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



□政治学研究

绿色工业革命，抑或生态-社会革命
——解读约·贝·福斯特和《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

刘贺

约·贝·福斯特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生态-社会革命与绿色工业革命及其对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之间的效能关系。世界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处于紧要关口，一场生态革命势在必行。离开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试图只通过技术的、政策的、市场手段的绿色工业革命来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福斯特强调，只有通过生态-社会革命——真正的全球性的生态革命只能作为社会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才能行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统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创建更加有机和可持续的社会-生态关系，与地球和平相处。福斯特的理论发现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启示：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要批判和扬弃；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继承和创新；对待社会主义要融合和发展。

约·贝·福斯特；生态危机；生态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生态-社会革命

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约·贝·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又一部研究生态学思想的力作——《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一经出版，随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被欧美生态学研究界誉为“一部对当代人类生态危机作出多学科研究和阐明的全景式学术巨著”。这是一部专论生态危机与生态革命的著作，福斯特本人将其视为与他早期的几本生态学著作，包括《脆弱的星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姊妹篇。在此福斯特抛出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为了拯救日益脆弱的星球和人类文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思想仍可作为汲取灵感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革命形势的一般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真正的生态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一种更加根本的生态-社会革命，“它吸收必要的替代技术，但是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当中的社会结构”。[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福斯特的分析无疑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生态革命新路径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对于把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虚幻本质：维护资本主义的绿色工业革命

为什么要进行生态革命？作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约·贝·福斯特通过对西方生态研究界诸多社会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大量科研成果的批判性论述说明，生态持续恶化的现实将导致未来面临“世界末日”的残酷现实，而且，“全球生态危机日渐涵益所有领域，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全球化所具有的破坏性失控的产物，因为它只关注自身的几何级扩张”。[1]如今的地球越发临近生态崩溃的边缘，人类物种自身的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延续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现实和理性的冲突启发人类追问更多的有关“世界末日”的问题，因此，生态革命——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大规模、快速的变革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

什么是“生态革命”？福斯特指出，在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著的《诸多生态革命》一书中，“诸多生态革命”被定义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诸多重大变革。它们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与其生态系统，以及其生产方式与在生产方式之间发展出来的诸多变化、紧张和矛盾”。[1]在福斯特看来，当今社会确乎必须从生产方式和生态体制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基于此，他将诸多生态革命归结为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通过市场、技术、政策等手段开展的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为旨归的“绿色工业革命”，另一种强调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的“生态-社会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中，“绿色工业革命”有诸多的版本。环境政治学家致力于建立新环境政策体制，体现国家和市场规定；环境经济学家专注于污染排放许可交易，并将所有环境因素融入市场之中以确保其有效使用；环境社会学家主张生态现代化——绿色税收、绿色法规、新绿色科技的全副武装，甚至将资本主义本身也绿色化；未来学家绘就了一个新科技世界的蓝图，由于数字经济而实现“去物质化”，将会起到奇迹般地减少国家对地球资源的依赖；……。以上种种，福斯特将其称为“绿色工业革命战略的诸多版本”，而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无外乎认为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所以生态革命是关于现存制度的现代化，却不是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1]

虽然版本和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无法掩盖“绿色工业革命”的虚幻本质。福斯特指出，首先，不能回避绿色工业革命战略的前提，即在本质上是运行在利润和积累的逻辑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因为当生产削弱或者社会抵抗对资本扩张构成障碍的时候，新技术不可避免地会用于推动阶级战争和扩大经济规模，仍然会破坏环境。其次，从狭义上看，资本主义作为区域性制度，可以借助剥削其他区域的资源和转移本区域内的污染换取区域性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倘若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全球性制度，资本主义认可其自身的无限扩张及其对环境的无限剥削，这种无限将与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有限之间形成一对现实中无法逃避和调和的绝对矛盾。最后，绿色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视野对生态变革设置了许多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将因环境挑战而引起的社会变革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接纳的限度之内，甚至是冒着危及整个地球的风险。而技术只是服务于利润，绿色技术代表“所有市场之母”，生态技术确乎在节能和提高效能方面在短时期内起到了作用，但长期的总的结果是，在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中这个作用又被迅速地消解掉了。何况，那些秉持技术统治论和市场崇拜论的群体，本来就是想通过美国和美国企业能够引领绿色技术革命赚的盆满钵满，同时还能起到巩固美国领导者地位的作用。福斯特还通过介绍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畅销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革命——以及绿色革命如何让美国复兴》中的观点加以揭示，绿色工业革命的本质多半更关注利润制度的需求，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需要。由此，福斯特反复强调，离开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试图仅仅利用技术、政策、市场等手段的绿色工业革命来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的，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有效途径：实现与地球和平相处的生态-社会革命

什么是“生态-社会革命”？在充分肯定马克思及其后的左翼生态学家的学术贡献、精辟地介绍和论证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基础上，福斯特强调指出，只有在吸收必要的替代技术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的生态革命”，才能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综合变革，最终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他还结合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泊尔等地的“生态-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阐述了真正的生态革命的含义：“需要结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新陈代谢，取而代之以一种包括所有人类和地球在内的新型的、共同的新陈代谢。”[1]

“生态-社会革命”与“绿色工业革命”有何不同？福斯特指出，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将社会作用排除在外，即是否重视社会、人民群众的参与作用。绿色工业革命可以视为是在技术转型方面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尝试，由生态现代化的诸多精英所领导，而把有可能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规范的群众反抗排除在外，也就是将限制社会力量对这种变革的直接参与。与其相反，生态-社会革命将源自人类绝大多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革命，是不仅仅局限于工业革命而且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正的生态革命，它将在阶级反抗和公众干预的条件下必然地将传统经济学转变为生态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是“生态-社会革命”？首先，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危机表征出来的，要解决这一危机，必须要创建“有机人”，需要提高人的社会性特征，确立以一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制度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长期答案在于包括重建人类共同体，自觉地建立起一种动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目标是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大量友善、友谊和相互依存关系而相互认同，通过倡导更广泛的集体参与决策体制的强大的社会联合，在此基础上将基于社会和生态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贯穿到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生态-社会革命”之中，才能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经济的和生态的痼疾消除。

其次，绿色工业革命主要依靠市场特别是技术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可能奏效的，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找到理论根据的。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中，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在有助于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与可持续农业“不相容”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结果便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使土地越发贫瘠和工人越发贫弱。这一论述的另一版本便是有名的“杰文斯悖论”，即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提出，在使用煤炭等自然资源的时候，技术能够推动能效的提高，同时也会增加对那些资源更大的需求，最终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的增加。所以，技术是中性的，不过技术的使用取决于社会关系和自然条件，我们承认在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中技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某种特定的技术，关键在于变革社会关系。至于采取“政策革新”的路径，福斯特通过知名的《京都议定书》的例子证明了那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缓兵之计，因其丝毫没有撼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基本的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这一路径的乌托邦性质决定了它的疗效甚微，甚至是形同虚设。所以，福斯特再次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引用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的，“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所以，必须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不是朝着追求利润的方向，而是按照人民的真正需求和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而管理社会的方向。

最后，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者互为充要条件。这是由“社会主义的铁三角”和“生态学的铁三角”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铁三角”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基于严格遵循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概念的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应当包括：（1）社会所有制；（2）由工人组织的社会生产；（3）满足公共需要。社会主义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兼具可持续性。同样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铁三角”的基础的由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生态学的铁三角”应包括：（1）社会对自然的使用，而不是所有；（2）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3）满足公共需要——不仅满足现代人，也要满足后代人。[1]因为“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4]由此，作为一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铁三角的融合，让二者融为一体才能实现。前苏联在1930年以前开始偏离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强调对劳动和资源的强制性需求，最终导致了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因加剧了劳动和环境的退化而走向了自我消亡。所以，社会主义应当是内含了生态学的特征，生态学也内含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只有为了人类和生态解放的生态-社会革命，才是实现与地球和平相处的唯一可行路径。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福斯特强调指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的生态革命只能作为社会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生态-社会-生态革命，为地球和平共处而斗争。

三、福斯特式发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宝鉴

约·贝·福斯特认定资本主义是造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芒福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缺陷与其经济缺陷有关。这里还有三个源于马克思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联的观点：（1）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treadmill of production）；（2）资本主义的第二类矛盾；（3）新陈代谢断裂。所以，福斯特根本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家所开出的关于“绿色工业革命”的处方抱有什么希望，却对资本主义妄图通过采用绿色工业化道路筑牢资本逻辑巩固资本霸权充满了忧虑，于是高举生态-社会革命的大旗。洛伊·莫里森在其《生态民主》一书中也指出，生态-社会革命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它根植于……尊重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独立性，以及它们与综合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联系。”[1]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目标融汇于其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的战略指导思想具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本身都蕴含着社会主义价值和生态价值，近代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问题的关系的论证及其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的努力便可作为支持此观点很好的佐证。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力、吸引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两者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约·贝·福斯特的理论发现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来讲主要有三方面的启示：

首先，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要批判和扬弃。不能指望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绿色工业化道路来治愈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但它可以拓宽反抗资本主义的又一重大议题，也可以批判借鉴资本主义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全球环境危机凸显的当下，资本主义可能为挽救环境问题做出一定的努力，不过其原动力主要是源于资本的逻辑或是基于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不会受到严重威胁。对这一本质的清醒认识，有利于我们笃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同时还要在生态学的领域内防范和反对来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以资本主义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严峻生态环境问题为反面教材，给那些为了规避生态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技术的、政策的、市场的路径带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紧箍咒”，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优越性。

其次，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继承和创新。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方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不可超越的，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视角，还是批判的深刻程度。在破解当代生态危机的困局、永葆当代马克思主义活力、创新发展当代社会主义推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因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那里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已经和尚未开采的“富矿”。比如，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概念，循环经济思想，关于可持续性社会的观念，即创造一个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不仅按照他们自身的需要进行这种调节，而且也按照后代和整体生命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等，这将成为构建真正革命性的社会生态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将诸多生态意见非常清晰地作为共产主义规划的一部分。

其三，对待社会主义要融合和发展。福斯特指出，由资本主义以及前苏联的例子需要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即“其目标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的诸多剥削关系，并消除这些关系之所以产生的各种社会罪恶”。这就需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根据社会的真正需要而通过计划来取代市场的盲目力量，需要尽可能地消除城乡分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相关联的诸多不公正差别”。[1]这可视为对中国正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在大规模全方位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难题并打造公正、合理、和谐、可持续的国内国际新秩序的一个有力注脚。社会主义不仅要重视科技、政策、市场等的作用，更要强调社会领域的变革，要打破资本主义自身的利润逻辑，强调“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不是朝着追求利润的方向，而是按照人民的真正需求和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而管理社会的方向”[1]，要“创造一个更加体面、更加美丽、更令人满意、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人都能分享地球母亲的一部分，要“重新认识社会存在的其他终极意义，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生活的快乐”。[1]就此而言，发展要融合生态学价值，以人为本，创造一个更加有机和可持续的社会-生态关系，与地球和谐相处，正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奋力追求的目标。

[1]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刘仁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38，5，13，28，26，22，247-248，109，53.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5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

【责任编辑于蓬蓬】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or Ecological Social Revolution——Interpretation of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Liu He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history and comparison，John Bellamy Fost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d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solving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World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ve been at a critical juncture，an ecological revolution of the“emergency brake”is imperative.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trying to solve the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by means of technology，policy，and market means of the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not possible.Forster stressed that only by means of the eco-social revolution the real global ecological revolution can only be used as a social revolution and a part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bodies the unity of socialist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and the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create more organic and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lations，and to make peace with the planet.The enlightenment of Forster’s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s follows：to criticize and discard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m；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o Marxism；to integrate and develop socialism.

John Bellamy Foster；Ecological crisis；Ecological revolution；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Ecological Social Revolution

D091.6；X2

A

1009-5101（2016）01-0046-05

2015-05-15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消费主义批判与生态文明建设”（2015-QN-2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开封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