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虎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社会时间史研究所,广州 510006)



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

汪小虎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社会时间史研究所,广州 510006)

纪年表是传统历日中关乎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内容。文章运用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首先考索纪年表这种形式从唐宋到明清的发展脉络。又进一步聚焦于明代大统历日,阐述其纪年表体现制度特征的两种类型：一、追改纪年,即当下朝廷为昭示自身合法性,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二、改元易号,即造历需要与改元衔接,纪年表亦随之更新年号。最后,文章对中国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诠释。

历书(历日) 颁历 年号 纪年表 正朔

历书又称历日,是古人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涉及古代社会的天文、历算、术数、政治、节庆、民俗等诸多方面。传统历日中有纪年表,它一般位于历日末尾,列出多年的王朝年号纪年,形成竖排表格,而该问题仅见邓文宽在整理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时有过初步介绍[1]。年号纪年是中国古代通行的纪年方式,也是与王朝正统性问题关系最为紧密的时间要素。当多年年号纪年在历日中以表格的形式出现时,其政治意义便愈加凸显。

材料方面,前人研究历日实物,主要关注汉简历谱、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等早期稀见文献,而对年代较近、存世数量众多的明清历本仍未予以足够重视。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以下简称《汇编》)[2],收录历日较多,这为本文对纪年表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

本文尝试运用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首先阐述纪年表这种形式的发展脉络；其次,以明代大统历日为重心,对纪年表问题展开系统考察,阐述其体现出制度特征的两种类型；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进行重新诠释。

1 历书中纪年表之源流

中国古代历日中的纪年表,最早出现于敦煌文献S.P.6号公元877年《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具注历日》中。传统选择术常以男女九宫推算男女婚配年岁*关于传统历日中“男女九宫”的论述,可参见文献[3]。,故历日常列出该项,以备检用。在敦煌本唐宋历日中,男女九宫的出现有两种形式。其一,在历日序言中给出当年的男女九宫,如S.2404号公元924年《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具注历日》序称：“今年生男起五宫,女起七宫”；S.1473+S.11427B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序谓：“今年生男起七宫,女起五宫”；P.3403号公元986年《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序曰：“今年生男起三宫,女起九宫”。然而,仅给出当年的男女九宫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现实的情况是,人们使用男女九宫需要回溯,求出生年之宫数,于是便有其二：在另一些敦煌历日中,常回推往年男女九宫,并将它与相应的王朝纪年列成表格,这便形成了纪年表。

纪年表最早出现在S.P.6号公元877年《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具注历日》中。该历为印本,来自中原,其纪年表部分如图1。

图1 S.P.6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具注历日》纪年表示意图

该历纪年表部分虽曰“六十甲子宫宿法”,但实际列出年份较多(又附每年干支、纳音五行),从唐乾符四年(877)至兴元元年(784),竟回推达九十四年。*据审稿人提示,该历回推到兴元元年(784),可能是该年是第二个上元元年的缘故。

年代晚些的S.612号公元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具注历日》中也能见到纪年表,如图2。

图2 S.612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具注历日》纪年表示意图

这是一件没有抄完的历书,纪年表中除纪年、男女九宫外,还附有每年闰月、纳音五行,所生之人岁数、相属等信息,该项内容被称为“六十相属宫宿法”,列出年份共一甲子。该纪年表末尾部分有特定意义,放大如图3。

图3 S.612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具注历日》纪年表末尾部分

该历纪年表自宋太平兴国三年始,回推一周甲子,若据通行的历史纪年,当对应为后梁末帝贞明五年(919),然而该历竟回推为天祐十六年(919)!邓文宽对此纪年问题有过精辟解说：

“天祐”乃唐朝最后一个年号,至多四年,即被朱温篡夺,本历将天祐记至十九年,后接后唐同光元年,完全隔越了朱梁政权的年号,表明制历者认为朱梁政权属于僭越,因此不予承认。([1],第528页)

因纪年表载有多年王朝年号纪年,其政治意义就愈加凸显。制历者常有官方背景,若其否认前代统治之合法性,会在纪年表中追改其纪年。当唐室覆亡,朱梁建立政权后,一些藩镇不承认其统治,斥为伪朝。如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等,皆仍沿用唐哀宗天祐年号[4],直到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天祐二十年(923)四月建制称尊,才下令当年改元同光[5]。后唐灭梁后,当将此纪年方式进一步推广。敦煌文献P.3555.B号,题为“贞明八年岁次壬午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又,P.2808号文字落款称“时惟大梁贞明九年癸未岁”,表明归义军曾用过朱梁年号,其追改为天祐之例,当自梁亡后由中原王朝传入。

宋代还曾一度将历日纪年表由一周甲子增为二周甲子。事情发生在北宋至道二年(996)十一月：

司天冬官正杨文(鉴)[镒]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宋太宗)曰：“支干相承,虽止六十,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6]*多种历史文献都对这件事有记载,《玉海》、《宋史》等皆称司天监冬官正为“杨文镒”,故改之。

据上事例,亦可反映出历日纪年表在北宋初年就已有悠久传统。宋人张舜民在《画墁录》中对此评述曰：“历日后宫宿相属相联,本是一甲子。以真庙后年五十九,嫌于数穷,遂演之为一百二十岁,然竟以是年登遐。”[7]需要指出的是,张舜民移花接木将宋太宗的决定安在了真宗头上,赵匡义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卒于至道三年(997),享年五十九岁。至道二年,太宗将至花甲之岁,该年历日纪年表中天福四年已近表尾,宋廷增加纪年表篇幅,其实就是为便于太宗继续从表中见到生辰。*清乾隆朝也有类似情况。

宋代历日纪年表列出一百二十年,导致历日篇幅冗长繁杂,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朝廷为规范历日形制,竟将纪年表尽数删去,事见《宋史》：

臣僚言：“颁正朔,所以前民用也……其末则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于周公出行、一百二十岁宫宿图,凡闾阎鄙俚之说,无所不有。是岂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哉？愿削不经之论。”从之。[8]

清人曾认为宋代历日无纪年表内容[9],所论乃据传世抄本《大宋宝祐四年会天万年具注历》(1256),该历成于嘉泰元年(1201)之后,故此说法不免以偏概全。

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以及高丽等国,与宋朝并立,受中原文化影响,皆自行造历颁发臣民。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记述：

《纪年通谱》云：《旧史》不记[阿]保机建元事,今契丹中有历日,通纪百二十年月。臣景祐三年(1036)冬北使幽蓟,得其历,因阅年次,以乙亥为首,次年始著神(策)[册]之元,其后复有天赞。[10]

据刘浦江考证,《纪年通谱》作者宋庠(又名宋郊)确于景祐三年(1036)使辽。[11]盖其时辽国仿中原王朝制度颁历,其纪年表列一百二十年,此例当源自宋朝,形成于宋太宗增加纪年表篇幅之后。宋庠见到的辽历,实际上是以乙亥年(915)为纪年表之末行,此年正可与神册元年(916)干支丙子相接,从该乙亥年后推二周甲子,首行当为甲戌年(1034),所以这件历日的年份当属辽兴宗重熙三年(1034)。

金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入主中原后,礼仪制度多仿前朝,天会十三年(1135),始颁历日[12]*近年来还在考古中发现了墓室壁上所题写的金朝历日之闰朔安排,见文献[13]。。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出使金朝,归国后上呈宋廷《揽辔录》汇报见闻,其介绍金国民间通行历日曰：

其历曰《大明历》：(一)亦遵宜忌日无二。亦有通行小本,历头与中国异者,每日止注吉凶,谓如庚寅岁正月二日出行、乘舟、动土凶,拜官吉之类。而最可笑者,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年以前,虏无年号,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寿]昌六年,乾(通)[统]十年,(大)[天]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此据《三朝北盟会编》引范成大《揽辔录》内容[14],而所见今本《揽辔录》已无关于“小本历”纪年表的详细记载。

范氏记述小本历形制颇为详尽,所载辽、金年号纪年皆合。南宋人岳珂据《揽辔录》论曰：“按此年号皆辽故名,女真世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以其纪年为历,固其所也。”[15]盖金朝建国不久,虽行颁历之政,袭用前代二周甲子纪年表之制,但其历日纪年表中犹沿用敌国辽朝年号,故为范成大所耻笑,谓其反示辽为前宗主国。

由于西夏历日仅见黑水城数个出土残片,纪年表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考察。高丽国历日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纪年表,其纪年长期据实而书。据南宋人李心传记述：

高丽历日自契丹天庆八年以后皆阙不纪。壬戌岁改皇统,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贞元,丙子改正丰。至癸未岁又阙,直至壬辰岁方纪,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案壬戌绍兴十二年也。熊子复《中兴小历》改皇统在十四年,按辛酉岁乌珠与本朝书已称皇统元年,而王大观《行程录》亦云皇统八年岁次戊辰,戊辰绍兴十八年,逆数之,当以十一年改元为正,此所记误。又正隆乃海陵年号,见于《隆兴时政记》,亦不当作正丰。辛巳岁葛王即位于会宁,改元大定,至壬辰为十二年,不误。但不知癸未岁何以缺,岂非金方纷乱,不暇颁历于属国故耶![16]

辽、宋、金三朝纪年、干支皆可考,核校史事,颇多相合,上述记载是可信的。公元十二世纪初,高丽先为辽属国,辽天庆四年(1114),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天庆六年(1116),辽国东京地区尽没于金,即与属国高丽不复接壤,高丽国先用辽国年号,自天庆八年(1118)后,去其年号,交通金国,并一度同宋朝往来,此期间仅以岁次干支纪年。[17]又据《金史》记载,金朝天会十四年(1136)正月,才首次颁历高丽,但直到皇统二年(1142),高丽始用其年号。皇统九年(1149),金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后继立,改元为天德,高丽仍沿用皇统年号一年；金天德三年(1151),高丽才改用天德年号；天德五年(1153),高丽与金国同步改用贞元；至贞元四年(1156),金国改元为正隆,高丽为避世祖王隆建之讳,故以“丰”字替代“隆”字行用[18],此宋人所不知者；金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被杀,金世宗立,改元大定,高丽国仍沿用正丰年号至正丰七年(1162),后又不用金国年号；直到十一年后,大定十二年(1172)时,才复用金国年号,此十二年与金国纪年不同步。王氏高丽先后为辽、金属国,据高丽历日纪年表内容,可知其与宗主国的关系程度,并略见各政权势力消长之影响。

元代历日存世仅数个残片,其纪年表仍可见诸文献记载,如元人傅若金描述所见《至元十四年丁丑岁大明具注历》(1277)纪年表曰：“自金正隆戊寅,迄大元至元丁丑,百二十年岁、属,而建国革命之始,改元置闰之次,粲然具见。”[19]据此可知,元初《大明历》承袭金朝制度,列纪年二周甲子,用金朝年号,因此上溯到正隆三年(1158,戊寅)。如前文引用宋人描述金初《大明历》载有辽朝年号之例,可见金、蒙政权初创阶段对于年号纪年问题的淡漠。至于宋庠所见辽兴宗重熙三年(1034)历书,其纪年表上溯百二十年,跨越了最早的年号神册纪年,再往前,列出干支乙亥,而未用别家年号纪年,这又反映出彼时代辽朝正统观念之强固。

又如元人黄溍记载过一段君臣对话,亦可作为元代《授时历》存在纪年表之佐证：

(延祐六年)冬至日,上坐文德殿,太史进《授时历》。王(柏铁木儿)执历,指至元纪年曰：“世祖混一区宇,开太平无疆之基,在位三十余年,政治之盛,真后世福”；次指大德纪年曰：“成宗初政清明,中遘末疾,遂不复振”；次指至大纪年曰：“武宗锐意中兴,惜乎天不加年”；次指皇庆纪元至是年,曰：“今八年矣”……[20]

元朝至元纪年三十一年,其后有元贞二年,大德十一年,至大四年,皇庆二年,据皇庆纪年后推八年,正是延祐六年(1319),即元仁宗在位期间。至元之后的几个年号加起来,不过二十五年,即使加上至元纪年三十一年,也不过五十余年,小于一周甲子之数。那么《授时历》纪年表篇幅是六十年还是一百二十年？

张培瑜总结认为,明清历日之内容及形制与唐宋时差别较大,这种转型始于元代《授时历》。[21]何启龙的最新研究印证了张氏的推断,他考索元代汉字《授时历》原貌,指出元代蒙文历日残片有类似S.612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具注历日》“六十相属宫宿法”(即纪年表)内容,且格式与明代大统历日相同。[22]其结论可以采信。

明代《大统历》之末有纪年表,列六十年岁属,该项被称为“纪年”,形制接近宋历之“六十相属宫宿法”。元代蒙文历日当本于同年汉字历日,故《授时历》纪年表篇幅亦为六十年。清前期,《时宪历》纪年表列六十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岁属始改为一百二十年,而纪年仍为六十。*乾隆帝二十四岁登基,及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已年届六十。为了在历日纪年表中继续见到皇帝生辰,清廷将岁属由六十年增为一百二十年。其谕曰：“国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跻寿宇,升平人瑞,实应昌期。是以每岁直省题报老民老妇,年至百岁及百岁以上者,不可胜纪。因思向来所颁《时宪书》后页纪年,只载花甲一周为断，殊不知周甲寿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数本循环,成例拘墟,未为允协。着交钦天监,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为始,于一岁下,添书六十一岁。仍依干支,以次载至一百二十岁,则开袟犁然,期颐并登正朔,用符纪岁授时之义。”[23]

早期的零散材料虽可证明不同年代纪年表之存在,但这些信息终不能成系统。较易获得的丰富的明代大统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参证,使得今人可以进一步探索纪年表的制度特征。

2 纪年表之追改纪年问题——以明代大统历日为重心

年号纪年与王朝政治演变息息相关,纪年表所列往年纪年,明确反映出当下朝廷对前任统治者的政治态度。当涉及正统地位时,当下统治者为昭示自身合法性,有时会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这种现象,在明代大统历日纪年表中有两个案例,即明朝开国纪年问题,和洪武—建文纪年“革除”问题。

2.1 开国纪年问题

今用明代历史纪年,始于洪武,纪年表列一周甲子年份,故需自洪武元年回溯。元朝在中原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为至正。朱元璋起兵之初,归附韩宋政权,使用龙凤纪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龙凤十二年,韩林儿死,朱氏政权藉此自立,朱元璋遂改次年(1367)为吴元年。吴二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皇帝位,建立明朝,改元洪武。

明朝开国伊始,即按例颁历天下,然其纪年表当如何处理建国之前的年份？明人对开国之初历日纪年表形制的描述,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以郎瑛《七修类稿》的记载为代表：“国初历,其式与今不同……纪年由洪武元年以前书吴元年,溯上只书甲子平行,不用年号。”[24]田艺蘅《留青日札》大体因袭郎瑛所述：“国初历……与今式不同,而纪年则由洪武元年以前吴元年,溯上则但书甲子平行,不用故元之年号也。”[25]

另一种说法,出自顾起元《客座赘语》：“国初历,民间有藏者,其式与今不同……有甲子而无年号。案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为吴王时所刊行者,以后既建元,遵用《授时历》,则未有不纪年号者矣。”[26]还有沈德符提到：“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支干,不用元旧号。”[27]顾、沈二人的记述,显然是忽略了朱元璋集团曾经使用过的吴元年纪年。

明初历日存世极为罕见,如《汇编》所收录之《大统历》年份最早者,为《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丙寅大统历》(1446),距明朝开国已近八十年。邓文宽曾经考订过吐鲁番出土的《大明永乐五年历日岁次丁亥大统历》(1407)残片,该残历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Ch3506,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明代历日,可惜残片缺失严重,仅存六月下旬一小段内容。[28]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明钦天监刊本《大明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大统历》(1417)一册,永乐十五年距明朝开国不远,若自该年回推年份共一甲子,当对应为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戊戌年)。此件历日保存完整,纪年表清晰可辨。今取其后半部分如图4。

图4 《大明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大统历》纪年表后半部分

该纪年表自永乐十五年起,回推洪武纪年到戊申(1368)止,上溯丁未(1367)用吴元年；再上溯,就使用了三年甲辰纪年,即丙午(1366)用甲辰三年,乙巳(1365)用甲辰二年,甲辰(1364)用甲辰一年；其后上溯,使用干支纪年,自癸卯(1363)始,回推至戊戌(1358)。

明初历日中的纪年制度,即反映出明朝初建时期昭示正统的姿态。洪武以前的纪年,吴元年系吴王朱元璋自建,亦列于纪年表中；其他年号如元朝的至正,朱氏政权曾使用过的龙凤等,明廷皆不承认其合法性,故明初历日中不列出这些年号。吴元年之前上溯为甲辰纪年,此举意味深长,盖因彼甲辰年对应为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该年朱元璋始自称吴王,明廷以朱氏政权为正统,为表明其统治之肇始,故使用甲辰纪年。惟甲辰纪年之始不用元年,而用甲辰一年,其规格有所降低,毕竟甲辰是干支,不是实际使用过的年号,只是为了体现纪念意义而已。检索明代前期的历史文献,也可以见到偶有甲辰二年、国初甲辰年等用法。

明初大统历日纪年表中,对于建政之前的年份使用干支纪年,这与宋庠所见辽历遵循同一政治传统。这种方式,也被清朝统治者心领神会地加以继承。笔者见过国家图书馆藏《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历》,该历纪年表自顺治三年(1646)起回推一周甲子,上溯及皇太极所建年号崇德,再到后金天聪汗号纪年,乃至努尔哈赤所谓天命,再往前面上溯年份仅列出干支,完全不用明朝年号,此即为清初纪年制度,其形制因循前代故例。[29]*1946年,李思纯曾见到过清初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政权所颁历书,亦可作为参证,见文献[29]。他介绍说：“涉园主人见示所藏吴三桂周五年历一帙,得之雅安废寺中”。李氏考诸史籍,发现吴三桂确有颁历之事：“(康熙)十七年戊午,即周五年三月,(吴三桂)践帝位,改元昭武,以衡阳为定天府,置百官,造新历,举川湘滇黔乡试,七月死。”李思纯据吴周历日纪年表论述其政治态度曰：“三桂称帝在周五年戊午,其前四年建国号周而不称帝,盖尚首鼠于复明之议。及垂死时窃帝号自娱,故追溯称帝前四年以为元年,更前仅列干支而不奉清正朔。然甲申以前为明思宗纪元,乙酉为福王弘光纪元,丙戌为唐王隆武纪元,丁亥为桂王永历纪元,吴历皆仅具干支,固知其未尝有旧君故国之思矣。”李氏又取吴历纪年表与陈垣《二十史闰朔表》清朝闰朔对比,发现“两历之异实微”,从而指出吴三桂“奉清正朔既久,一旦称帝,乃据清颁时宪历,而故异其一二末节,以示独立自主,实与清历根本仍同”,此种情形,乃是“蓄意与清历相违”。

2.2 洪武—建文纪年“革除”问题

大统历日纪年表中洪武—建文纪年“革除”问题,缘自靖难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仅三十一年(1398),继任者建文帝之建文年号有四年(1402)。明成祖登基后,为掩饰其夺位不正,恢复使用洪武年号,建文四年遂称洪武三十五年。([30],卷9下,145页)此举意味着他不承认建文帝的四年统治,昭示自己继承的是乃父之统。

明成祖改建文纪年为洪武一事,按后世的通行说法,称为“革除建文年号”,或简称为“革除”。明廷“革除”政策亦在大统历日纪年表中得到体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大明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大统历》之纪年表中,建文纪年的4个年份(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相应纪为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1399～1402),如图5。

图5 《大明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内容

《汇编》中,也有八种可以见到“革除”现象的历日,它们是《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丙寅大统历》(1446)、《大明正统十二年岁次丁卯大统历》(1447)、《大明正统十三年岁次戊辰大统历》(1448)、《大明正统十四年岁次己巳大统历》(1449)、《大明景泰元年岁次庚午大统历》(1450)、《大明景泰三年岁次壬申大统历》(1452)、《大明景泰四年岁次癸酉大统历》(1453)和《大明景泰八年岁次丁丑大统历》(1457)。

大统历日纪年表中的洪武—建文纪年“革除”问题,影响甚至远及天顺朝。

3 纪年表之改元易号问题——以明代大统历日为重心

皇帝登基之惯例,当更易年号纪年。因明廷颁历日期定为年前举行,一般是十月朔日或十一月朔日,而皇位更替时间不定,其诏令更改年号亦非定期。颁历需要与改元衔接,更新年号。因此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改元时次年新历已颁,如景泰—天顺纪年问题及嘉靖—隆庆纪年问题；二是改元时次年新历待颁,如万历—泰昌纪年问题。

3.1 景泰—天顺及嘉靖—隆庆纪年问题

景泰—天顺纪年问题,缘自明英宗与景帝之皇位交替。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亲征瓦剌,兵败土木堡,被掳北去。景帝即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1450)。英宗从瓦剌归来后,被景帝软禁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一帮贪功逢迎之臣发起“夺门之变”,迎请太上皇英宗复位。南宫复辟之后,新朝廷亦以彰正名义为要务。正月二十一日,英宗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1457)。天顺元年二月初九日,适逢钦天监编造次年历日,礼部右侍郎掌钦天监监事汤序提议：

郕王既复旧藩,义当革其年号,今本监成造天顺二年历日,其历尾所书景泰年号宜复以正统年号书之。[31]

案汤序本为钦天监中官正,因“夺门”之功从六品小官一跃成为三品大员,造历事务亦为其所领,自当尽心筹度。江山易主之际,汤序所请,显然是鉴取永乐朝“革除”之前辙。“夺门”距“靖难”不过五十余年,两者皆为非常规的皇位交替,一定程度上互为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汤序提议之际,大统历日纪年表中“革除建文年号”现象仍然存在。若汤议获准施行,则纪年表中正统纪年将延续七年,共长达二十一年!

汤序提请革除景泰年号,实出于逢迎邀宠。英宗却不为所动,回应道：“郕王年号当革,但朕念天伦之亲,有所不忍,其仍旧书之。”[31]英宗所谓“年号当革”,应是考虑到前代故例。可是毕竟时过境迁,复辟后的政治斗争远不如成祖夺位时之残酷,故终未效法永乐朝之“革除”。

景泰八年大统历日已于景泰七年(1456)十一月朔日颁行天下,次年正月“夺门”后虽改元天顺,但并未重颁本年新历,故无天顺元年大统历日。《汇编》所收《大明景泰八年岁次丁丑大统历》(1457)纪年表起首部分如图6。

图6 《大明景泰八年岁次丁丑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此历纪年表之首行,丁丑年仍为景泰八年。

《汇编》虽未收天顺朝(1457～1464)历日,但仍有稍晚颁行的《大明成化四年岁次戊子大统历》(1468)等作为参考,今取其纪年表起首部分如图7。

图7 《大明成化四年岁次戊子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该历纪年表中,丁丑年行为天顺元年,之前七年景泰年号俱保留,此当沿袭天顺朝故例。

嘉靖—隆庆纪年问题,缘自世宗与穆宗之皇位更替。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年1月23日),世宗崩,裕王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诏改明年为隆庆元年。然嘉靖四十五年颁历日期为十月朔,当时世宗仍在位,造次年《大明嘉靖四十六年岁次丁卯大统历》(1567),颁行天下,今取该历纪年表起首部分如图8。

图8 《大明嘉靖四十六年岁次丁卯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周绍良收藏有上述历日,其首页“嘉靖四十六”被墨笔涂改为“隆庆元”字样,周氏据天顺元年事例,认为无隆庆元年历日[32],此说不免过于武断。据《明实录》记载,隆庆元年(1567)正月二十八日,穆宗“命钦天监造《隆庆元年大统历》通行天下”[33],这就是新纪元需要颁新历日的缘故。

隆庆朝所颁历日,纪年表丁卯年行皆改为隆庆元年,以《大明隆庆三年岁次己巳大统历》(1569)为例如图9。

图9 《大明隆庆三年岁次己巳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大统历日纪年表中,景泰—天顺与嘉靖—隆庆纪年问题,可谓情况相类。天顺、隆庆二朝历日,纪年表中前朝纪年皆与前任皇帝末年所颁之历不同。究其实质,为前任皇帝颁发次年新历后不久,出现皇位更替,继任皇帝诏令次年改元。但朝廷已颁于民间之历，不便更改,只能在下一年大统历日纪年表中,列出新纪年之元年,以示继任皇帝统治之始。

3.2 万历—泰昌纪年问题

大统历日纪年表中万历—泰昌纪年问题,缘自神宗、光宗、熹宗三帝在短时间内的两次皇位更替。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诏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明制,钦天监于每年二月进来岁历样,其时颁历日期为十月朔,光宗即位之前,明廷已预备颁行次年(辛酉年,1621)历日,即《万历四十九年大统历》。既已定于明年改元,故八月初四日,钦天监“请改书历日年号”[34],获准施行后,次年历日当改为《泰昌元年大统历》。按例,此历纪年表首辛酉年(1621)行当改万历四十九年为泰昌元年。

然光宗登基后不久即染病,在位不足一个月便撒手西去。九月初六日,熹宗嗣位,诏改明年为天启。仅月余时间,明廷经历两次皇位更替,其八月之诏以明年为泰昌,而九月之诏又以明年为天启。熹宗登基之际,纪年问题成为朝臣论争的焦点。他们最初形成三种意见：

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35]

纪年是皇帝统治的象征,这三种处理方式,实际上都意味着要牺牲祖孙三帝之一。前者否认了光宗统治之存在,次者将神宗在位年份削去末年,后者则是有碍熹宗之明年改元。三种意见似乎都不够允洽,故群臣未能达成一致。

此时,礼科给事中李若珪、暴谦贞提出的另一种特殊意见脱颖而出。李若珪奏称：

除明年正月初一日为我殿下纪元,今年自八月初一先帝登极之日以至十二月终断,宜借之先帝,俱称泰昌每年月日。万历年号断自今年七月终止。则是先帝之年号既不亏万历之实数,又不碍殿下明年之称元,实至便也。[36]

他建议,万历四十八年到该年七月终止,泰昌元年从八月到十二月。这样似乎能够调和问题,既不影响次年用天启纪年,又存留泰昌年号,也合乎神宗实际统治之终,故群臣多有认可者。

然而,此种处理方式也面临着反对意见,有人称其不合礼制,即违背传统“未逾年不改元”之惯例。御史左光斗引述旧典,举出史书中唐顺宗永贞年号附于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之后等数例为证,支持李、暴之议。[37]

最后,礼部侍郎孙如游执此意见上疏：

伏乞敕下,臣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自今年八月朔至十二月终俱用泰昌元年。([34],卷3, 54页)

所见九月十四日诏书,落款仍称为万历四十八年[38],可见该议采纳时间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论者议纪年改元事,多有关注朝廷颁历之制者。如李若珪提出“造历在即,时刻难缓”[36],意谓时维九月,颁历之期迫近,亟待明廷确立纪年制度,恳请尽快施行其议,载于历中。

左光斗疏亦从颁历角度阐释泰昌纪年问题面临之困境：

若使泰昌晏驾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诏未宣,而泰昌之历已颁,则可以无今日之议；惟诏已颁矣,历未改矣,天启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无安顿。[37]

如光宗死于次年,或是当年十月之后,《大明泰昌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已颁行天下,官方法定纪年制度已既成事实,可照旧例行,无需争辩。现实情况是,在颁历之前,已确定次年改元天启,需要颁行《天启元年大统历》,这样，纪年表中泰昌年号的位置确实不便安排。

不久后,熹宗下《泰昌元年大统历敕谕》曰：

朕惟皇考嗣登宝位,甫逾再朔,奄弃臣民,善政徽猷,靡可殚纪。父作子述,著代为先,正始受终,得统为大。维先帝之庞恩湛泽,永结于人心,宜泰昌之建号纪元,昭垂于万世,于以明缵承之显序,彰启佑之洪庥。明发有怀,方深轸慕,再览廷议,实获朕心。其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终为泰昌元年,并载《大统历》庚申纪年行内,礼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遵奉施行。钦哉,故谕!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日。[38]

于是,钦天监又改书历日年号,即改次年历日为《天启元年大统历》,并及纪年表。今计印造历日诸环节,除刻版外,还需采办纸张,印刷装帧等多道工序,时间紧迫,因此该年颁历日期推迟到十一月朔日。*见文献[39],类似的例子,曾出现在崇祯帝登基之际,案崇祯帝即位于天启七年(1626)八月二十四日,该年颁历日期就因为改历日年号而推迟为十一月朔日,参见文献[40]。又,明代各布政司历日,皆由朝廷发历样,自行印造,对于某些偏远布政司而言,上述更改纪年体例之敕谕并不能够在十月朔日前及时抵达,所以这种泰昌年号历日完全有可能流出。

《汇编》中收有《大明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大统历》,乃是一残卷,仅存历尾部分数页内容,及后人另加封面并笔书“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经笔者考证,该历年份非庚申年,应属下一年,即辛酉年,且残历原件与《汇编》所收《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相同,亦可参证。考虑到当年历日印造过程中的特殊情况,颇疑后人手书“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有所本,建议以此定名。[41]

《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纪年表完好无损,兹取其起首部分作为例证,如图10。

图10 《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该表首行辛酉年纪为天启元年,次行庚申年纪年“泰昌元年八月起,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止”,是为熹宗敕谕之贯彻。

《大统历》庚申年行内采用上述特殊纪年方式,并未持续多久。《汇编》虽收录《大明天启二年岁次壬戌大统历》(1622),然此历纪年表已阙失,无法辨识,所幸《汇编》收录有天启三年(1623)、四年(1624)、五年(1625)以及部分崇祯朝历日,其纪年表庚申年行内,万历—泰昌纪年又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今取较清晰的《大明天启四年岁次甲子大统历》(1624), 如图11。

图11 《大明天启四年岁次甲子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彼时代《大统历》纪年表庚申纪年行有所简化,“泰昌元年”、“万历四十八年”并列,即意味着此两年纪年合用庚申年,后世大统历日皆遵行此制。

万历—泰昌纪年问题的实质,是颁发次年新历之前出现皇位更替,继任皇帝诏令次年改元,新历当改用新纪元颁行天下。而此次明廷一月之内出现两次皇位交替,新历两度改年号,因此推迟颁历。

4 颁历授时传统再探讨

历书是时间信息的纸质载体,今人关注其中的时间要素,主要着眼于闰朔、节候等内容,它们对于社会生活、农业生产具有指导性价值。因此有学者将颁历形象地解释为颁发王朝的“时间节律”。通过本文对纪年表及其相关史事的考察,可见王朝年号纪年亦在历书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出丰富的制度史价值。这种历史现象,又可以促进今人对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展开进一步思考。

颁历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颁正朔”。“正朔”无疑是个时间概念,汉代以前,王朝初建时常有“改正朔”之传统,孔颖达释曰：“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自汉武帝创建年号制度以后[42],统治者极少变更岁首、月首,新朝建立,但改历,新帝登基,但改年号。王朝“改正朔”的表现形式有变,而内涵不变。后世语境中,“正朔”的含义被进一步拓展,涉及年、月、日等多层面的时间信息,因此有称“历(曆)”为正朔,也有称年号、纪年为正朔者。

颁历授时是一种国家行为,造成来年新历是其施行之前提。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学长期由官方垄断,天文官员们从事今人看来的“科学活动”,他们根据天文历法知识,可以推步得出闰朔、节候等时间要素。

然而,皇朝的时间体系不止于此,如年号纪年,并不涉及历法推算,却与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当下政权对时间序列的记法具有支配权与解释权,朝廷为昭示自身合法性,会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朝廷造历,又需要与改元衔接,纪年表亦随之更新年号。如大统历日纪年表中的“景泰—天顺”纪年关系,臣属在先期为逢迎邀宠曾提议“追改纪年”,但皇帝又强调兄弟之谊而未依前例,遂演变为“改元易号”问题。又如“万历—泰昌”纪年关系,当年号事宜迟迟未定,有人提出造历日期紧迫,呼吁尽快确立纪年体例。总之,朝廷在造历颁行之前,已将时间体系打上了帝王统序的烙印。

朝廷正朔不仅仅是闰朔、节候等未来时间的安排,它还应该进一步涵盖王朝年号纪年,甚至需要追溯到过往的一定年份。统治者通过颁历授时活动,力图向臣民推行一个由年、月、日等共同构成的时间坐标系统。

另一方面,纪年表篇幅有限,就大统历日而言,因其特定形制,此一时间坐标长度亦不过六十年。明朝开国多年之后,世人没有实物可以参照,关于早期纪年表历史记忆的若干细节(如三年甲辰纪年),又在岁月的推移中逐渐流逝。

致 谢 感谢导师关增建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邓文宽先生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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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明太宗实录[M].卷9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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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J].史学月刊.2013,(2)：31～41．

41 汪小虎.《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61～65．

42 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J],文史,2009，(1)：43～90．

A Study on the Chronology Lists in Pre-modern Chinese Almanacs

WANG Xiaohu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In pre-modern China, the almanac chronology list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dynastic legitimacy. By studying such almanacs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ronology list from the Tang to Qing dynasties. Focusing on the almanac of the Ming Dynasty Datong Calendar, the two aspects which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ronology list are explained: firstly, how the government replaced the former rulers’ chronology to show its legitimacy; secondly, how the almanac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updates in chronology. In doing so, this paper mak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almanac promulgation in pre-modern China．

almanac, almanac promulgation, reign titles, chronology list,zhengshuo(arrangement of year, month and day)

2015- 07- 28；

2016- 02- 22

汪小虎,1980年生,安徽池州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科学史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传播。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计量史”(项目编号：15ZDB030)

N092∶P1-092

A

1000- 0224(2016)02- 0150-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