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语言生活情未了
——周庆生先生访谈录

2016-12-16周庆生李开拓

关键词:皮书绿皮书报告

周庆生/李开拓



语言生活情未了
——周庆生先生访谈录

周庆生/李开拓

[受访者简介]周庆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2004-2008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2002-2014年),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起人、项目主持人、前8卷(上编)主编,现任《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审订。(北京100083)

[采访者简介]李开拓,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室主任,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语文现代化”专栏责任编辑,主要从事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文教育研究。(吉林132013)

李开拓:周老师,因为您当初(2004年)的“随便一说”的建议,有了今天备受关注的《报告》,也催生了语言生活派。当时是哪些因素促使您提出编辑出版年度语言状况报告的建议的?

周庆生:2004年9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织召开语言绿皮书编辑工作会议,我应邀参加了那个会。我在会上获悉,国家语委研制皮书的目的,是以“绿皮书”的形式发布一些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以解决相关语言文字规范调整缓慢或缺位问题,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要求的问题。于是,我提出,我国学界出版的各类皮书,主旨都是发布年度报告,每年一本,但这又跟年鉴或词典不同,皮书具有年度性、权威性、针对性、鲜活性,要反映年度语言生活状况。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语言绿皮书的编辑,似宜增加一部有关“语言状况年度报告”的规划内容。

当时李宇明司长兴趣甚浓,参会的王铁琨副司长、郭熙教授、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编审也反映强烈,都表示这个课题值得一做。会议结束后,李宇明司长立马召集王铁琨副司长、郭熙、周洪波和我等开会细谈,研究如何推进,将其做实。经充分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了该提议的重要性及可操作性,决定启动“中国语言国情报告”(即后来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项目,用国家语委项目资助,由我挑头,从2005年开始,每年做一卷出一卷,将其纳入《绿皮书》B卷之中。

2004年10月18日“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闭幕后,李宇明司长马上召集我、郭熙及北京的一些博士生开会,研究启动《报告》的问题。从此,《报告》的第一班底开始组建了,研究工作也开始启动了。2005年1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正式获国家语委立项。2006年《报告》第1卷诞生。从此,该项目一发不可收,一做就是10年,而且还做出了英译本,韩译本也于近日出版了。

李开拓:周老师,请您谈谈,项目批下来后,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周庆生:首先,说说项目实施的有利条件。我们这个团队还是有些优势的,一是带头人“官商学”优势互补,李宇明、王铁琨两位司长是两栖式领导,既是政府部门领导,又是专家学者;周洪波是商企老总,同时也是专家学者,社会语言学博士;郭熙和我是教授学者,社会语言学博导。

本项目每年得到国家语委科研基金的资助,得到商务印书馆人力、物力及出版方面的支持。“官商学”劲儿往一处使,威力大无比。二是团队成员“老中青”结合,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等老先生担任审订,中老年及中年骨干担任正副主编、栏目主持人,中年及中青年学者、博士担任《报告》的主笔。各个年龄段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看看项目实施的不利条件,其一,国外可资借鉴的材料不多。语言皮书怎么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事物,对世界而言,也不多见,据我所知,世界上的语言皮书也只有三本,分属加拿大、法国和中国三个国家。

最早使用“皮书”这个名称的,是18世纪19世纪英国政府的外交文告“白皮书”。后来,一个国家的政府或社会组织正式发表重要文件或报告时,因封面使用白、蓝、红、黄、绿等不同颜色,而将这些文件或报告分别称作白皮书、蓝皮书、红皮书、黄皮书和绿皮书。

加拿大也有一个相当于我们国家语委的机构,每年要向政府报告加拿大的语言文字工作情况,主要是落实加拿大国家法律《官方双语法》。每年发表语言白皮书,报告官方双语在各个领域使用推行落实的情况,这是最早出版语言皮书的国家。他们的“白皮书”是世界上第一本语言皮书。

第二本是法国的黄皮书。大概是2010年前后,我去荷兰迪尔堡大学访问、讲学,在那儿的系主任办公桌上看见一本法国出的黄皮书,介绍法语的使用情况。那位系主任告诉我这本书每年都出,我们的《报告》已有专文报告过这方面的详细信息。

第三本是我们中国的语言生活绿皮书。

加拿大和法国的皮书旨在报告该国《语言法》在各个方面的执行情况,这个思路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具体写法,无法借鉴。

第三,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实际问题或困难,诸如人员如何遴选?框架如何构建?篇章结构如何设立?等等。

李开拓:那么,您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周庆生:关于人员遴选问题。鉴于当时没有哪位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的头脑中没有合适人选。在上述组建课题组第一班底的那次会议,李宇明司长说,这个课题要在国家语委项目研究基金中立个项,让我来准备这个项目,牵头带一帮人先做起来。我当时想,要作为一个课题来做,较为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些较为著名的学者,向他们约稿。李司长提出,做这个项目的同时,还要培养锻炼一支专业队伍,建议以博士生为主。我担心博士生可能写得不够成熟,但当时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就和宇明司长拟了一份参与这个项目的博士名单,主要由李宇明、陈章太、于根源、周庆生的博士生构成。

关于全书框架构建问题。当时不知道全书的框架该怎么搭建,情急之下,我找来了中国社科院出的一些皮书,大多是关于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皮书,跟语言皮书不对路,但其板块的设计稍微有点借鉴意义,再参照加拿大语言白皮书的研究思路,我就起草了一个语言绿皮书的框架,大致包括:总述、领域篇、专题篇、热点篇、预测篇等。

《报告》的具体内容,如果找专家写,可能写作技巧比较成熟,我们加工起来,可能不太费力,但问题是,我们一时还说不清楚该怎么写,怎么向人家约稿?但让博士生来做,也有博士生的好处,他们没有思维定势,脑子活,善于创新,也乐于不断修改,但反复修改的环节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白手起家,依靠年轻博士生来做。

于是,召集了冯雪峰、汪磊、邹玉华、郑梦娟、李艳华等几个博士生,一起开会研究。大家热情都很高。我先初步列出整本书的一个提纲。这个提纲首先考虑的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管理部门重点关注的几个领域,也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四大领域,即教育教学、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公共服务四个领域,再加上当时全国正在搞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其他种类的皮书也都有领域篇,因此我们就在提纲中设立了一个领域篇,主要包括的是上述四大领域。除此而外,还设立了总述、工作篇、专题篇、热点篇、港澳台篇等部分。对此大家都表示赞同。

关于每份报告的篇章结构问题。全书框架确立了,每份报告怎么写,还是心中没数,不知道怎么做。我又研究了一些其他学科的情况,把每篇报告的框架概括为:基本情况、现存问题和政策建议这三部分。大家按照这个思路尝试着、商量着一点一点做,如果有问题,就及时提出,集体讨论,形成共识之后再往下做,然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再讨论。总之,每篇报告都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边想边做,边做边改。

最终《报告》的框架调整为总述、工作篇、领域篇、专题篇、热点篇、港澳台篇、参考篇几部分。参考篇介绍的是其他国家的语言生活状况,但对我国有参考借鉴意义,这是我国的语言皮书与另外两个国家语言皮书的不同之处。《报告》设立参考篇,旨在扩大我们的国际视野,不论对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有帮助,考虑问题时参考一下国外是怎么做的,有好处,眼界更开阔,问题看得更深更透。

尽管所有东西都定完了,但各位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也是坎坎坷坷,费尽了周折。有的作者因为专业不同,对某一领域不熟悉,写了好多也没写到点子上;有的作者对问题看得不深刻、不全面,得出的观点不够全面,甚至有误。专家们提出修改意见后,大家就一遍一遍地改。有的作者费了好大劲,最后稿子也没被采纳。

李开拓:您做了8年的绿皮书主编,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做的,或者说,您心目中理想的绿皮书是什么样子呢?

周庆生:语言皮书是个大项目,要站在国家层面来看待,在选题、策划、选稿、审稿、编校等各个方面,都不能有丝毫偏差。从谋篇立意到初稿再到定稿,每一环节都要经过反复论证。

作为绿皮书的主编,每篇文章我都要过几遍。对于作者提交的提要,我们首先修改框架结构,改得差不多了,才可正式写作。接着是修改完善初稿,然后送交专家审、政府部门审,审完后再改,改完以后我还要从头到尾通读通改一遍。从选题到提要,从框架结构到语言表述和数据核对,每个环节几乎都要经过这样的反复打磨。这样一气呵成下来,全书的行文表述就能高度统一。

当然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是当年的书刚出版,甚至还未出版,下一年的项目就启动了,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感到特别累。所以做了8年,我就辞了主编,实在受不了,要崩溃了。

我的价值观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追求完美,坚持质量第一。这似乎也是我们团队的风格。虽然我是主编,但在稿件的取舍上,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选稿用稿实行一票否决制。绿皮书的主编、副主编和几位审订,每年都要在一起开所谓“消极审稿”会,只要有一个人说某篇文章不行,那就“枪毙”。参审人员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这样做确实有些苛刻,但能保证质量。其弊端是得罪了一些人,包括一些名人。我曾约过一些名人专家的稿子,其中有的经评审,需修改,但专家往往有思维定势,较难听进别人的意见,不愿意改;有些确实离绿皮书的路数太远,无法改,结果都被“枪毙”了。约了人家的稿子又不用,您说这多尴尬。

后来才体会到,当年宇明司长坚持让年轻人做主力,有多英明,一来锻炼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二来他们的文稿改得起,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有的要改七八遍甚至十几遍。曾经有位青年博士自告奋勇,选了一个没人写过的题目,难度很大。第一年写完,不行,被“枪毙”了;第二年再写,还是不行;第三年仍然不行,迄今未见一篇稿子入选,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主编郭熙在后记的初稿里写道:“……这些关心中国语言生活的“语言生活派”,深入田野调查,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按要求修改稿子——许多稿子从初稿到定稿都经过数次打磨,就这样,也还有一些稿子最终未能采用。我们一次次对这些付出而没有能得到相应回报的作者感到歉疚。”郭熙把初稿拿出来让大家修改的时候,侯敏副主编,在“感到愧疚”中间加上了“深深的”三个字。她解释说,这她是发自内心的,她觉得光说表示歉疚不足以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尤其是少数民族兄弟,他们工作态度特别积极,很希望自己的稿子能成为绿皮书的一部分,所以稿件被撤下来以后,我们心里特别难受,晚上都睡不着觉。郭熙和侯敏两位主编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主编、副主编的心声。

李开拓:您是《报告》的核心成员之一,连续8年担任《报告》的主编,又做了2年的审订,对整个《报告》的发展过程清楚明了。10年来,学界和社会对语言生活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您认为《报告》在这中间起了什么作用?您对《报告》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庆生:《报告》每年一出台或在出台之前,就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其特有的学术品质、学术特色及研究成果,往往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引起众多新闻媒体的强烈反响。经过10多年的积累,《报告》确已小有名气,成为学界特别是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界的一个学术品牌。

由于《报告》用学界及社会熟悉的话语,讲述中国本土鲜活的故事,《报告》还吸引了国外出版界的关注。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英文版语言学名著,如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等,前几年,他们来到商务印书馆挑选外译作品,首先看中的是《报告》。目前,《报告》的英文版、韩文版也已出版。《报告》真正走出国门。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报告》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选题原则、方法范式、编写程序,打造了了一致研究队伍和工作班子,但也有一些进一步创新提升的空间,譬如:

第一,专题篇中的个案研究报告,最好选择具有全国意义或典型意义的选题,如果说不出这种意义的,最好不选。

第二,领域篇中的教育语言、行政工作语言、新闻出版语言、公共场所语言四大领域,至少能有反映其中某一领域的报告,否则会使国家语言生活缺少支撑。

第三,跟其他皮书相比,《报告》似乎缺少年度分类语言生活统计数据,如语言使用人数,母语、双语、外语教育统计,等等。

李开拓:感谢周老师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最后,请您用简短的语言为《报告》发布10周年纪念献语。

周庆生:经过国家、企业和研究群体的精心呵护和培育,10多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已经从一颗小幼苗,成长为一株参天大树。衷心祝愿已经成材的参天大树,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感恩社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开拓】

H002

A

1009-5101(2016)01-0008-04

2106-01-26

国家语委“十二五”规划项目(YB1215-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猜你喜欢

皮书绿皮书报告
刍议皮书出版中编辑的作用
与孤独作战 喝一碗《绿皮书》煲的“鸡汤”
空间理论视阈下电影《绿皮书》中的男性成长研究
夜半花
像命中注定,唐和托尼同年去世,才有了《绿皮书》
报告
第四届皮书学术评审委员会成立仪式暨第七届优秀皮书奖终评会在京召开
报告
报告
皮书:新一轮的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