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耀中（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 200433）



综说佛教前期对婆罗门教优势之因素

严耀中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 200433）

佛教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使传统主宰着印度社会精神世界的婆罗门教黯然失色，在当时是具备了一些有利条件，以及佛教对其他宗教的内容采取扬弃吸收之态度，也构成了早期佛教对婆罗门教的优势。这些优势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一是具有复杂而有系统的、体现着创新观念的教义。其中，以因缘和合论为基础的无我与无灵魂观念，以及由俗谛和真谛合成的意识形态，都影响着印度与世界思想史的形式和走向。二是佛教的僧团组织及其作为纽带的戒律是佛教走向亚洲最重要的载体。同时，接纳妇女进入僧团则使婆罗门教相形见绌。三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佛陀集思想、道德、组织权威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是当时婆罗门教所缺乏的。四是佛教对佛陀身前的敬仰在其涅槃后扩展到了对舍利等相关纪念物的崇拜，并就此形成寺庙和石窟，使它比婆罗门教更早地利用偶像崇拜来增进宗教感染力。五是佛教获得一些新兴的社会力量，包括王权，尤其是阿育王的支持。六是外来移民皈依了佛教，并成为它的传播者。七是略早于佛教的耆那教成了佛教反对宗教现状的同盟军。八是佛教的新思想是对婆罗门教观念扬弃的结果，后者的一些内容，从思想到神祗，又被佛教加以吸收和改造，成为佛教利用的一种资源。无需多说，上述八个因素相互交错，而且佛教所具有的优势是动态的，其具体情况都在变化之中。经过了最初几个世纪的辉煌后，佛教发现全新的充满活力的婆罗门教成了它的挑战者。

早期佛教 婆罗门教 优势 新条件 扬弃

这里所说的“佛教前期”，指的是公元1世纪之前的佛教，或者说是大乘佛教出现之前的佛教。①虽有些学者认为公元前2世纪左右已有大乘佛教的存在，但至多只是萌芽状态。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大乘佛教体系的形成是在公元1世纪。不过在阿育王之后，佛教的上升势头已基本结束，但对婆罗门教的一些优势还习惯性延续着。这个时期的佛教，尤其在佛陀涅槃前后的时代，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使传统主宰着印度社会精神世界的婆罗门教黯然失色。然佛教究竟当时在哪些方面占着优势及其原因，虽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多有叙说，但似乎都或有缺失。本文就诸家之言试作一综说，并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宗教的创立需要多种条件，在社会已经存在着影响强大之宗教的情况下，一个新的宗教之崛起，往往是三个方面的合成，即旧宗教的腐败与新宗教包含了适应新形势的内容，当然还有社会形势发展所构成的客观环境。佛教兴起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佛陀碰到了一个好时机，“公元前6世纪时，种种新观念带头冒出，新的哲学原理和宗教教派随势涌出，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征象”。②R.C.Majumdar，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Bombar：Bharatiya Vidya Bhavan，1953）360.佛陀的所说所为及佛教在稍后的发展符合了这样的形势。

婆罗门教中的不足之处，尤其在早期，成了激发佛教兴起的时空机遇，即婆罗门教当时在宗教形态上的缺失和弊端成了佛教创新的方向，并构成了对前者的优势。佛教在创立之初在其自身方面对婆罗门教所占有的优势，即在内因上主要可分为四个方面。一个是教义上的，一个是宗教结构上的。两者相加后还衬托出了第三个佛教优势，那就是佛陀个人的影响作用。而对佛陀的崇拜，又形成了第四个优势，即图像崇拜所形成的宗教优势。

第一方面是表现在创立教义的理论体系上，可从两个层面讲。其一是从教义结构的完整程度来看，鉴于婆罗门教为印度诸宗教元素的大集合，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所尊奉的诸《吠陀》纷杂不文，虽有大致的框架，却不严密，此正如《一切经音义》所云，彼时“外道九十五种皆取恶道”。仅仅这“九十五种”的数目就足以使它们的教条杂乱无章，难成一体。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一般都显现出思路的清晰，容易被人所理解和接受，且叙说较为全面。而佛陀的说法是在长期严密的思考后所体悟出来的，成体系而有条理，当然更能吸引人。其二是佛教在理论上的创新，形成了符合社会需要的新思潮。自佛教从婆罗门教文化中脱颖而出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不乏新鲜，独树一帜。这是因为《吠陀》作为婆罗门教的思想源泉，虽饱含智慧，却由于是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汇集而成，未免形式散杂，甚至互有抵牾。而佛教的理论体系最初是由佛陀天才的长期构思，不仅“和婆罗门教一样充满着抽象的思维和哲学的反省”，①D.T.Suzuki，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3）81.而且观点独特，更具说服力。

佛教新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以因缘和合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佛教与婆罗门教在理义上最主要的差异，在于佛教从“三法印”和“四谛”②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等概念出发，以因缘和合论来看待现象与本体，即“因为它们本性是空，事物才是因缘和合着的”，③D.T.Suzuki，On Indian Mahayana Buddhism（Harper ＆Row，London，1968）59.进而认为“不存在脱离主体的客体，所有客体都来自主体，而处于事物中的主体却是乌有”。④S.Radhakrishnan，The Philosophy of the Upanisads（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Ltd，1924）30.明白了这一点，就能脱离使人迷失、受难的所谓苦海或火宅。此即是通过对现实的否定，来求得自身之解脱，故尔向现存之社会状态提出了挑战，因为只有在不合理的生存状况下，人才需要解脱。而当社会上不合理的情况严重暴露时，反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学说便会风行一时，大受欢迎。更深的意义还在于佛陀强调自身努力的作用，指出了脱离苦海之路，使佛教成为一种“新的个人自救的宗教”，⑤Charles Drekmeier，Kingship and Community in Early India（Stanford：Stanford Univ.Press，1962）62.而与依赖祭祀和教士的婆罗门教迥然有异。

“佛教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无灵魂和无我，而此与其他所有的宗教截然有别。对于被绝大多数宗教所具有的灵质之假定也断然反对。”⑥D.T.Suzuki，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3）32.因而与婆罗门教以“梵”为至高无上的观念相反，“佛教不承认有世界创造之神”，因此“佛教是人类至上的宗教，他把‘人’置于整个宇宙之上，把人自己视作救世主”。⑦中村元：《比较思想论》，中译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章，第30页。如此为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这也可以作为佛教联合低级种姓的手段”。⑧刘家和：《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蠡测》，载氏著《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佛陀理论的巧妙之处还在于把他的思想体系分成“真谛”和“俗谛”两个组成部分，犹如后世一些主义中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也可以使佛教适合着不同的社会需要：真谛使社会精英在精神上有安身立命之归宿，而俗谛通过佛陀给出的正道和戒律，或即“作为世俗佛教徒的眼前目标不是涅槃，而是通过功德（punya）的积累来追求人生的幸福和好的来世”，⑨Reginald A，Ray，Buddhist Saints in India（Oxford：Oxford Univ.Press，1994）16.成为推动社会道德的新价值观念。佛教还向统治者建议，声称如果 “对他的人民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就可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统治者的一种好政治”。⑩O.H.De A，Wijesekera，Buddhist and Vedic Studies（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94）117.>当然，这种援助是可以通过施舍给佛教寺院的方式来实行。佛教的这些创新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证明了“占优势的观念和整个社会文化的象征影响着思想的形式和走向”。①Vishwanath Prasad Varma，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1973）7.

把这两个层面综合起来，又体现着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如此构成的佛教教义与当时的婆罗门教相比，无疑占了上风。佛陀之后的几次集结，在教义方面维持了基本统一，即使后来有所分歧，也主要是在戒律执行的细节方面。佛教理论的系统性始终是很强的。而这些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儒家很有合拍之处，这也是它，而不是婆罗门教被中国文化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第二方面的佛教优势，是从作为宗教的组织程度来看。婆罗门教没有较为严密的宗教组织形态，婆罗门只是一个阶层，彼此之间除了种姓家族关系以外没有其他关系，而且这种种姓家族式的宗教结构在偌大的印度境内肯定分布不均匀，存在不少空白或势力薄弱的地方，这就给佛教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佛陀的伟大实际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僧团，一直存在到今日，其成员称为比丘。他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持久，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变成了世界上的伟大力量之一”。②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2、344、356页。佛陀一手组成的严守戒律的僧团反衬着婆罗门教士的散漫与腐败。佛陀从初转法轮，收受弟子开始，就组织了僧团，“使佛教成为有组织的宗教”。③Joanna Rogers Macy and Eleanor Zelliot，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ian Buddhism，载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143.“由于顾虑单个的生活和修行难以认识真理，所以在｀那个时代有了在导师指导下共同修行之举。”④S.R.Goyal，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Jodhpur：Kusumanjali Prakashan，1994）65.由越来越多“出家人”所组成的僧团之所以能够建立，还可能在于社会物质生活的进一步丰富。这包括从公元前10世纪左右铁器开始应用，到了佛陀的时代，铁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农业上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于此相呼应，水稻种植在印度平原上得到大面积推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印度的气候条件本来就易于作物生长，食品和饲料较易获得。这些都有利于包括妇女在内的不少人能够脱离社会生产而专致于宗教修行和僧团的形成。尤其是佛陀决定接纳妇女加入僧团成为比丘尼。虽然比丘尼要受到更多的约束，但这已经成为印度宗教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对于在家妇女，三藏经典表示了钦佩和尊敬”，⑤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2、344、356页。为此深受鼓舞而大量皈依佛教的妇女信众当然使婆罗门教相形见绌。因此“可以断定的是，历史上遍布印度、中亚的佛寺以及佛教造像，很多是出自于女子的供养、女子的捐赠”。⑥段晴：《“造像功德经”所体现的佛教神话模式》，载《佛教神话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98页。

僧团之形成也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有了僧徒一起修行活动的场所，名之为僧舍，是僧团存在的物质条件，也成了早期寺院的雏形。这寺院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僧徒在僧舍里修行与生活，能够与世俗的名利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因此能克服许多困难。如“在雨季时，所有印度的苦修者团体都退却了，只有佛教徒们以严格的戒律和定居的方式坚持下来”。⑦参见Gadjin Nagao，The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Buddhist Monasticism，载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190.作者还说起先僧徒们“晚上就睡在树下或路边，以石头为枕”，在雨季时才“选择一个合宜的处所，然后搭起一些在雨季时只能容一个僧人住的小棚”。这些棚舍以后发展成为寺院的附属建筑。这使寺院佛教有了发扬教义和发展宗教力量的牢固据点，“据说关系到使佛教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的，正是它的寺院之扩展”，⑧Nilakanta Sastri，History of India（Madras：S.Viswanathan，1953）119.而婆罗门教士的修行一般是以个体的形式，从而前者显示了僧团的优越性。佛教寺院作为教义的研究和学习的处所形成了传统，这同样也是使婆罗门教相形见绌的优势，可以说在印度佛教的整个存在期间都被保持着。

其二是为僧徒之间如何相处制定了戒律，戒律成了联结僧团最强有力的纽带，这正是婆罗门教的薄弱之处。“在佛教所建立的一些法规远比婆罗门教严厉，不仅是反对祭仪之铺张，而且不能无检验地接受教义。”⑨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India（Illinois：the Free Press，Glencoe，1958）118.戒律中对僧徒的很多生活细节也都作出了规定，也与此相关。有学者说：“早期佛教徒反叛印度教，就好像早期基督徒反叛犹太教一样，其部分宗旨就是要反对法律的过度神圣化和宗教的过度法律化。”①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7页。这是因为当时印度社会里世俗行为准则依据的是婆罗门教教义，法、教合一所形成的“法律”，对整个印度社会都要起规范作用，但对婆罗门本身却规范不严，且不统一。而“佛陀强调过圣洁的生活”，②Vishwanath Prasad Varma，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1973）98.即通过戒律，“佛教则以道德来分庭抗礼”，即“以此划出清楚的界限：一边是真正按照道德原则来规范行为；另一边则是依靠承袭信仰和在祭祀仪式中的神秘性和法术”。③Edward J.Thomas，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London：Kegan Paul，1933）12.新的道德模范当然更具影响力，“僧徒们纯正的行为，转而成为他们和世俗社会相联系的重要纽带”。④Reginald A.Ray，Buddhist Saints in India（Oxford：Oxford Univ.Press，1994）16.不仅如此，反对祭祀杀生和复杂繁琐的仪轨，大大降低了尊奉宗教信仰的成本，使佛教修行变得更为简易可行。

佛教另订戒律，但只是针对教团内部，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印度世俗有异，反而具有适应其他社会文化之可能。而在上述两个情况影响下，佛教徒将奉教与教徒自身生活合二为一，脱离世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走出社会。这在中国称之为出家，却不得不与社会还保持着共同的行为准则之情况颇有差别。但不管怎样，因为有着戒律的特殊性，使佛教僧侣的作为也有鲜明的特性，成为沙门中非常令人瞩目的一类。⑤沙门在印度系有别于婆罗门的修士之通称，在中国则成了佛僧之专称。教徒们形成一个集体，就像很多纤维拧成一股绳，力量和影响当然会大许多。“佛教僧侣的集体生活在僧团内形成了天下一家的精神”，因此“佛教通过信仰和追随者的集结派生出非常大的力量”。⑥K.V.Soundara Rajan，Glimpses of Indian Culture—Architecture，Art and Religion（Delhi：Sundeep Prakashan，1981）21.僧徒们的集体修行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对教义的共同学习探讨，不仅有利于大幅地提高彼此的水平，而且容易在较大范围内取得观点上的一致。佛陀涅槃后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分成了若干部派，但这些部派规模都很大。这和婆罗门教内家族式的传授，犹如大学校和私塾之比。其次，僧团的集体生活培养了协调和组织能力，便于其中佼佼者到新的地域组织新的僧团，这对佛教走向世界是很重要的预习和锻炼。这也是婆罗门教所不能比拟的。再次，在集体中更容易彼此激发宗教热情，包括传教的激情，这对佛教走出印度同样很重要。

后起的佛教为什么比婆罗门教先有大型的宗教建筑？人多力量大，僧团所具有的合力恐怕也是原因之一。重要的是，修行与生活合一的教团集体会使教徒产生一种归属感，“皈依”这样的词恐怕在当时婆罗门教内是很陌生的。不过印度“公元7世纪之后，佛教再也没能维持一个组织体制，而是散成家族式的教派社团”。⑦S.R.Goyal，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Kusumanjali Prakashan（Jodhpur，1994）388.原来对婆罗门教的这方面优势也就消失了。

由于婆罗门教中担任神职的婆罗门的身份是来自于出身的种姓，他们之间只有认同，没有组织。而且“婆罗门教信仰中的那种火祭坛是很容易建立或拆除的，这就为信仰者个人来使用大开方便之门”。⑧K.V.Soundara Rajan，Glimpses of Indian Culture—Architecture，Art and Religion（Delhi：Sundeep Prakashan，1981）22.如此则宗教组织或集体宗教活动反而难以开展。婆罗门教的宗教活动是在原有的社会结构里举行的，他们和信徒都没有脱离世俗生活，虽然其中一些婆罗门的苦修，也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本来就有的一种方式。过着这种方式的婆罗门有时孤而不群，但没有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过就相当大一部分婆罗门教士而言，主持祭祀是其主要的任务。他们由此所具有的职能，“不仅能执行婆罗门教内的祭仪，而且往往作为一种附加，赴应大量的需招”。⑨B.G.Gokhale，Early Buddhism and the Brahmanas，载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71.毫无疑问，如此宗教形态不单单妨害僧团之形成，也易使宗教腐败。教士参与如此的需招，如丧葬之类，是会有报酬的，这种有报酬之执仪有损于婆罗门教士的形象。⑩中国佛教在宋以后这方面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成了佛教世俗化的重要特征，以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人“念着他们自己也不懂其意义的咒语（dhrani），乐此不疲地参与葬仪做法事”，见G.Willoughby－Meade，Chinese Ghouls and Goblins（London：Constable Co.Ltd，.1928）76。日本佛教也有类似情况。都和他们婆罗门教的前辈有相似的地方。由此也造成东亚佛教的腐败与衰落，当然这是后话。

婆罗门阶层中除了那些苦行静修者外，一般都是以家族为主并为本地宗教服务的，呈现较强的地区性。而佛教的僧团一方面有固定的僧舍为据点，另一方面在三个月的雨季之外则到处云游化缘。这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僧侣的社会接触面，扩大了佛教的影响，还便于利用时机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僧团。

鉴于以寺院为本的僧团优势，“由佛教促成的寺院制度之发展不久普及到了所有的宗教教派”，①A.B.Keith，Th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Veda and Upanishad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25）589.这也包括婆罗门教与耆那教。当然由此也使婆罗门教在这个方面落后于佛教一步。

从第三方面讲，婆罗门教当时没有佛陀这样的宗教领袖。由于婆罗门教把诸《吠陀》视为天启，它们本身又是通过一个时间过程汇集而成，因此在体系上并不完整和严格。婆罗门教士们做的最多的是诠释工作，没有人敢于对此进行改编整理，于是婆罗门教的前期在教义上难以推陈出新，也出不了重要的思想家。而佛陀是佛教理论的奠基者，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佛陀还有进行宣传的巨大宗教热情”，②Vishwanath Prasad Varma，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1973）21.如“佛陀宣传人人可以奉佛，并且如前所述，宣扬人们在佛教组织之内可以一切平等。这就特别容易博得人们的信从”，③刘家和：《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载氏著《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8页。使他的思想通过其本人的努力在社会上成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佛陀的说教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那就是“包含在巴利文经典里所有佛陀说过的话，都能被分别采用，减去或发展一些抽象的思想观念，以适合不同的场合和目的”。④Sarvepalli Radhakrishnan，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Calcutta：Ramakrishna Misson，1958）477.这就为他身后佛教理论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另外，从僧团的建立可晓知佛陀非凡的组织才能，可以说“宗教的组织化完全出于佛陀的天赋”。⑤Sarvepalli Radhakrishnan，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Calcutta：Ramakrishna Misson，1958）13.佛陀以身作则在僧团内所执行的戒律，使得佛陀和整个佛教在当时成为道德的典范。在这个过程中，佛陀显示了他本人作为一个不断引导走向积极人生之楷模。这样一来，佛陀集思想、道德、组织权威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赢得各阶层的尊重和爱戴，“甚至在一开始，出身于一些最古老家族的婆罗门也加入了僧团，稍后一些有钱的商人，以及国王和王子们竞相向僧团献上最丰厚的供奉”。⑥Heinrich Zimmer，Philosophies of India，Pentheon Books（New York，1951）489.当时婆罗门教虽有一大批属于各个家族的教士，却一直没有公认的宗教领袖，佛教在创立之初便有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当然使其在一开始便先声夺人。而且由于佛陀的榜样作用，佛教中不断涌现出具有献身精神的奉教者，后来菩萨与菩萨精神的养成，杰出的佛徒往往成为“肉身菩萨”而受到崇拜，与此不无关系。其实，有那么多的佛教僧侣不怕艰险早早地来华传教，也是以这种精神为动力的。相比之下，婆罗门教士之来华者寥寥，也就原因可寻了。

同时，虽然“巴利文的佛教典籍中没有提到任何超神，但所有被提及的神祗都服从于佛陀”，甚至“如梵天这样的大神也来到世间拜服于佛陀，并执行他的命令”。⑦J.R.Haldar，Early Buddhist Mythology，Manohar（New Delhi，1977）70.这样，通过婆罗门教神祗在佛教经籍中的新形象，佛陀作为被崇拜对象从人格层面上升到神格的层面。于是，盛行利用图像的崇拜使佛教获得第四方面的优势。由于“在《吠陀》时代明显地没有任何神庙和公共宗教场所，亦无群众性的崇拜和信仰”，⑧Sarvepalli Radhakrishnan，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Calcutta：Ramakrishna Misson，1958）245.而且“印度教诸神有着更深一步的特征，即它们被崇拜时可以以偶像的形式，也可以以非偶像的形式”。⑨T.Richard Blurton，Hindu Art（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92）33，35.佛教方面则由对佛陀身前的敬仰在其涅槃后扩展到了对与其相关的纪念物的崇拜。如对其舍利、脚印等的崇拜。这种对由图像为佛陀代表的崇拜，不仅是使崇拜有了感情的联系对象，而且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保证了崇拜运动的扩大和连续性。而当时的“吠陀崇拜还没有寺庙，是依靠着仪式，由教士和世俗信徒以口宣和身体力行来执行和感受宗教的力量”。⑩T.S.Maxwell，The Gods of Asia（Delhi：Oxford Univ.Press，1997）4.当时婆罗门教的信仰方式是以分散的家庭方式实行的，“在吠陀及其后续的时代里，明显地没有供养神的庙，连最简单类型的屋子都没有”。①A.B.Keith，Th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Veda and Upanishad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25）258.而佛教的僧舍里供养着纪念佛陀的崇拜物就已经开始具备了寺院的全部基本功能。因此“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有了最早的石窟寺”，而且“寺庙首先带有供奉崇拜对象的神坛雏形”，②Gadjin Nagao，The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Buddhist Monasticism，载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194，195.最近据2013年的《Antiquity》杂志12月一期的报道，英国的一支考古队在佛陀出生地蓝毗尼（Lumbini）摩耶夫人庙的地下发掘中发现有约公元前6世纪的砖木寺庙结构，这说明在佛教建立之初便有了寺庙。使它比婆罗门教更早地利用偶像崇拜来增进宗教感染力。佛教在这方面领先了婆罗门教一步，③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对佛像崇拜的形成与大乘佛教自公元前3～2世纪就开始发展的一些理论有关。但也有些学者与此意见相左。如A.K.Narain在其First Images of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Ideology and Chronology（载Studies in Buddhist Art of South Asia，Kanak Publication，new Delhi，1985，p.6）一文中认为是“塞种人和一切有部的联手的时候导致佛像的出现。从西北和马土腊的碑铭中，塞种庇护一切有部是很清楚的”。虽然后者也照此模仿，但佛教已占了先手，现在遗存的佛像在造像年代上也早于婆罗门教的神祗，从而构成了第四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图像来增强宗教信仰的感染力。与此相关，佛教得到了一些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佛教最初的传播范围包括了深受希腊文化艺术影响的犍陀罗地区，就是利用希腊艺术在当地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徒很快借鉴来塑造佛像，顺利地发展出造像艺术，开创了崇拜的新阶段。高超而寓意深刻的造像效果当然要比一般的偶像崇拜好得多。

早期佛教在上述四个方面与婆罗门教在当时的缺失，有着鲜明的对比。婆罗门教松散而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佛教紧密而有很强的凝聚力。两相比较，佛教当然要比婆罗门教更具有宗教活力。

除了从佛教方面来讲所具备的对当时婆罗门教的自身优势外，在客观形势上亦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宗教环境，这包含着几个方面。其一，有学者指出，在佛陀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恒河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野心勃勃的国王们已经消除了早些时候盛行的部落制度，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群体获得了财富与影响。他们已非吠陀教士和贵族所认可的身价，毫无疑问他们要求宗教领域里的改革”，④A.L.Basham，The Background to the Rise of Buddhism，载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16.于是“早期佛教获得了广大商人阶级的支持”。⑤R.Thapar，Ášok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auryas（Oxford：Oxford Univ.Press，1961）141.这种形势当然会给主张平等的佛教带来更多的支持。面对这种形势，佛陀一方面提倡众生平等，另一方面“并不在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改革，只是在他的多次教导中搭起了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构架”，⑥Vishwanath Prasad Varma，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1973）15.也就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目标。“佛陀所强调的最重要的是让社会合作团结，使被分割或分裂的人众和解。”⑦Vishwanath Prasad Varma，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1973）353.这种温和的态度当然获得了多方的好感。所以与此同时，“城市的贵族阶层，包括一批刹帝利，甚至是婆罗门，都成了早期佛教的信徒”。⑧Charles Drekmeier，Kingship and Community in Early India（Stanford：Stanford Univ.Press，1962）96.因为城市社会在当时也是新兴的，其中“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 and the lower middle classes）”由于多种原因放弃了“老的社会生活和宗教方式”而皈依佛教，⑨Vishwanath Prasad Varma，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1973）135.从此城市佛教成了佛教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二，“历史的证据表明，在大乘佛教的形成时期（300B.C.—100A.D.），佛教与几股外来居民有了接触。犍陀罗在纪元前530年至330年曾是波斯的一个省，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又是印度的西北疆域，那里成为众多的外来部族的进入和居住地，若来自亚历山大远征后的一些希腊化王国帕提亚、贵霜，及塞种等。对这些进入印度的外来者，佛教比印度教易于接受，因为前者作为当地的主要宗教正在生气勃勃地进行传教，又没有种姓歧视，所以立刻吸引住了那些原无固定信仰的半开化部族。佛教不仅在他们进入印度途中迎接他们，向他们送去传教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成为佛教的传播者”。⑩K.N.Upadhyaza，The Impact of Bhakti Mov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hayana Buddhism，载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353.这个所谓大乘形成期，其实仍在以小乘为主的佛教前期。

其三，是耆那教的影响。耆那教比佛教兴起早一些，都是婆罗门教衰败形势下的产物，也都成了婆罗门教的对立面。“与佛教一样，耆那教明确地作为当时的婆罗门教及其学说和礼仪的反叛者，同时反对婆罗门的支配地位。”①William Loftus Hare，Religion of the Empire（London：Duckworth，1925）203，204.因此耆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有相似的地方，如提倡平等、反对杀生等等，这些和婆罗门教都是针锋相对的。但该教有一些独特的教义，如不在有屋顶的地方过夜、主张裸体等，故在中国被称为“裸形外道”。但这种教义的实施只能在印度东南气候较热的地方，西北高原严寒地区是难以通行的，而属于那类地区的“克什米尔、阿富汗斯坦、旁遮普成了那个时代佛教首要的根据地”。②Nilakanta Sastri，History of India，S.Viswanathan（Madras，1953）162.此外，“耆那教规定它的僧人不能云游境外”。③P.N.Chopre，Religions and Communities of India（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1982）159.如此耆那教不仅成了佛教反对宗教现状的同盟军，而且与佛教在发展的重点地区错开，并局限于印度境内，减少了彼此间的矛盾。所以对佛教来说，耆那教成为其发展的助力的因素大于作为竞争力的因素。

其四，佛教的新思想是对婆罗门教观念扬弃的结果。无论是哪个方面，针对性内容本身就包含了婆罗门教的因子，因为这种对立是在既有宗教的框架下进行的，故云：“佛教由《韦陀》之教反激而成者也”，④《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本“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韦陀”一译“吠陀”，其教即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内的种种宗教元素，又给了佛教在完成其作为一个宗教的过程中不少素材。当时的婆罗门教及其依附的婆罗门文化不仅作为佛教合适的反对目标，而且它本身的一些内容，从观念到神祗，又被佛教加以吸收和改造，成为佛教利用的一种资源。“佛教是《奥义书》思想的自然发展。”⑤Nilakanta Sastri，History of India，S.Viswanathan（Madras，1953）30.又如佛教“认同和继承了一些印度教文献，轮回的信仰，业因和宇宙的理论”。⑥Edward J.Thomas，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London：Kegan Paul，1933）13.又如“早期的佛教经文认为宇宙是由客观法则所支配的，这一观念根植于早期吠陀r·ta（宇宙秩序）概念”。⑦罗伯特·沙夫：《走进中国佛教：“宝藏论”解读》，中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99页。这也是因为佛教对婆罗门教了解得太清楚了，“佛陀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吠陀》学者”。⑧Sarvepalli Radhakrishnan，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Calcutta：Ramakrishna Misson，1958）579.所以，如何对婆罗门思想及文化进行扬弃取舍，推陈出新，可谓知己知彼。如“早期佛教用《奥义书》里绝对的平和与快乐的体验来证实涅槃之境界”。⑨S.G.Deodikar，Upanisads and Early Buddhism（Delhi：Eastern Book Linkers，1992）86.还有“在早期的佛教中，诸神体现出相当的权威，尤其是梵天作为最有权力的保护神，在早期佛经所载的对话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⑩Jungnok Park，How Buddhism Acquired a Soul on the Way to China（Sheffield：Equinox，2012）86.不仅如此，《吠陀》和《奥义书》还为佛教经典在诸如体裁、文法、音韵等构成经文的各个方面都树立了模仿的榜样。也就是说，当时的婆罗门教处于演变之半途的宗教形态，给了佛教很好的机会。在世界宗教史上，这样的机遇并不太多，似乎成了相辅相成的一种特殊模式。历史事件的生灭盛衰都是各种因素交错的结果，佛教在当时竟在其本身的里里外外汇集着天时、地利、人和，当然占一时之优。这使得“佛教虽然在印度的任何时候都成不了独立的国教，然在其早期却是反对婆罗门教控制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强大运动”。⑪R.Thapar，Ášok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auryas（Oxford：Oxford Univ.Press，1961）140.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上述这些因素加强了佛教的传播势头，但当时佛教的优势还是主要决定于前面所说的关于佛教自身的几个方面，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高级婆罗门加入了僧团，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不过佛教所具有的上述优势是动态的，各项的具体情况都在变化之中。如佛陀的涅槃，使佛教丧失了在教义上和组织上的最高权威，此后不久佛教便分裂成各个部派就是明证。而就婆罗门教而言，由于其早已根植于印度的社会文化之中，虽一时处于不利状态，但在图像崇拜、教义创新等方面学彼之长，逐渐跟上，到公元4世纪法显访印，所见形势已经逆转。⑫参见严耀中：《关于“法显传”中的婆罗门教》，载《佛学研究》第十八期（2009）。当然这是后话了。

［责任编辑 陈文彬］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al Reasons for the Attraction of Early Buddhism

YAN Yao－zho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This essay seeks to explai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spell that the Buddhist faith has held over its Indian followers during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ts evolution.The essay focuses upon the early stages of Buddhist history（prior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Mahāyāna）.It points out the principal features of early Buddhism that might explain its success.It likewise offers a general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at favore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religion.The success of the Buddhist faith is analyzed by way of comparison to the dominant Brahmanism（or ancient Hinduism）against which it had emerged.

The essay compares the early Buddhist faith with its rival Brahmanic religion，focusing upon eight points that might offer to the clue to the former's success：1.The elaborate，systematic and innovative Buddhist doctrine（which had been geared to answer the problems of the period），such as non－self or non－soul which according to the Pratitya－samutpada（according to the Buddha，there is no being，but only a ceaseless becoming），and in an ideological form，both the two truths：Samvriti－satyaand Paramartha－satya.2.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uddhist monastic organization，which has served as the principle vehicle for the religion's spread throughout Asia.Moreover，many women had become the members of the Sangha that had gotten more supporters for Buddhism.3.The personal appeal，and didactic powers，of the historical Buddha.4.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ligious veneration of the Buddha，which in many respects had preceded－and had served as a model－to the cult of the Hindu gods.Here I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ult of the Buddha's bodily remains，which was followed by the cult of his icons，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arly Buddhist cave temples.5.The patronage of the Buddhist faith by the ruling class in general，and by such kings as Ashoka in particular.6.The patronage of the Buddhist faith by migrant people and foreign regimes in northwest India.7.The criticism of Brahmanism by the Jain faith that had emerged earlier than Buddhism.In many respects Jainism and Buddhism joined forces against the hegemonic Brahmanism of their day.8.The successful borrowings of the Buddhist faith from Brahmanism.The founders of the Buddhist faith picked and chose from the earlier stratums of Indian religion those elements that proved most conducive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own religion.

Needless to say，none of the eight points mentioned above might be discussed in isolation from the others.Furthermore，these factors have all been subject to historical change.Thus，several centuries after its initial success，the Buddhist faith found itself challenged by an invigorated and entirely transformed Brahmanism.However，the later stages of Buddhist－Hindu mutual rivalry and mutual borrowings go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essay.

early Buddhism；Brahmanism；superiority；new conditions；sublation

严耀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 本文系2014年5月25～26日在以色列海法大学举办的“The 12th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Studies in Israel”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