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陶然



清末长吉图近代学校教育发展述论

陈陶然

清末政局动荡，为了维护统治，实行新政，进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制度，开办近代学校。清末新政以前，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长吉图三地已经出现了近代学校，随着“新政”的开展，长吉图三地的近代学校开始得到发展，并形成各自特点。移民的涌入，使长吉图三地人口迅猛增长，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新式教育虽然蓬勃发展，但旧的传统教育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怎样，清末近代教育为民国以后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吉图；近代教育；清末

清末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引发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教育亦不例外。长吉图三地由于受地理环境、国内外移民等因素的影响，在由封建科举教育向近代学堂教育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国内人民反抗不断，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俄日两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肆虐。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局，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不改革不足以救中国，改革必须从教育开始。一时间，改革成为势不可挡的一股潮流。为了维护统治，为了顺应民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实行“新政”。

在教育方面，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廷连续下诏，谕令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而在各省会地方建立武备学堂。“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1]第二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两个章程对新式学堂的教学纲领、教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计划、课时安排、班额、教学评定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虽然开始了教育改革，但旧的教育体制还在，特别是科举制还在，它严重阻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故许多有识之士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旧有的科举制。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也认为科举制阻碍了学堂的建立，延误了人才的培养，因而他们联合上疏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善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2]62“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2]62此言对慈禧与光绪触动甚大，遂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2]65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近代学堂教育。

二、清末长春近代教育的发展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实行“新政”。在教育方面连续下诏，要求各地广建学堂，由此拉开了兴办新学的序幕。吉林将军属地当时有沙俄军队盘踞，局势动荡，故兴办新学比关内各省要晚。长春最早的近代学堂是基督教会创办的教会学校。“1893年，英国牧师纪礼备来长传教，1897年，买下地基，开始修建教堂、医院、学校等。”[3]由于教会学校以传教为目的，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把神学作为主要课程，《圣经》则每日必读。

长春地区官办学堂最早出现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长春府按清廷规定开设了中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成立劝学所，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此后，在劝学所主持与推动下，长春地区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学校。如：城区第一小学堂，长春女子小学堂，长春乡区第一小学堂等。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出资开办学校，如长春清真初等小学堂，是由长春回民寺院创办的专收回民子女的学校；萃文女学堂，是由中华基督教会创办的只收女学生的学校；农安县私立女子小学堂，是当地士绅左兆鼎个人创办的女子小学校。据统计，到1911年（宣统三年），长春县拥有各种小学堂52所，学生2 100人，[4]中学堂4所，以及各种实业学堂多所。农安县当时有学童14 930名，农安县人口为35 537户，287 708人，[5]1056如果每户按2名适龄儿童计算，应有71 047人，教育普及率已高达21%，这与全国同时期不同地区相比差距不大，与新政之前相比，无论是学校数量、学生数量，还是普及率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是“长春地当三省衝要，开化较早”之故。①参见吉林官报，1904年第2期第4页，政界纪闻。1900年以后，俄、日两国不断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在路线（指中东铁路）之内，南至长春，北至满洲里，东至五站，沿站设立男女大小各种学校，多至四百余所，完全俄制，课程俄文，教师俄人，专教养成俄人子弟，不准华人插足其间。”[6]在长春，俄国人开设的学校主要有附属地俄国铁路员工子女学校等。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只占据以宽城子火车站为中心的铁路用地这一狭小地带，势力大为缩减。

日本侵入长春后，陆续开办了一些学校，如室町寻常高等小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等。这些学校设备先进，条件优越，教学水平较高，因而吸引了很多学童入学。但这些学校把日语作为主干课，为了保证日语的教学，取消了历史、地理、图画等课。他们还自编教材，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1907年，日本人在大阪《每日新闻》中自我暴露地说：“夫如是（指其建立学校），其明效大验，岂少数学生留学于我邦内地所可以拟者耶？我大和民族欲施声闻于战后之新地，而垂国光于永久，其亦一计及此乎！”[7]俄、日开办的学校，客观上带来了先进的近代教育思想，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管理方法和教学设备，给当时清政府设立近代学校提供了样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学堂的发展。

三、清末吉林近代教育的发展

吉林与长春一样，最早出现的近代学校亦系西方教会学校。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罗马公教巴黎教会派遣神甫兰禄叶来吉林城布教。同时附设神罗学院、菁华小学、启蒙小学等。”[8]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对这些学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它开了吉林地区近代学校的先河。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国爱尔兰长老会创办了女子学校，这是吉林地区最早的女学。

按清廷相关谕令，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省城吉林对原有官学、书院及义学进行改造，建立新式学堂。接着，“将旧有崇文书院，改为学务处，并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初级小学堂一所，每堂先招学生二十名，共计学生八十名，教以初级浅近之学。”[9]379

由于不了解新式教育，师资缺乏，更由于观念保守，这些新式学堂在教学上仍然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为辅。”[9]379教学方法陈旧，只是徒有近代学堂之名而已。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吉林将军达桂奏请设立吉林师范学堂，并“由内省访聘品端学粹，崇实黜浮之流”[9]380充当教员，开设修身、经史、国文、算学、舆地、体操、习字、绘画、音乐、生理、卫生、格致、教育等课程。当年四月，初级师范学堂正式开学，还附设1所两等小学。吉林初级师范学堂，是吉林省最早的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懂得近代教育的人才，为吉林地区乃至全省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此后，吉林又陆续开办了各级学堂多所。中学如：吉林官立中学堂、吉林满蒙中学堂等；小学如：吉林满蒙两等学堂、吉林私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乌拉初等小学堂、乌拉高等小学堂、吉林十旗两等小学堂、吉林回民学堂等；专门学堂有：吉林政法学堂、吉林巡警学堂、吉林方言学堂、吉林陆军测绘学堂、吉林推广官话字母学堂、吉林实业学堂、吉林女子师范学堂、吉林武备学堂等。

“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①参见东方杂志，第2卷第11期，第257页。为了普及教育，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开办“堂”、“所”之类机构，对所属人员，或补习文化，或培养技能。如巡警总局传习所、农事试验场附属农业学堂等。

为了普及教育，吉林提学司还要求，凡“经费稍裕之中小学堂及劝学、宣讲等所，均须酌量附设（简易识字学塾），其教师即以各学堂教员、劝学员、宣讲员兼任，而校舍校具亦无须另行设备，以其费轻易举……不得将私塾变易名称强行凑数。”②参见“吉林提学司为在学堂内部设简易识字学塾事呈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33-03-0435，缩微号005-1633。在这种情况下，简易识字学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11年，全省已有200余所。这一举措，为“年长失学及无力读书者”提供了机会，对提高国民素质，普及教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几年努力，吉林地区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边荒阻塞，风气大开，炫诵之声，几希内地。”[5]1413

新式学校虽然蓬勃发展，但与时代潮流相悖的私塾却仍然有增无减，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有识者认为：“改良私塾为辅助教育之要图，即为普及教育之基本。”③参见教育杂志，第10期，第89页。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吉林成立了“省城私塾改良会”，按照学部颁布的《私塾改良章程》进行评定，不合格者予以取缔。对塾师进行命题考试，合格者颁发准予设馆教授的证书。为使他们能有进一步提高，掌握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凡已经考验合格之塾师，均令其于每星期六至劝学所听讲，其学科分教育、国文、算学、格致四门。每一月中复开会一次，研究改良方法。行之数月，学究陋习，为之一变。”[5]1413经过两年的改造，成效很大。吉林府城乡有各级小学堂19所，学生553人，私塾68所，学生960人，有文凭塾师54人，无文凭塾师14人。[10]

四、清末延边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

延边地区最早的新式学校应是中俄书院。咸丰朝以后，珲春与俄国相接壤，双方经常因边界、侨民等问题进行交涉，故急需俄语人才，吉林将军希元遂上奏清廷，请求设立俄语书院。1887年（光绪十三年），在珲春开设中俄书院，调内阁中书庆全为俄文教习，继任者为工部候补主事毛鸿遇。他们二人均为同文馆毕业生，受过近代学校教育，懂得近代学校管理，从该书院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来看，它是延边地区，乃至吉林省最早的近代学校。

日本认为“鲜人移入满蒙，即为日本帝国对满蒙权利之伸展”，因而他们积极煽动和欺骗朝鲜人来华。清末，朝鲜人来华出现了又一次高潮。宣统年间，延边地区已有华民65 561人，韩民78 825人[5]117，朝鲜移民跃居人口第一位。[11]日本还积极插手延边教育事务，“日人欲用此策以要结人心，令一进会在各处假朝鲜文部省命令敛财劝学，设立学校、义塾等名目，意欲使韩民识字者渐入其范围”。为了夺回教育权，清朝有识者认为，“欲求抵制，惟有自行推广教育。”[5]124这种特殊的矛盾斗争，对延边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学校的设置上来看，在城镇及满、汉为主的乡村，多由政府开办官立学校，招收各族适龄儿童入学。在朝鲜人聚居区，他们多自行开设学校，招收朝鲜侨民学生。

1904年（光绪三十年）成立的局子街官办北山中学堂，是延边地区最早的中学（后因条件不具备而改为官立两等小学堂），并附设1所蒙养班。此后，敦化官立两等小学堂、和龙峪官立养正初等小学堂、马牌官立初等小学堂等相继成立。

除官立学堂外，还有更多的私立学校，特别是针对朝鲜人开办者，数量甚多，成分也很复杂。一是在清政府支持下朝鲜人开办的学校，李同春等人创办的养正学堂最为有名；二是朝鲜进步人士为开展“民族文化启蒙运动”而开办的学校，较著名的是李相卨等人设立的瑞甸书塾；三是日本人开设的学校，以龙井间岛中央学校（1910年改称间岛普通学校）为最大；四是没有政治背景的朝鲜人开设的学校；五是在日本势力支持下朝鲜人开办的学校。后两种由于学校众多，情况复杂，史料不足，不易分辨。

延边地区还有一些教会学校，如朝鲜天道教会设立的私立振阳学校，朝鲜基督教牧师高师贲等人开设的东光学校，德国神父在八道开办的朝阳学校，天主教会在智新创办的德兴学校等。

除中小学外，延边地区还开设了敦化巡警教练所、延吉厅巡警学堂等专门学校。为普及教育，还开设了半日学堂、夜学堂、简易识字学塾等不同形式的成人文化补习学校。

清末，长吉图地区的教育都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发展速度与水平是不同的，吉林地区发展最快，水平最高，长春地区次之，延边地区殿之。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外来影响是主要原因。

五、长吉图近代教育发展的异同

清末兴办新学，近代教育正式出现，长吉图三地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一些异同。

1.长吉图近代教育发展的客观推动力相同

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主观作用是救亡图存，而长吉图近代教育发展还有一个客观的推动力，即国内外移民的涌入。清末民初，政府为移民实边，鼓励移民，使东北人口迅猛增长。为了提高移民的素质，满足社会生产需要，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学生未限籍贯，吉省土著较少，流寓较多，……现在各处学堂皆一律并蓄兼收。”①参见吉林官报，1905年第12期第68页，教育。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今长春地区约有1 2 51 618人，吉林地区有953 588人，延边地区有144 512人。到1927年（民国十六年），今长春地区约有1492027人，吉林地区有1091024人，延边地区有243191人。[12]及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长春地区约有1 923 567人，长春县识字人数为213 000人，识字率约为45%；吉林地区有1 418 314人，永吉县识字人数为210 000人，识字率约为29%；延边地区有412 014人，延吉县识字人数为111 370人，识字率约为40%。[13]从上述数字来看，长春地区、延边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并且大量的移民接受了学校教育。

2.长吉图近代学校发展种类不同

长吉图三地在近代教育起步时，出现的学校即不同。如前所述，长春最早的近代学校为基督教会创办，吉林最早的近代学校由罗马公教巴黎教会开办，延边则是官办的中俄书院。

清末“兴学”后，长吉图三地在学堂的建立与发展上也有很大不同。首先，从官办学堂角度来说，长春地区以兴办中小学堂为主，专门学堂较少。吉林地区各级学堂同时发展，专门学堂尤为突出。延边地区教育相对落后，故此时主要是发展小学堂。其次，从私立学堂角度来说，吉林地区由于官立学堂多，故私立学堂很少；长春地区官立学堂不能满足学生就学需要，故有一些私立学堂来补充；延边地区由于特殊原因，私立学堂数量远远超过官办学堂数量。

3.教育经费不同

清末吉林兴办新式学堂后，政府对官立学堂基本上是全额拨款，但其具体来源不同。吉、长二地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垧捐、地方拨款、学田地租、存款利息、公款提充、学生缴费、个人捐助、杂项收入等几个方面。延边地区由于特定原因，吉林地方政府为维护国家教育主权，广开官办学校，把它看作是边疆防务的一部分。“欲求抵制（指日本插手延边教育），惟有自行推广教育之一法……所需经费暂由边务动用。”[5]124延边地区日本面向朝鲜人建立的学校，经费由咸镜北道地方税中抽出。吉林地区教育经费支出相对要多，长春地区次之，延边地区最低。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把资产阶级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传播了过来，同时也使长吉图三地在清末新政之前就出现了近代学校。清廷教育改革开启后，长吉图的近代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东北边疆文化落后的现象得到改善，为民国以后教育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总4719.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吉林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省城吉林教育史迹1693—1949[M].吉林：吉林省内部出版物，1991：7.

[4]王秉祯，董玉琦.长春市志·教育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43.

[5]徐世昌.东三省政略[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6]白眉初.满洲三省志[M].北京：北京求知学社印刷部，1924：157-158.

[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067.

[8]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教育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41.

[9]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M].长春：吉林省内部出版物，1981.

[10]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市志·教育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09.

[11]倪文宙，张梓生.东北事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3.

[12]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人口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17-18.

[13]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编印处.东北年鉴[M].沈阳：东北文化社，1931：156-164.

【责任编辑李丽】

On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hools in Changjitu Ar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Taor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Beihua University，Jilin 132013，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unre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ew Deal，carried out the educational reform，abolish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opened modern school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ule.Before the New Deal，there had been modern schools in Changjitu Area due to the special social reason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eal，the modern schools began to develop there，and form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Meanwhile，the influx of immigrants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though the new education was booming，the old traditional education did not immediately withdraw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However，the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ngjitu Area；Modern education；End of Qing Dynasty

K252

A

1009-5101（2016）01-0091-05

2015-08-30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长吉图地区关内移民与社会结构变迁”（2014B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陶然，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吉林地方史研究。（吉林13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