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计

明清时期，由于朝廷在景德镇设置御窑，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窑业的发展，至清末民初，单从数量和规模上来说，民窑业已远远超过官窑。为使日益发达的民窑业健康有序发展，民间自发地成立了一些组织机构或社会团体。其时，政府也为了搞好行业和市场管理，对生产单位和商业机构进行“发照”。于是，在清末或更早一些时间，景德镇广泛地出现了一些瓷号、瓷商、瓷行和瓷庄等特有的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组织和单位。如何认识它们，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本文作一简述，以飨读者。

所谓瓷号，是指专门生产瓷器的单位，也是坯老板（窑老板）“创牌子”的一种营销策略。例如清末民初景德镇有名的瓷号有“杨玉成瓷号”，“余鼎泰瓷号”，“陈新光瓷号”，“陈同泰瓷号”，“巢宝珍瓷号”等。当然，也有的瓷号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加入商界，成为“烧做两行，亦工亦商”的大老板。比如“余鼎顺瓷号”，由都昌人余式圭和其子余昭华在民国初年创办。儿子余昭华思想开放，有商业头脑，当他们的瓷号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和父亲进行分工，父亲管生产，他则到外地开商号，赚钱后回景进一步扩大生产。至解放前夕，其资产由1936年的坯房三幢，家屋一幢的中产户变为了拥有柴窑一座，坯房7幢，工人108人的大户。

所谓瓷商，是指专门来景采购瓷器到外地贩卖的瓷器商人。瓷商的基础是瓷号的充分发达；同时，瓷号的扩张又离不开瓷商的繁荣；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瓷商的具体组织形式为“行帮”，这种组织是以地域、籍贯为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明末清初，瓷商共有8个帮派，其中以宁波、绍兴、关东、广东4帮实力最强。这些帮派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在景能够长期落脚，有较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不惜耗巨资建造有气派的会馆。清前期建造的会馆有宁绍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山西会馆、苏湖会馆等。清末民初以后，湖北籍的瓷商占有一定的地位，湖北籍的会馆为最多。如同庆帮、马口帮、三邑帮、良子帮、江黄帮、同信帮、黄麻帮、孝感帮等。这些小帮派也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

所谓瓷行，是指专门为外地瓷商代购、落仓、茭草和托运的牙行，换句话说就是为瓷商服务的机构。瓷行是瓷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瓷商就不可能有瓷行。同时，瓷行的出现又为瓷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而有效促进了瓷商的良性发展。他们也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开瓷行的人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不仅精通陶瓷生产，而且要有经营头脑，有丰富的陶瓷销售经验。比如他们对瓷器的质量、品种、规格器型以及价格体系，销售环节都是内行。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开瓷行，开瓷行首先要获批准，在清代还要到省里办手续，并呈报工部注册备案。至民国初年，仍沿袭旧制，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改由地方办理。开瓷行还必须具有一幢较大的房屋，这种屋多为“八”字门头的土库屋。八字门头一显气派，二为挑瓷进出方便。门头以白粉为底，用墨色绘以吉祥图案。内空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生活区域，另一部分为屯瓷区，面积占全屋的2/3，屯瓷区域内靠墙放置竖式木制瓷器架，地上铺满禾杆，厚约10公分，主要是防止瓷器在茭草包装过程中破损。

所谓瓷庄，通俗的说就是外地瓷商在景德镇开设的办事处。其职能就是采购瓷器。开瓷庄的都是买卖做得比较大，经济实力很强的瓷商。他们在景购置房产，委托或专门雇佣他人为其服务。瓷庄与瓷行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只能为自己服务，不能替他人做业务，否者，瓷行帮会会出面干预。这样看来，瓷庄是在瓷行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和行业习俗。瓷行和瓷庄虽说都是瓷器流通中的一个环节，但其操作行为是不同的，他们都要按规矩而行。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瓷号是基础，瓷商是关键，瓷行瓷庄是条件，他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构成了一幅景德镇陶瓷产销运行图。我们还从这里看到：景德镇陶瓷史上诸如此等严密而又细致的分工以及高度的生产流通专业化模式，直至现在还在延续。

（来源：景德镇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