人合一”，以修身实现自我与超我，奉行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和因果业报的侠义精神。语言上，道法高深的乌龟大师所推崇的“内心平静”与“世无巧合”观念阐释了道家的“忘我”“无争”“无欲”以及“无为”的至高境界。而情节上，儒家的“仁爱”观念在影片中具体表现在父子之爱、师徒之爱、同门之爱以及社会大爱。佛家的禅学思想主张体悟本我，而熊猫阿宝在对功夫梦的追求之中认识“真我”，并由“无字天书”彻底体悟本我，从而迸发无穷的创造力。这一系列电影体现的武学文化从最初的符号为主、内核为辅逐步过渡为价值内核为主、符号为辅，实现了文化符号向文化内核的转变。

（一）显性文化向隐性文化的转变

文化犹如冰山，海平面以上部分为显性文化，包括风俗、习惯、艺术等等，即文化表现“是什么”；海平面以下部分为隐性文化，涉及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模式、民族特点等作为显性文化基础的深层观念，即“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化表现。《功夫熊猫1》大量运用了中国显性文化元素以营造中国背景氛围，憨态可掬的熊猫、长寿智慧的乌龟，喜庆热闹的爆竹、欢快轻松的唢呐以及大量古代兵器的呈现，无一不烘托了中国文化背景。然而这些显性文化元素只反映了文化的表象，展示了文化中的“是什么”而未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也就是代表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文化如何。武学文化符号的大量堆砌无异乎是一场视觉盛宴，虽然美轮美奂、热闹非凡，但是主要只是对武学显性文化的表述，刺激的只是受众的视觉神经以及对武学元素的辨识度而已。而这之后的《功夫熊猫2》对武学精神的不断挖掘则从思想上展现了武术的魅力。中华武术崇尚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更强调内外兼修。[7]阿宝的师傅在情绪控制中对内在平静(Inner Peace)的强调，以及训练初学者阿宝时对人的内在潜力的肯定均初步涉及中华武术的核心价值观。 乌龟大师“天人合一”的超脱更是让受众久久回味。而《功夫熊猫3》更是关注了武术的重要概念“气”，也就是生命的原动力。武术训练十分讲究“气”的练习，这在拳法和实战练习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武学中的养气与练气直接关系到身心合一、内外合一乃至天人合一的武学境界。由此可见，显性文化为外表，隐性文化为内在，显性文化反映了隐性文化，隐性文化决定了显性文化。只有深入隐性文化，才能真正体现文化魅力，把握文化精髓。《功夫熊猫》系列电影正是通过突破表象之墙，实现显性文化向隐性文化的转变来逐步揭开武学文化的面纱，由此充分展示了高深的武学内涵。

（二）国别文化向普世文化的转变

一方面，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一直是美国电影的核心主题；另一方面，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正义战胜邪恶也是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为了拯救山谷同时也为了拯救自我的梦想，《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中的神龙武士凭借一己之力打败第一部中邪恶的太狼，之后与盖世五侠合力完胜第二部里贪婪的沈公子，直至第三部依靠群众之力战胜狂妄的天煞，这些都是正义一方的胜利，是人类社会的胜利，也是一种典型的普世价值表达。虽然中西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同的文化根基，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别文化，但是人类的共性又使得全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共享某些价值观，例如，正义、自由、博爱。《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从最初的个人主义至上逐步过渡到集体主义，是一种自我小爱向社会大爱的转变，这与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解难题的趋势颇为吻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在任何国际性问题面前，一个国家的力量微不足道，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集体主义精神是普世价值的体现，也是国际生存之道。

（三）复魅的启示

电影艺术是缩小的世界，是现实的反映，也承载着价值观的传播使命。《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价值眼界的拓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时代的现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鸣。因此，它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美国视觉文化塑造的功夫形象由来已久也深受欢迎，这为《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的借用不应是单纯的“拿来主义”，也不应只浮于文化表面，一味地生搬硬套也只能造就不伦不类的怪物形象。深谙其道的美国视觉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不断的深度再认识，成功地让“符号想象”拉动了“符号经济”。视觉文化作为人类自觉的文化创作，是一个将复杂意义隐藏在抽象符号之中的过程，也是通过绝对能指追寻绝对所指的过程。在神话类比思维中，美国的视觉艺术家们发现了中国文化宝库，但中国文化不应当仅仅作为索取灵感的“文化他者”，而应当以自身的独特价值得到美国乃至西方的认可。视觉文化创作也只有回归文化的自然状态、恢复文化的本来面貌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从而实现文化的复魅。

[1]拉洛兹.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闵家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8.

[2]李勇.西欧的中国形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11.

[3][5]叶舒宪.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52,7.

[4]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6.

[6]钱广荣.怎样看待“中国集体主义”——与陈桐生先生商榷[J].现代哲学,2000:4.

[7]吾敬东等.中国哲学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

李甫洛娃，女，江苏连云港人，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

本文系连云港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LKT7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