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英

（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精神血脉的影响与延传
——论鲁迅与东北作家群

张 英

（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成长与发展，与鲁迅的扶持与帮助有着重要关系。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东北作家群作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鲁迅的关怀和影响。同时，东北作家群作家又在反抗绝望的精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艺术表现等方面继承了鲁迅的思想精髓。不论是在现代时期，还是在当代时期，这种精神传统的血脉影响都可得见。

鲁迅；东北作家群；影响；延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的思想、精神、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题材与创作方法的生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好似一座宝藏，得到了一代代研究者的挖掘与开采。鲁迅对年轻一代的帮助与关注是有目共睹的。东北作家群的形成与发展就与鲁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鲁迅与东北作家群，徐塞等学者曾撰写过相关研究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而且，在鲁迅去世以后及东北作家群衰落以后，鲁迅及鲁迅精神对萧军、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影响依然还在持续。

一

鲁迅精神对东北作家群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彷徨》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思想意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都控诉了封建思想对人的精神残害。在鲁迅的思想中，直面绝望、反抗绝望是很鲜明的精神特质。鲁迅的人生及思想，虽经彷徨、逆境、绝望，但终究反抗绝望。鲁迅的创作，比如，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包孕了鲁迅深刻的人生哲学与生命哲学。《秋夜》《过客》《这样的战士》等篇目都借助或通过作品中的形象，表达了反抗绝望的精神意识。

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之下，东北作家群在反帝反封建这一问题上具有相似的思想基础。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在青年时期就有鲜明的爱国情怀和反帝抗日倾向，不仅如此，他们积极宣传、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他们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却都充满正义感、责任感，具有思想基础的高度一致性。在三四十年代，萧红、舒群、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等来自东北的一群青年，面对日寇的入侵，表现出鲜明的反抗精神。他们陆续登上文坛，发表了大量反抗入侵及展现东北地域文化的作品。他们用文学的方式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激昂的抗日之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当东北作家群衰落以后，萧军、端木蕻良、白朗等作家在新中国建国后的文艺运动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面对生存和创作的困境，他们没有沉沦，顽强地与命运抗争。比如，在文革期间，白朗精神崩溃，她在精神极度失常的情况下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沾满血泪的万言书。舒群、骆宾基等人在文革中也遭到了迫害，经受了打击，但他们都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在人生的寒冬并没有放弃写作，顽强地坚守着。

作为鲁迅的弟子，也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萧军身上的反抗精神最为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创作中，还表现在他的思想上。无论是《八月的乡村》《第三代》，还是建国以后的《五月的矿山》，都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在萧军的人生之路上，特别是在《文化报》事件以后，萧军长期受到了思想批判，文学之路遭到重创，人生也一度陷入低谷。萧军在生活和创作的巨大压力之下，曾深陷孤独、苦闷和绝望。但萧军选择了对逆境和命运的抗争。1955年萧军“以一种悲痛的，激昂的，想要忘掉一切的心情在工作，每天平均可写3500字。没有娱乐，没有欢情，没有鼓励，没有理解，没有朋友……什么也没有。我只有孤独地在工作！在这沉闷的，昏暗的孤独中，我鞭策自己，咬紧牙关，用自己冲击出来的星星火花照亮我自己，燃烧我自己，用一种忍耐的，绝命似的力量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1]在萧军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其中的很多作品一方面抒发了自己孤独苦闷的心境，另一方面表达了反抗逆境的决心。如，1966年6月19日萧军创作的诗歌《既然上了战场》：“既然上了战场，就准备战斗，准备胜利；也准备着伤残或死亡。……丢掉任何软弱的悲伤；丢掉任何侥幸和幻想，现实就是——战斗！只有通过战斗，才有新生的希望。”[2]在文革期间，萧军饱受迫害，但《在拘留羁押中》等作品都传递出宁可粉身碎骨，也休想乞恕低头的顽强斗志。在萧军的日记中，这些复杂矛盾的情绪更是屡见不鲜。“我知道我底处境是艰难的，但我决不恐惧或低头，我要沉着地工作，稳步前进，最后必要战胜他们！……我必须挺起胸膛战斗下去，一切问题，总会有解决的一天。”[1](642)

二

鲁迅的创作，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实主义是鲁迅作品的主调。在鲁迅的扶持下成长壮大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现实主义也是其突出的创作方法。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他们注重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使命感，他们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九一八”之后东北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发出强有力的政治呐喊。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反映了文学鲜明的社会功利功能，也表明了作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对文艺的功能问题上，东北作家群无疑是将文艺的社会功能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边陲线上》、李辉英的《万宝山》、舒群的《老兵》《松花江的支流》等都是现实主义的力作。当代以后，东北作家群走向衰落，从群体创作逐渐演变为以个体作家创作为主的后东北作家群时期。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白朗等作家也都追赶着时代的脚步，随着建国以后主流文艺政策的调整而进行着创作上的调整。但是，现实主义仍然是这些作家不约而同的审美选择。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等题材也成为他们关注和描写的重点。比如，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舒群的《这一代人》、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端木蕻良的《钢铁战士》《钢铁的凯歌》等小说都较早地关注和表现了工业领域的建设。骆宾基的《父女俩》《王妈妈》《夜走黄泥岗》《山区收购站》，端木蕻良的《钟》《蜜》等小说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叙事。建国初期，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作家的创作主动靠近当代文学主潮，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政策，在工业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尝试中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深化。而且，萧军、舒群等作家直到晚年，仍大力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主张文学反映现实人生。晚年的舒群曾表示：“要奋战余生，多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佳篇，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作出应有的贡献。”[3]

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力作，往往具有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力量。批判意识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也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从《阿Q正传》《狂人日记》当中就表现出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深刻思考。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抨击，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东北作家群现代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民族解放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以后东北作家群虽然群体已经衰落，但是个体作家的创作一直努力实现着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努力追寻。他们关注时代，倾听历史。在人类文明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既有向前发展的积极促动力量，同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现代化进程当中在所难免的。在人性的挖掘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创作既歌颂了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人们，也批判了社会历史进程中那些丑陋的现象和人物。东北作家群作家没有刻意回避现实中的黑暗，而是勇敢地直面现实，正视现实。骆宾基的《边陲线上》揭露了东北边陲抗日救国军的阴暗的一面，揭示了抗日救国军中上层分子的糜烂与专横。在这一问题的倾向上，东北作家群作家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依然得以延续，一方面歌颂与展示人性的美好与真善，一方面也没有刻意掩饰人性的丑恶。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舒群的《这一代人》、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等作品，都有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如舒群的长篇小说《这一代人》，主人公李蕙良朝气蓬勃、乐于奉献、忘我劳动，她的身上闪耀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可是，小说中黄主任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谄媚的性格与李蕙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成为小说中的反面典型。小说中黄主任的脸色永远是贫血的颜色，苍白无味。如对黄主任接电话的一段细节描写，当听到电话铃响，“黄主任俯身过去，取过听筒；随着，向后一仰，差点儿躺到皮圈椅里。”年轻的毕业生李蕙良看到黄主任那仰面朝天的姿势，觉得充满了十足的惰性。在李蕙良的眼里，“不知怎么的，觉得他好像是位老太爷呢。”[4]因为这时的黄主任摆出的是一副老太爷似的领导模样。可是当听到是总工程师的电话，黄主任的脸立刻变了颜色，说话的腔调也来了一个大转弯。不仅声音唯唯诺诺，而且他的动作也十分具有戏剧性：“他赶紧从皮圈椅里站起来，弯下腰去，好象在给电话机行礼似的。”[4](87)白朗的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中，年轻的主人公邵玉梅积极上进，她想多学一些配药的技术和知识，可是她的领导却因为邵玉梅没有正规学习经历而看不起她，处处为难她，阻挠她学习技术，给邵玉梅前进的路上增添了不少障碍。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同样对官僚作风进行了揭露。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虽然小说的结尾部分结构松散，文学性减弱。但是正是这部分社会批判的力量在小说中最为直接而强烈。通过社论的方式对矿难事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国家企业中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此不难看出，东北作家群作家当代的创作在歌颂当中并没有完全遮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这也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

三

在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上，东北作家群也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创作虽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又勇于突破传统手法，借鉴西方，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多方面成功的创作，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东北作家群作家，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又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形成兼具中西的文化视野。

细读东北作家群作家的作品，隐约可见鲁迅的笔法。比如，萧军的思想应该在东北作家群中是最标举鲁迅的，在三四十年代这是毋庸置疑的。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的创作可以说是跨越了现代和当代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创作完成的，只有第八部分和润色修改是在建国初期完成的。在萧军的《第三代》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影子”。例如，小说中的人物汪大辫子留着辫子，因为他担心万一大总统再变成了皇上，如果把辫子剪掉，那时皇上生气也许把没有辫子的人都杀掉，所以汪大辫子留着辫子。这好似鲁迅的《风波》迎面吹来。当小说中的人物汪大辫子和妻子翠屏打架，当他不能取胜的时候，汪大辫子就把情敌刘元搬出来气翠屏。汪大辫子当着翠屏的面说井泉龙已经把女儿大环子许配给了刘元了，并说人家那才是年貌相当的一对儿呢。这样就激怒了翠屏。当汪大辫子看到翠屏真的生气了，脸被气红了，快要气哭的眼睛里闪着水银样的光芒。汪大辫子就满意地笑嘻嘻走开了。因为“他知道这样自己已经算打了一次胜仗。”这样一段细节描写，一下子会让读者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的笔法在弟子作品中的再次悄悄复活。还比如，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题目本身“Q”就很有新意，也引起很多鲁迅研究者对“阿Q”内涵的考证和解读。而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中，舒群在新时期后创作了一篇小说《少年chen女》，题目当中也用到了拼音，形式非常的新颖，也包含了多方面的解读可能。

因此，这种向恩师致敬的文字在当代以后的创作中也可得见。鲁迅的《野草》中曾有一篇名为《颓败线的颤动》的文章，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中，抒发过这样一段感慨：“时代的现实总是要前进、要发展，历史是无情的，现实是严峻的，因此在任何‘颓败线’的面前，我决不会再有任何‘颤动’的。”[5]可以说，鲁迅精神传统的血脉已经深深浸入了作家的创作中，这也是对恩师致敬的体现。

四

鲁迅早在《狂人日记》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在现实中，鲁迅对东北作家群的扶持是有目共睹的。鲁迅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倾力关怀着这些初登文坛的青年的成长。比如，鲁迅帮助萧军、萧红的作品出版，并亲自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撰写序言。端木蕻良、李辉英等作家也都与鲁迅有过联系，受到鲁迅的影响与帮助。虽然1936年鲁迅去世，但是鲁迅已经成为东北作家群重要的精神纽带，并成为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明灯。这种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熏陶和影响直接促成了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等人后来对青年的关心。鲁迅对孩子教育的问题对萧军产生了影响。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这一点鲁迅与萧军都是深有同感的。“不独人，连动物，除少数例外——如鱼类——也全是爱自己的崽儿的。”[5](124)萧军认为，鲁迅先生对于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任何夸赞，当然也没把自己的孩子故意贬得万事不如人。一般看来，萧军的思想深处别有一种英雄主义和侠义情结，也具有典型的粗犷、豪放、直率的东北性格。但是，他对孩子、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却倾注了深深的感情。“几十年来，我于其它方面似乎很少进步，只是对于爱孩子的感情却是有增无已。”[5](125)

贺金祥在《我所认识的萧军》一文中回忆了萧军对自己的无私帮助与教诲。特别是萧军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写信求助老朋友，希望给予贺金祥以文学上的扶持与帮助。萧军对青年的关切是发自肺腑，引人深思的。萧军曾深深地感慨：“我常常想，我就象一缸豆腐浆，而鲁迅先生给予我的影响就象似一滴卤水。这卤水一下去，清的渐渐上升，重浊的下将了，我就是这种感觉。”[6]是的，萧军用一滴卤水来比喻鲁迅先生对他的影响，他用布尔巴精神要求老年的文学工作者来对待自己行当的后来者。此外，新时期以后，舒群的《美女陈情》《少年chen女》等小说将视点聚焦在文革带给青年一代的伤害。舒群的小说引起社会对青年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问题的关注。舒群认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注意社会效果，这两个提法很好，我心悦诚服地接受。”[7]

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鲁迅的精神血脉，在东北作家群以及群体衰落以后的后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中得以多方面的延传。这种延传，是自觉的，更是令人鼓舞，发人深思的。

[1]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750.

[2]萧军.既然上了战场[M]//萧军全集:第14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51.

[3]史建国,王科.舒群年谱[M].作家出版社,2013:127.

[4]舒群.这一代人[M]//舒群文集:4.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87.

[5]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M]//萧军全集:第9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7.

[6]萧军.从一滴卤水说到“布尔巴精神”——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M]//萧军全集:第12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50.

[7]董兴泉.舒群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136.

（责任编辑 陈方方）

东北边疆·民族与社会

主持人语：本期刊发三篇文章，曲枫《满族萨满教的形态学分析》一文，以满族萨满教的形态为考察对象，作者梳理了西方萨满教理论，指出以出神术为中心的萨满教界定理论的不足。认为萨满教是一个包括诸多因素的复杂的符号象征系统，认定萨满和萨满教，必须全面考虑组成萨满教信仰和仪式系统的诸多因素。祭祀是满族萨满教的核心内容，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祭祀而展开。作者对满族的家萨满、野萨满，家祭、野祭提出自己的见解。于富业、张喜中《东北亚萨满教信仰文化符号在萨满剪纸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一文认为，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构成东北亚萨满教信仰文化符号的基本特征，萨满剪纸是萨满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和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萨满教信仰文化符号的提炼与应用。郭文深《论近代基督教在辽宁的医疗活动》一文认为，近代随着基督教在辽宁的发展，基督教的医疗活动成为其慈善活动的组成部分。传教士们通过巡回行医、出诊、开设医院、兴办基督教教会医疗学校、推行医疗防疫与救济等方式传教布道，客观上对基督教的医疗活动起了助推作用，对近代辽宁社会产生较大影响。

本期栏目主持人：崔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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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8254（2016）06-0012-04

2016-07-20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949年以后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创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15AZW001）

张英（1979—），女，博士，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