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菲律宾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案及其结果，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即亚洲是否会“中东化”？问题更在于域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关键作用。

“中东化”就是中东乱局，包括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两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高度依赖外来力量。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跟着动摇。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开始反恐怖主义战争，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美国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严重的是，在原先政权解体之后，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

中东乱局说明，如果秩序（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就毫无保障。外在的力量不是牢靠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它便会离开，留下烂摊子。当美国在中东具有巨大利益时，会拼命干预中东事务，一旦这个地区的“收益”小于其“成本”，美国便要脱身，这个地区的秩序突然失去了依靠，乱局变得不可避免。

为什么说亚洲也面临“中东化”的可能性呢？域外力量的作用主要包括大国政治化和国际化。大国政治化指的是域外两大力量即美国和日本（或者美日联盟）的介入。美日在本区域的情形和美国在中东的情形类似：两国深度卷入本区域，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如果这个区域变成了乱局，却不会对两国产生致命影响。

“国际化”指的是菲律宾单方面地向常设国际仲裁庭起诉中国。仲裁法庭具有高度的商业性，即受雇于菲律宾，服务于菲律宾，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形式的国际化就产生了无穷的问题。

首先，判决会受商业利益的影响。其次，法官本身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倾向容易影响判决。其三，法官要有充分的知识了解情况，而非仅凭借菲律宾所提供的信息。南海这样高度复杂的案例，对这些法官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判决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权利。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不接受、不参与”的原则。中国的行为并非特殊，其他大国也常不接受类似判决。判决很难在实质层面改变南海问题的现状。

中国南海问题已经演变成高度国际化和大国化的问题，有关大国不会轻易放弃已经为中国制造出来的“麻烦”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往冲突的方向发展，本区域陷入“中东化”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美、日等域外大国不太可能做有助于本区域稳定的事情，要依靠本区域的主要角色，即中国、东盟、其他声索国的努力。

中国的角色最为关键，因为中国是本区域的大国，也最具有能力来保障本区域的秩序。中国最早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没有引出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远早于中国造岛，中国造岛只是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反应。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的角色，可以利用已经造好的岛礁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包括航行安全灯塔建设、避风港、紧急救助、海上搜救等。中国也可以再次提出“共同开发”方案，和其他国家进行渔业协定谈判、海底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保护和共同开发等项目。

对东盟来说，再也没有比独立的外交政策、保持中立性更重要的事情了。一旦选边，无论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东盟的分裂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中美双边关系尽管有矛盾，但仍然在发展和深化。今天的中美关系已演变成“中美国”的关系，至少经济上如此。在国际层面，中美有太多重大事情需要合作，包括核不扩散、气候环境等。美国的最大利益仍然是不失去中国，一旦失去中国，美国就只剩下半个世界的“霸主”。

考虑到这种情况，个别声索国要减少甚至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并不难。即使美国真的有为东盟一些国家的利益而战的“利他心”，其能力也令人怀疑。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制造的乱局便是证据。

更重要的是，美、日和一些东盟国家所构建的“中国以大欺小”“强权即公理”的话语，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逻辑。事实会证明，像菲律宾那样诉诸于大国政治化或者“国际法律化”的途径，试图迫使中国屈服，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害其国家利益。

各方都在思考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相信判决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本区域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本区域的秩序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是维持昔日的稳定还是被“中东化”？人们当拭目以待。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