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摘 要：在西方体育话语体系内，中国属于体育未发育成熟的国度。中国体育人的前身是先秦时期的武士群体。儒学在确立了统治地位后，尚文轻武的教化性力量导致中国武人处于社会低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崇尚文武兼用之道，但从未重用武人，武人的人格自觉往往和暴乱、犯罪、社会动荡相关联，呈现出负面特性，中国的尚武文化也就此和尚文文化分裂。中国的武士在失去了崇高性、独立性和贵族化光环的保护后，转而成为劳力者一员。宋明以后，本应成为民族英雄的武士却只能成为乞丐、江湖术士、道士、和尚或其他流民式社会闲杂人员，他们构成了中国体育人的原型。武士的消亡使得中国出现了无兵的社会，它又间接地导致了中国身体文明和体育文化的萎缩。当代中国必须确定体育人的终极社会身份，并借以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关键词：体育消亡 儒教霸权 武人废黜 文化失衡 体育教化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6）11—0001—06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中国为何未能发育出类似古希腊奥林匹克那样的体育形态。基本的判断有三方面。其一，中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无法想象国王和乞丐在同一起跑线上跑步。其二，中国人崇尚文雅的生活方式，体育太野蛮，不适合中国人理解的君子的行为标准。其三，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体育是怪力乱神，因此不可以从事。在这样的逻辑链里，体育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中国人未曾培植起体育机制，完全和传统哲学及其形成禁忌后的风俗有关。但是，儒家歧视身体和体育也有更为丰富的细节切面，对儒家集团细节性歧视体育的做出适当的梳理，仍有其现实的意义与价值。识其真史更便于理解中国当代人的集体性格及其生成机理。

1 尚文轻武的行业歧视性体制导致中国武人的低位处境

中国体育人的前身是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武士以及一部分崇尚利他主义的游民。先说武士。先秦时期的中国武士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武士大体一致，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并享有一定的特权。作为士阶层中的成员，武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就世界范围而言，冷兵器时代武士的社会地位都很高，原因在于武士担当着保卫族群的重要使命。部落时代武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这里不妨以美洲的最早的部落契穆人为例。“契穆社会业已产生了阶级，有贵族、平民、奴隶之分；社会分工也已出现。有祭司、官吏和工匠的分工。女性在社会中备受歧视，武士最受人尊敬。”[1]反观世界各民族的古代史可以得知，世界上各种部落中一直延续着尚武之习俗，但汉代以后的中国却是个例外。汉以后的中国各王朝都大体崇尚文武兼用之道，从未对武人格外重用，中国的尚武文化也就此和尚文文化产生了断裂状态，这一点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一直捍卫着文武兼备的理想，此风习延续至今。俄国的著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德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都可以为决斗而死，小布什爱好跑步，奥巴马是高尔夫达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柔道高手，澳大利亚首相阿博特还是铁人三项达人。中国的文治与武道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文化乃至信仰体系，两者的脱节还造成了中国体育人与文化人集团的长期隔绝的状态。

中国的文道和武道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轨迹。战国思想家韩非子曾说：“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2]韩非子提出了文武兼用的合理性。一般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始于汉武帝时，其实，早在汉高祖时，陆贾就以儒术治国劝说过汉高祖，并取得过成功。东汉班固《汉书·陆贾》记载过贾谊以诗礼治国的理想。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直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3]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过孔子对鲁庄公说的话：“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4]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中国的治国先哲中不乏对劳力者的歧视性言论，春秋时期的左丘明在《国语》中曾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5]将从事智力活动的人称作君子，而将从事体力活动的人称作小人。左丘明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曾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6]左丘明所说的君子是执行礼仪者，而小人是遵守礼仪者。《左传·襄公九年》作者借知武子的口吻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6]这里所说的君子指的是处于上位的人，小人指的是处于下位的人。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7]杨伯峻、杨逢彬的译文为“孔子不谈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7]曹音的现代汉语翻译为：“孔子不谈论反常，暴力，叛乱，天地诸神。”[8]其中的歧义集中在对“力”的理解上，前者理解为“勇力”，后者理解为“暴力”。此类带有抗争性的竞技活动肯定属于“力”的范畴，并非为孔子所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战国时期的列子曾说：“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9]由此可知，孔子是一位孔武有力的人，从他以一己之力托起来城门的举动来看，说明他的力量很大、体能也极佳。雷海宗认为：“《论语·述而篇》记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并不像后世白面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又《论语·季氏篇》孔子讲‘君子有三戒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孔子此地所讲的‘君子似乎不只是阶级的，也是伦理的，就是‘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类的人。他们要‘戒之在斗，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不像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与研究骂人的艺术。”[10]南怀瑾也曾阐释过儒家的文治武功问题：“历史上的教主与圣人，文字都好，譬如释迦牟尼叫做释迦文佛，既然叫他文佛，那必定是懂学问的。释迦牟尼佛十几岁时，世间学问统统学完了，所以称为释迦文佛。孔子是文宣公啊！也叫文宣王，历史上的每一个教主都是文武俱全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可以一只手抓起大象，把它丢出城外；拉弓射箭，可以射穿九重金鼓，文治武功都到了家。孔子也一样，我们都晓得孔子文好，但是孔子的劲，就是力气，‘能拓国门之关，城门的铁闸子下来，他一只手可以撑住。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都是力气大的，‘而不肯以力闻，但他绝不表演武功，不肯以力大示人。”[11]可见，孔子所倡导的儒家学说对人的身体之力并不完全排斥，其所排斥的是炫耀、显摆、示威之类的失礼之行为。孔子推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是，仍将礼、乐、书、数当作重点，“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12]人们尊崇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而非他人，就在于孔子坚守身体和精神价值的双重性，而到了孟子那里，身体才降低为一种价值微弱的存在，并成为高尚文化精神之负担。孟子曾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3]孟子将劳力者看作了无权决定社会命运的受人支配的人。中国人对体育的歧视至少可以在孟子这里寻找到最为原始的答案。中国的武士在失去了崇高性、独立性和贵族化光环的保护后，尚武以及身体的其他行为都变成了一种劳力者的行动符号。当儒学成为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尚武的行为以及一切身体活动都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贬斥、抑制、排挤和歧视。中国的儒学本来对体育并无太大的危害，问题再在于儒学的高度制度化、信仰化和宗教化的执行层面，在儒学递进为强大的国家教化思想后，它便具备了宗教功能，而任何宗教都带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排异性，儒学对身体的歧视带有全方位的身体歧视的内涵。中国的缠足一直未能收到遏制，其中也包括有儒学对身体歧视的内涵，如果将阉人现象也纳入其中来考量，则可以发现，儒学几乎囊括了人类对身体极度歧视的所有层面。理由极为简单，在一位恪守儒家思想教化化人士的眼中，只要符合君子的要求，类似女子缠足、男人阉割之列的特大伤残事件都无足挂齿。在极端性宗教歧视的境遇里，中国的身体伤残现象通过制度得以确定下来。儒学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文雅化的生活方式，但它的代价很大，当教化化的儒学一旦形成一种行政与宗教的联合力量后，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就难以避免。

2 独尊儒术的国家策略导致武人地位的非正统境遇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反抗乃至评判儒学的行为，民间戏曲里一直有戏孔子的传统，1974年中国还发动过著名的批孔运动。戏孔子的传统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1974年的批孔运动也仅仅从年初持续到同年6月份。然而，中国体育界的反儒倾向却几乎从未断裂过，换言之，体育的存在就是对儒学的反抗，两者很难共存于同一社会或文化载体，因此，任何程度的对儒学的清算都会多多少少地刺激到全世界新儒学集团成员近乎敏感的神经。

事实不容乐观，中国体育人和儒学集团的非兼容状态已经持续了两千余年，其间的博弈充满了悲情元素。汉代桓宽《盐铁论》记载：“诚上观三王之所以昌，下论秦之所以亡，中述齐桓所以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14]废除武士特权及其存在价值的做法的确给全社会带来一种温文尔雅的气息，却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化能量，并极大地弱化了国家的原始血性，导致文弱化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东汉思想家王符《潜夫论·劝将第二十一》记载了两种武士观带来的不同结局。

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显害以与下市，使亲疏贵贱贤鄙愚智，皆必顺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军鼓雷震，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与死敌者，岂其情厌久生，而乐害死哉，乃义士且以徼其名，贪夫且以求其赏尔。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懈，不肯复死也。[15]

刘宋时期的范晔所作《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将段颎弃武从文的故事。“段颎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郑共叔段，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为宪陵园丞、阳陵令，所在[有]能政。”[16]东汉所形成的歧视武士的风气在三国时期仍然存在。陈寿《三国志》引述佚名《零陵先贤传》，刘备向刘巴引荐张飞，刘巴见张飞为武士，便对刘备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17]显然，刘巴对张飞的武士出身不以为然，而且也未将其当做大丈夫或英雄来对待。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社会上流行的偶像式英雄已经是韬略不俗的文士，而非张飞那样的武人。弃武从文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就会带来连锁的变异性反应，而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带来了文化以及时尚的变化。刘宋时期的刘义庆所作《世说新语》记载：“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18]由此可知，文弱之风在南朝已成风尚。唐代李百药《北齐书》曾记载文魏收弃武习文的故事。“及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19]唐代刘知几《史通》记载：“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20]盛唐并非一种十分在于官方化意识形态的王朝，其文化建设的繁复性从未压倒个体生命的鲜活律动，而扬弃武人的价值观在唐朝一度是一种充满争议的行为，唐朝并未完全抑止中国武士的强悍性文化活力，尚武的风尚已然构成了唐王朝文化的主流。

武士对待其他非武士集团的人轻视武士行为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弃武从文，将自己的武士身份隐藏，跻身到非武士的集团当中，还有一种则直接抗拒，压制、反抗或干脆格杀非武士集团的人众。《旧唐书·张延赏》说张弘靖部下的两个从事韦雍、张宗厚对其手下的军士说：“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21]结果韦雍、张宗厚被军士杀死。中国真正的废弃尚武精神的王朝是宋朝。宋代崇文废武已成习惯。宋真宗赵恒曾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2]形成了为后世人熟知的“读书”与“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对应关系谱系。雷海宗在论述王安石的尚武思想时曾说：“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王安石一流的人物生前必定失败，死后必留骂名。”[10]于是，一种证据链赫然出现，中国人在儒家文明的统摄下，逐渐地漠视或放弃尊崇尚武的文化，其以宋代为典范。

现代人对宋代的尚文习俗也有过非议：“宋朝的当家人在政策上是歧视武人的，因为他们担心武人作乱。为了自己的统治确实需要动点脑子，可自毁长城的事情，实在愚蠢。在那个时代，仅仅靠刀笔小吏、酸腐文人是不能抵抗异族的铁马金戈的。西夏、辽、金乃至后来的蒙古人，都能凭借暴力先后欺凌北宋、南宋。可大宋不缺武人，狄青、岳飞这样的武人却不能人尽其用，赵匡胤如泉下有知，一定是追悔莫及。”[23]宋代以后，中国人再也看不到赳赳武夫登堂入室的伟大镜像了。那些本应成为民族英雄的堂堂武士却只能成为乞丐、江湖术士、道士、和尚或其他流民式社会闲杂人员，他们构成了中国体育人的基础性的原型，其终极的命运结局只能是流落于社会底层或者消隐在民众的视线之外，成为隐遁山野的方外人士。这样的文化构件几乎无法再塑或改造出中国体育文化的新基因。

3 轻武策略构筑的文弱化生活原则

宋代的重文轻武现象有其独特的人文背景。陈峰在参阅了元代脱脱和阿鲁图主修的《宋史》以及宋代孙逢吉的《职官分记》后认为：“太平兴国初，吴越王举国归宋，吴越王之子钱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宋廷援引惯例授以象征性的武官之职。但钱惟演自幼善诗赋，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献上诗文，请求转换文职。后在皇帝的直接过问下，钱氏由右神武将军改为太仆少卿。另如：还是太宗时，夏竦因‘父殁王事，获得三班差使的低级军职。不过，夏竦自恃能文，不愿居于军人之列。他便以诗文拜献予宰相李沆马首，倾吐了向往文职之意。终于在李沆的荐举下，夏竦跳出军伍，改任某县主簿。与当时文官转武职后的凄惨结局相比，钱、夏二氏由武转文后，都仕途颇畅，乃至位极人臣。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文不换武之风的存在。”[24]“文不换武”一度是一种官场习俗，却深刻地影响到民间人士的思维走向，并无时无刻地显示出对民众思维的锻造作用。何忠礼认为：“宋代推行的这种‘重文抑武政策，使文臣官僚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都大大提高，当然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年深日久，在士大夫中便普遍滋生了一种歧视武人、武将的恶劣风气。像仁宗朝抗击西夏的名将狄青，官至枢密使，可是在他生前，却屡遭文臣羞辱，最后终于郁郁而死。”[25]尚文废武先就强化了宋代的边患。“对有劫掠汉族传统的北方各民族，宋代前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以前，很少表现出恐惧。”[26]徐兴业的小说《金瓯缺》也对宋代的军事作出了精细化的描述，其中涉及武人歧视问题：“事实上，童贯已经在官家面前密保郭药师充任‘燕山路安抚副使和‘燕山府同知两个要职，也得到官家的予允。官家在一次召见中，给予郭药师破格的恩遇，当殿把两只贮冰用的大金盆指名赐给他，并且面嘱在六月初五举行的龙舟竞渡的庆功大典中，要他单独陪侍御侧，以便在廷臣和东京人民的心目中提高他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北宋朝廷中对于一向受到歧视的武人一次特殊、破格的待遇。”[27]宋人歧视武人之风在儿童读物中已然体现出来。宋代汪洙编《神童诗》开篇即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28]将读书人的地位抬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又曰：“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28]在这种思维的蛊惑下，读书人成了全社会贵族阶层的标准人士。“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28]一味的扬文抑武还会强化对武学的歧视，宋代诗歌中不乏讴歌读书、尚文的主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28]诗歌中充斥着读书的高雅感，诗人便是读书者自己。诗人认为，即便自己读书做不了官，也可以讲读书本身作为一种个人的修养。“莫道儒冠误，读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亦善其身。”[28]宋代人由于眷恋读书，对读书人的服饰也作了歌颂。“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28]《神童诗》在播扬书香气、书卷气与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已然强有力传播渠道，逐渐通过成为中国武学歧视的典范教材。由于鼓励全民读书，因此，好静即成为人们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北宋理学家程颐号伊川。“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29]宋代重文抑武，积习难改，到英宗朝，征兵已十分困难，为了防止军人逃逸，还设立了在军人手是刺字的制度。宋代抗金名臣李纲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曾上《论御寇用兵札子》，其中写道：“及起保甲，出内府钱帛，召募畿内之民，刺手，权充乡遂之兵，优与赡给，事毕放还归农。”[30]披露出官方给士兵刺手之习。李刚在《与吕相公书》还记载了捕获盗贼后刺手充军之事。

近承密院札子，催督招捕盗贼。某自到本路，夙夜究心措置，仰赖朝廷威德，及将士之力，前后七捷。除杀获外，招降到三万余人；拣汰老弱，放散驱掳，得强壮几万人，分隶诸将。此曹皆东北无所归之人，纵之使去，又复为盗，已刺手背‘团结，与旧兵同为队伍，逐日训练，假以时月，当皆为精兵矣。[30]

司马光在给宋英宗的奏折中说：“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31]宋代对武人的不敬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废武扬文的后果则是军人地位下移，并最终导致军无战力、每战必败的格局。宋人废武扬文积习遭到了清朝思想家的抨击。清代戴望在《颜氏学记》中曾说：“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干坤无宁日矣。”[32]清人对宋代理学家极端的心性修炼持批判态度。宋人重文轻武对读书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利，朱熹对静坐之道就持批判态度。“但到三十上下，耗气劳心书房中，萎惰人楕神，使筋骨皆疲软，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一事不能做。”[33]朱熹仍旧保留了静坐之习，倡导柔静型的养生法。清代颜元对朱熹重文轻武之习仍展开了批判。

此朱子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舆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堕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34]

宋代的武人歧视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宋人开启了一种长期畏惧来自边鄙的蛮族的武力的时代。王宪明对此现象颇有感想：“这种情况，是崇文抑武政策的直接后果。并非因为汉族人口体质下降，对方提高。汉军在人数、军事思想、器械各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一旦歧视武人的政策有所转变，重奖军功，武将杰出者获得独立指挥的权利，没有文臣和宦官的掣肘，运用之妙，出于一心，其潜力会充分发挥出来。岳家军抗金，不难以一敌百；朱元璋自东南定西北，乃万古一英雄；志愿军在朝鲜摆平联合国军，亦足以洗东亚病夫千年耻辱。”[26]吴蕴瑞认为：“明太祖定制义取士之策，使天下有为之士，精神消磨于无用文字之中，而绝匹夫起争天下之心，……满清本尚武功，习骑射，练刀石。入关之后，受中国文化之浸淫，厌武修文，用朱洪武之旧策，以制义取士，三百年来士风文弱，民气消沉。”[35]由此可见，宋代武人集团出现了剧烈性的阶级下移现象后，尚武之习多以负面性格调呈现，而直接的恶果便是边患加剧，宋代第一次全方位地呈现出国家富裕而军力虚弱的格局。

宋代的武士集团几乎消亡，原先的武士也只能以下等人的身份游荡在社会底层，原本刚健伟岸、昂藏威武的武士集团只能以低等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些身手矫健、举止有度的型男一时间变成了毫无灵魂的巨型怪兽，如《水浒传》中看成型男的蒋门神、武松之类的豪杰，只能给当权者和施恩者看家护院，充当起了为主人殴击他人的超级打手。整个两宋时期，朝廷的尚文策略与武士的堕落呈现出同一性，宋代的武人歧视现象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恩格斯曾说：“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36]，汉代以来的重文轻武现象则具有社会化分工歧视的成分，这种歧视也伴随着社会与文化理念的变异而有所变化。且以清朝中页为例，马明达《清代的武举制度》记述：“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赳赳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37]元、明两朝禁武，导致汉族武士彻底江湖化。武士的崛起已经到了清代末年，由于受到西方外族强势力量的反复压制，朝廷开始提高武人的地位。“1909年7月15日的上谕，公告皇帝为军队的大元帅，军人的地位因此得以正式提高。”[38]英国的《泰晤土报》（The Times）驻北京记者G.E.Morrison曾对此作出报导：“对一度被歧视的武人所表示的尊敬，大概是在现代中国所能看到的最大改变……。渴求上进的人大有舍文官品级而逐武官品级之势。现在军人以自己的制服为荣，他们把枪枝擦亮，看起来英挺而使人生敬——当然，我们不时会拿他们与数年前所看到的中国军人作比较。现在，军人要求上司以礼相待。军官出游时坐头等火车；下级士兵再不会像从前一样，委屈自己像牛一般挤在无顶的车厢里；他们要求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盖的车厢内。”[39]从本质上讲，重文轻武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因为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有越来越依赖脑力劳动成果的倾向。“心灵崇拜的兴起，表明人类已由对体力的崇拜向对脑力的崇拜过渡，这是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它有力地证明人类正在逐渐远离动物界。”[40]正因如此，社会进化的力量导致脑力劳动者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并最终形成对非脑力劳动者的压倒性优势，从而为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打下基础。

中国人歧视身体而赞美文化化、文弱化和文雅化的生活方式，按理说应该培育出更为杰出的人文类人才，但是，从中西方整体的文化成就视野上看，中国人在人文领域的成就也低于西方人。这主要是因为儒教虽然歌颂文雅、文弱和文化的存在价值，却将善的理想放置到了极高的高度。换言之，儒教是将文雅、文弱和文化性的生活当成了宗教生活，而未将其和日常性生活分离开来，结果使得崇尚武力成为一种很大的社会性忌讳，中国的体育不发达和科学的不发达其实源于同一种社会和文化机制，儒教文明放弃了对真的绝对尊崇感，以善代真的做法只能导致身体尊严的毁落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废黜。

当儒学以一种绝对占统治地位的教化力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生活的真实性就失去了依据，人们生活在儒学教化的虚幻的想象世界，对儒学之外的万千世界都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换言之，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元素都必须给儒学让位，结果导致中国体育与科学技术的一直处于待发育或未发育的极度低端与蒙昧的状态。和中国武士一样，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都是儒教集团以外的人，且一律受到儒教集团的高度歧视。从祖冲之到郦道元，从孙思邈到沈括，再从郭守敬到李时珍，这些人物和中国的武士一样，在正史中没有任何地位，它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正统的儒教意识形态对中国体育和科学技术的压制。

从西方体育中心论的角度看，中国的体育发育极不完善，这便导致一种歧视中国的身体文化的现象。其实，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类的身体、技能与智慧统一和谐的发展史。“各种人类的文化，因为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更换，进退不一。史前有许多强盛的民族早已灭亡，人类史上也就没有独霸一方的民族。人类学家公认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根本是相同的。如果有理想的环境，任何民族都可逐步推进，创造高尚的文化。”[41]因此，人们大可不必为了将体育推升到一种人种优劣的极端境遇去说事。自然缔造人类和营造万物一样，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生命存在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是自然必然律的绝对显现。具体到人类社会，任何族类歧视同类或者歧视异类的现象都是一种蒙昧无知的表现。即便是类似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的大型人类体育盛会，人们在其中感受到的仅仅是一种聚会式的终极价值，而非目睹一方将另一方置于死地后所产生的绝对快感。“人类有共同进取的合作力量，可是也有互相残杀的卑劣天性。据析：人类是柔弱动物，从小要父母保护，成年后也无自卫力量，体力不够，指甲不硬，牙齿又受口小的限制，不会爬树，也不会飞，可是从经验中，人类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成群结队，才有生存希望，人们得到人类来源的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41]人们经常谈起的团队精神其实恰好印证了人类个体的不完整性，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所有的敌视性的观念都显得充满了蒙昧的元素。这里不妨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看事物。仅在竞技体育的领域而言，中国的体育人虽然和西方人的行为、信仰十分得接近，由于人种以及宗教信仰之类的元素，中国体育人仍然无法成为纯正的西方体育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所承受的东方待遇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彻底的缓解。

4 结语

武人的废黜之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负面性效应，从此以后，穷兵黩武、好战分子都和尚武精神之类的词语大有混同之势。崇尚武力更是一种尚文的中国人感到忌讳的观念，在汉语的语汇体系内，其负面性显而易见。中国社会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一度无兵可招。无兵的社会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持续的负面效应，它间接地导致了中国身体文明和体育文化的萎缩，并使得中国一度完好的体育精神彻底沦丧。中国不仅无法培植出类似西方的体育体系，更无法将人性的完整性呈现在全世界民众面前。西方体育植入中国后，中国人在度过了一段观望时光后，迅速接纳了这种身体游戏，但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强势崛起则构成了另一种膜拜身体的极端境遇。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初级设想，愈来愈显得失去了现代性的真实意义。现代中国体育从缺位、失语、沦亡到不顾一切地在世界体育界攫取话语权，展示出中国现代性文化中不够稳定与成熟的层面。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体育的崛起只能是一种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中国体育的真正成熟行标志在于它所能发挥出来的均衡性的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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