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柄珉　金刚

[摘要]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燕行录”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价值研究、总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五个方面；“燕行录”研究中，中、朝、韩的研究各有侧重，因此，今后需要进行系统的、带有具体问题意识的研究。此外，新的视角和方法的革新也非常迫切。

[关键词]“燕行录”；中国“燕行录”研究；学术课题；方法论

“燕行录”是朝鲜朝中后期朝鲜外交使节团来访清朝的中国体验叙事。250年间发生的数百次燕行留下了280余种“燕行录”文献。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研究韩国文学和中韩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因而部分学者称其为重要的“历史文件”。特别是“燕行录”展示了朝鲜朝时期燕行使节们深刻的文化反省和崭新的“域外视角”，反映了清朝乃至东亚历史文化现场，而我们则从中可以获得对历史问题的种种答案。

“燕行录”具有的这种历史文化价值，使得“燕行录”研究在进入本世纪之后，在学界获得了堪与“敦煌学”比肩的地位，因而有学者提出“燕行录学”的说法。“燕行”的朝鲜使节团人员达到数十万，是“韩中交流史”的生动现场，也是朝鲜知识分子“通向世界之路”。换言之，“燕行”也是为实现自我认定和自我省察而寻觅新时空的行为。燕行使节们在燕行旅程中获得的多样化体验与本土经验结合造就了多样化的文学叙事。不同时代的外交使节，特别是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解决朝鲜朝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表现出的苦闷，做出的思索，值得我们深思。

对“燕行录”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对研究中韩文化关系，乃至研究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相关文本对研究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诸领域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对“燕行录”研究进行的纵向考察主要局限于依托个别的研究课题进行的先行研究考察，而对研究史的总体考察并不多。其中王友浪、程功、刘加明等人的论文《近二十年中国“燕行录”研究综述》，从中韩交流、社会研究、人物研究、文学研究等方面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该论文条理清晰，分析明确，但未能对研究史进行纵向的考察，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流于泛泛的叙述。韩国虽然有不少考察研究史的论文，但却没有论及中国的研究史。本论文在以往“燕行录”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拟对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史进行历时性考察。同时，以研究史的考察为依托，对“燕行录”研究要采取的学术课题和研究方法论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中国“燕行录”研究

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集中在《热河日记》的研究上，这与朝鲜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热河日记》的论文有郑判龙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朴趾源的小说创作》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了《朝鲜古典文学作品选集》，里面就包含有《朴趾源选集》，收录了《热河日记》中的一部分。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对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进行了分析、评价。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中国文学在朝鲜》等著作也对《热河日记》展开了分析。蔡美花的论文《朴趾源小说的近代思想要素与艺术形象性》分析、评价了《热河日记》中所表现的文学思想，特别是对《许生传》、《虎叱》等小说中所表现的近代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瞩目。

在中国，“燕行录”研究真正成为学术研究对象还是在中韩建交之后。当时，韩国出版的《国译燕行录选集》和与“燕行录”相关的研究著述被介绍到中国，随着中韩学术交流的活跃，与“燕行录”研究相关的学术活动也变得丰富多样。特别是随着中国研究生扩招以后，“燕行录”成为了学位论文的重要研究课题。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古文学者大举投入到“燕行录”研究中，成为了“燕行录”研究得以持续进行、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契机。

（一）“燕行录”的文化价值研究

在研究清朝中韩关系方面，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是将《清史》、《李朝实录》等作为基本资料，所以当韩国出版的“燕行录”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因为不仅在研究中韩关系方面，在清史研究方面“燕行录”也同样是宝贵的资料。因而“燕行录”研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周俊旗的《韩国版（燕行录全集）对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宁侠、李岭、曹永年合著的《为“燕行录”的构建呐喊》，杨军的《燕行录全集订补》，王政尧的《“燕行录”：17-19世纪中朝关系史的重要文献》，陈尚胜的《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与“燕行录”的资料价值》等都是阐明“燕行录”研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重要论文。其中，宁侠等人合作的论文是对邱瑞中的著述《燕行录研究》所作的书评。该论文开篇就写道，自古以来，新学问大部分源于新发现，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催生了“甲骨学”，敦煌遗书的发现诞生了“敦煌学”，他们认为从高丽到朝鲜朝700年间形成的文献形式“燕行录”必须在世界历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以此回应了邱瑞中教授首次提出的“燕行录学”的概念，从而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有不少学者都主张建立与“甲骨学”“敦煌学”可以比肩的“燕行录学”。而随着中国的“燕行录”研究的日益深化，“燕行录”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会越来越高。

周俊旗的论文《韩国版<燕行录全集>对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是一篇专门阐述“燕行录”价值的论文。在叙述“燕行录”内容构成和特征等之后，他指出“燕行录”不仅在东亚地区，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燕行录文献具有资料文体多样、作家背景不同、年代久远等特征。该论文分别从“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中国学界对“燕行录”资料的利用和研究、“燕行录”的局限性等三个部分对“燕行录”的价值进行了论述。有关“燕行录”的资料价值，作者认为它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分析角度、广泛而丰富的内容、资料查找便利等价值。同时，作者还指出“燕行录”充分体现出了朝鲜人的聪明智慧，他们通过独特的视角、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详细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发表了各种独具慧眼的评论。不少分析不同于中国文献，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中国形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记录，为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参考。他还强调“燕行录”在中国还是个尚未充分开掘、应用的资料宝库，并肯定了“燕行录”的学术价值。另外，作者还指出了《燕行录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强调了“燕行录”本质性的规范问题。不过，他还是认为《燕行录全集》编辑者的意图及全集的研究价值是不容否定的。该论文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燕行录”在学术资料方面价值的看法。

“燕行录”研究的学术价值可以说与“燕行录”本身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是成正比例的。陈尚胜的论文《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一一兼论“朝天录”与“燕行录”的资料价值》通过考察朝鲜使节的中国见闻，对“燕行录”的资料价值进行了深人研究。作者特别强调指出，“燕行录”不仅是研究中韩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即使对研究中西交流史也同样是宝贵的资料。另外，对研究中国的地方史，尤其是研究社会史也具有资料价值。美中不足的是，该论文对“燕行录”的价值判定仅仅局限在资料价值上了。其实，“燕行录”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资料方面，其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也大有意义。因此，对“燕行录”的价值的理解需要全人类的、整体的学术视角。

（二）“燕行录”的总体研究

总体研究指的是以多种“燕行录”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特征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范式。“燕行录”总体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有金柄珉的《朝鲜北学派文学研究》、李岩的《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金柄珉和徐东日合著的《韩国实学派文学与中国文化之关联》、刘为的《清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徐东日的《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杨雨蕾的《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李根硕的《朝鲜的中国想象与体验（7世纪至19世纪）——以燕行录为中心》等论著以及葛兆光的《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孙卫国的《“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记录》、王政尧的《“燕行录”初探》、牛林杰、李学堂的《17-18世纪中韩文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误读》等论文。

金柄珉的《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1990）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国内第一篇研究“燕行录”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为延边大学成为中国“燕行录”研究的重要阵地提供了契机。该论著对洪大容的《燕记》、《干净洞笔谈》，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李德懋的《人燕记》，柳得恭的《燕台再游录》，朴齐家的《燕行诗歌》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对北学派文人的中国认知和文学观，及其与中国文人的思想、文化交流，燕行小说、诗歌、散文的特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论著在运用传统的历史美学方法论和传记批评方法论的同时，在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论、接受美学，以及比较文学的媒介学、主题学、精神分析学和神话批评等新的方法论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是徐东日的代表性学术成果。该著作充分显示了作者宽阔的学术研究视角和见解，以及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倾向和水平。在此书中，作者综合考察、分析了“朝天录”和“燕行录”中的重要作品，如洪翼汉的《朝天航海录》、金埔的《潜谷朝天日记》、许葑的《荷谷先生朝天记》、麟平大君的《燕途纪行》、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录》、洪大容的《湛轩燕记》、李德懋的《入燕记》、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柳得恭的《燕台再游录》等。该著作不仅考察了朝鲜朝使臣们的朝天、燕行的历史过程，而且历时性地分析了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明代中国形象以及不同阶段的清朝形象，阐明了形象的内容、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还对朝鲜朝形成这种不同的中国形象和想象的主要原因等进行了阐释。在作者看来，朝鲜朝使臣们创造的明代中国形象可以分为“繁荣、进步的中国形象”和“灰色、黑暗的中国形象”两种，清代的中国形象也可以分为“乌托邦形象和意识形态形象”。作者在该著作中运用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形象学理论，但是并没有盲目受制于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学术上的创新精神。该论著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也留下了一定的局限性，如分析一篇“燕行录”作品出现的形象双重性时，特别是在阐明同时表现出乌托邦形象和意识形态形象的原因方面，理论性阐释软弱无力。而且在中国形象方面，如果能够在庶民形象进行深入研究则更能提高其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价值。

刘为的《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从历史研究角度对清代中韩两国使臣往来的制度、使行的种类、使节团的规模、使行路线、礼仪等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杨雨蕾的《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论述了明代的“朝天”事项和清代的“燕行”事项的历史状况以及“朝天录”、“燕行录”、“飘海录”等使行记录的一般状况，叙述了“燕行”使臣们与清代文人的文化交流、“燕行”与朝鲜的“西学”及“北学”的关联。

李根硕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为中心，结合结构主义、解释学、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综合考察了20余部“燕行录”作品，分析、评价了朝鲜使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并且把着力点放在了中国认知的背景和原因的阐释上。作者认为“燕行录”是通过中国认知谈论韩国，并从视角的非融合型、视角的融合型、积极的融合型三方面对其特征进行了考察。他认为非融合型以李海应的《蓟山纪程》、徐庆纯《梦晶堂日史》为代表性作品，其特点是对清朝持否定态度。认为作者不详的《赴燕日记》、金景善《燕轩直指》属于融合型，其对日新月异不断繁荣的清朝虽然没有持否定态度，但并没有修正传统的看法。一方面赞美清朝的治国治世，另一方面又批评清朝对传统文化的背离。而积极融合型虽然以韩国对中国的传统观念看待清朝，但在传统观念基础上融人了新的观念，创造出了北学论的新观念“尊周论”、“尊华论”、“北伐论”，还对伪善的士大夫进行了抨击。其实，“北学”不过是排斥当时在朝鲜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观念的手段而已。作者还指出，北学派的形成是通过直接实验体验中国的视角融合的结果，代表性的作品有《热河日记》、《湛轩燕记》、《北学议》等。作者的结论是：“从话语的角度来讲，不融合是强化传统话语的形态，混合是传统话语和对满清的正面视角共存的形态，融合就是创新新话语的形态。”该论文还使用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燕行录”中的套话进行了研究，他深入研究了“（北佬）”、“（高丽棒子）”的词源和衍变，指出了这些词语在中朝关系史中的负面作用。该论著角度新颖，方法多样且富有联系，考证严密，颇受瞩目。作者在结尾部分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之后，指出了韩中在研究方面的局限性，并认为韩国方面的研究只是以国别研究和中韩交流史为中心展开，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只是以历史史料为中心展开。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克服过于集中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局限，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提出应该通过“燕行录”开拓东北地区俗语研究、儿童游戏研究、礼宾文化研究、北京的物价研究等新的研究课题。不过，论文提出的部分观点，如，将北学视为单纯的手段，小说《两班传》是燕行体验的产物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期刊上发表的很多相关论文从各种角度对“燕行录”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新的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如，葛兆光的《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一文通过对“燕行录”的总体研究，指出：“东亚文化共同体是从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瓦解的。”尽管该观点值得商榷，但论者眼光独到、锐利，充分展现了以新的视角把握当时东亚社会、历史发展本质的学术态度。此外，牛林杰、李学堂的论文《17-18世纪中韩文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误读》较早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观照中韩文人之间的历史和现实，发现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综上所述，总体研究对引领多样化的研究提供了契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多样化研究的总结。

（三）“燕行录”的作家、作品研究

纵观“燕行录”的研究史，可以说对作家、作品研究是最普遍的学术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博士学位论文金哲的《朴齐家文学和清代文学关联研究》、刘广铭的《朝鲜朝话语中的满族形象研究》、杨昕的《朝天录中的满族形象研究》、韩卫星的《洪大容文学研究一一兼论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许明哲的《<热河日记）的文化阐释》、马婧妮的《（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韩龙浩的《19世纪“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以三种“燕行录”为中心》、朴雪梅的《柳得恭文学的文化批判》、张丽娜的《热河日记研究》等。

上述学位论文充分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研究人员研究“燕行录”的特征。在方法论上，这些论文可以分为三大类：金哲、韩卫星、许明哲、朴雪梅等人的论文主要运用了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媒介学和文化批评等方法；杨昕、韩龙浩、马靖妮、刘广铭等人的论文主要运用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张丽娜的论文运用了历史美学、文化学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金哲、韩卫星的论文着重对朴齐家、洪大容与中国文学、文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在一定深度上揭示了他们的文学活动、文学交流、文学创作的特征等，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北学派文学研究的新篇章。许明哲、朴雪梅的论文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朴趾源、柳得恭的文学进行了研究。

刘广铭的论文的价值在于运用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燕行录”；杨昕的论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对在学界并没有受到瞩目的朝鲜朝时期的“朝天录”进行了研究，为历时性研究“朝天录”、“燕行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韩龙浩的论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分析了《燕台再游录》、《燕辕直指》、《梦晶堂日史》等三部“燕行录”，阐明了“燕行录”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等，揭示了这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折射出的朝鲜人的文化心理和总体想象。马靖妮的论文同样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主要方法阐明了《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的特征和本质，以及朝鲜的集团想象。

张丽娜的论文是对《热河日记》进行总体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在阐述朴趾源文章的时代特性、朴趾源的生平和思想之后，对《热河日记》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即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详细的文献考察、文体考察，阐明了“北学”思想、改革精神及哲学基础。同时，作者还分析了《行在杂录》、《山庄杂记》等杂文类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手法，以及《口外异文》、《盎叶记》等作品的人文精神。并从中国形象的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刻画、辛辣的讽刺艺术、朴素而真实的语言艺术等方面概括了《热河日记》的艺术特色。最后，作者认为《热河日记》是游记文学的里程碑作品，是游记文学集大成的力作，对朝鲜王朝给予了沉重打击，并进而成为“文体反正”运动的契机。从时代、国家、文化运动的角度高度评价了该作品的地位。该论文表现出了文史哲统合的视角、方法论的多样化、分析的严谨周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不过，论文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研究的重点和焦点有些散乱，作者核心的问题意识和层层推进的逻辑能力略显不足。

期刊论文同样也是以《热河日记》为研究对象的最多。代表性的论文是李岩的《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北学意识和实业方略》、《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实学精神和文艺观探析》，朴莲顺和杨昕的《（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金柄珉的《（热河日记）与中国文化》、《朴趾源的小说（虎叱）的象征性研究》，王政尧的《18世纪朝鲜的“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热河日记）研究（1）》，张双志的《18世纪朝鲜学者们对清代西藏的观察——读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这些论文运用了历史传记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文化研究等研究方法阐明了《热河日记》的思想性、艺术性价值，以及文学史、文化史和中韩交流史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学界研究朴趾源及《热河日记》的论文超过了100篇，这足以证明其学术意义和价值。

此外，研究“燕行录”的作家、作品的论文有金柄珉的《试论洪大容与“古杭三才”的思想文化交流》、《朝鲜朴齐家与中国清代文坛》、《（燕京杂绝）反映出的朴齐家的中国文化观》、《哲理小说<医山问答）反映出的洪大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颜宁宁的《（燕辕直指>研究》，谷小溪的《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王振中的《朝鲜燕行使者所见18世纪盛清社会一一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韦旭升的《中朝文士之间的交游——读（燕台再游录）》，刘广铭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康熙形象——兼与同时代欧洲话语中的康熙形象比较》，朴香兰的《燕行录所载笔谈的文学形式研究——以洪大容与朴趾源为中心》，《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为例》，祁庆福和郭平合写的《清代朝鲜使臣与医巫闾山》等。

上述论文，除了部分之外，大体上都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北学派”的“燕行录”上了。其中一部分是在自己的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成果。颜宁宁的《（燕辕直指）研究》和谷小溪的《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的意义在于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19世纪的“燕行录”上。王振中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考察资料和把握问题方面有一定的深度。刘广铭的论文将《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康熙皇帝形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比较，非常新颖。元老学者韦旭升对《燕台再游录》进行了研究，表现出材料分析的客观性和考证的严密性，显示出了韩国文学研究元老的实力。

祁庆福和郭平合写的论文对《医巫间山》进行了历史的、文化学的考察，对医巫闾山和朝鲜使臣们的关系等背景进行了分析，他们将对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医巫闾山游记和洪大容的哲理小说《医山问答》的分析结合起来，具有不容小觑的学术价值。作者在论文中指出“老稼斋笔下，三百年前的巫医闾山名胜历历在目，详实的记录湮灭了时间的概念。金昌业是迄今所知登临医山中唯一留宿的朝鲜人，这为他仔细踏访名山，写出艺术价值颇高的游记创造了条件，后来者无不羡慕不已。”在论述洪大容的《医山问答》时指出“老稼斋之后，亲身登临医巫闾山并留下不朽名篇者，是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并阐述道：“燕行之后，他在《医山问答》中升华了自己的北学思想，其论著冠以‘医山之名，无疑具有重要而鲜明的象征意义，表明这是一篇燕行启示录。”接着作者还指出洪大容打破了儒家的“天圆地方说”，接受了西方的“多世界说”，高度评价其“地转说”、“无限宇宙说”在朝鲜科学史乃至东方科学史上都留下了璀璨的一页，并指出这是“燕行北学重要的成果”。该论文还分析了朴趾源撰写的位于医巫间山附近的北镇庙游记，并且列举之后登上北镇庙的43名使臣，指出他们全都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为今后的研究布好了局。在论文中还引入了与北镇庙有关的中国文人贺钦的故事，认为洪大容想在医巫间山寻找桃花洞有可能是要寻找贺钦。洪大容通过真理的化身实翁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他在《医山问答》中虚拟了一位真理的化身——实翁，通过实翁，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这位实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这一人物的形象寓含着历史上曾闻名于医巫闾山的医闾先生的影子。”虽然论者的这种见解也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自成一说却是显而易见的。该论文的特点是将历史和文学、文学和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汇展开论述。

朴香兰的《燕行录所载笔谈的文学形式研究——以洪大容与朴趾源为中心》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论文。作者围绕着“燕行录”笔谈的文学性及其特征展开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论述，具体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学文本，设定笔谈的形成、主题中心的笔谈转换、人物中心的笔谈等论题，阐明了笔谈的主题、笔谈的结构和表现方式等，指出了笔谈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为“燕行录”研究，特别是笔谈研究做出了相当大的学术贡献。另外，朴香兰在其另一篇论文《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为例》中阐明了中韩文人在女性问题、婚冠丧祭、士农工商等方面的文化意识差异。该论文角度新颖，观点明确，资料取舍得当，论证严密。如果能够融入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一定会使其研究更加深入。

（四）对“燕行录”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大大扩展了“燕行录”研究的范围，不仅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可以相互交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嫁接也成为了可能。为更广泛、更深入地揭示“燕行录”的人类精神史上的价值提供了学术条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汪银峰的《域外汉籍“燕行录”与东北方言研究》、钱蓉和赫晓琳合写的《从“燕行录”看康乾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杨雨蕾的《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陈冰冰的《（四库全书）与李氏朝鲜后期的文坛动向》、石云里的《从黄道周到洪大容——17、18世纪中期地动学说的比较》、刘静的《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刘香的《朝鲜赴京使臣的西洋认知（17-19世纪）——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李春梅的硕士学位论文《（燕行录全集）中的医学史料研究》、陈明的《“吸毒石”与“清心丸”——燕行使与传教士的药物交流》、张升的《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等。

以上论文从语言学、民族学、图书学、文化学，甚至自然科学中的医学、天文学角度对“燕行录”进行了研究，扩大了“燕行录”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通过对“燕行录”的多学科着手，对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形成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契机。同时，进一步提升了“燕行录”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如，石云里的论文对洪大容的《医山问答》中所体现出的自然科学思想及其文化意识的研究，对研究中韩科学交流史也有着重要意义。陈冰冰的论文考察了韩国方面对清代重大的文化措施和工程的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刘香的论文考察了中西、中韩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宗教层面的交流状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张升的论文通过考察《热河日记》，从多角度揭示了“四库学”与韩国文献的关联。作者按着《四库全书》的馆员、篇数，《四库全书》和“禁书”，对《四库全书》及总目录的评论等章节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韩国文人们的特殊视角和中国文献没有记录到的重要信息。作者通过详细的考证指出：“朝鲜文献中保存有相当丰富的四库学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一方面可以弥补中国文献的缺漏，一方面可以与中国文献相参证，从而有力地推进四库学研究。”

（五）对“燕行录”的文献学研究

对“燕行录”的文献学研究是最基础的工作，需要丰富的文献学知识和学术水平。祁庆福的论文《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关于新发现的（铁桥全集>》不仅在研究洪大容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在研究浙江和杭州文化方面也很有意义。洪大容和清代文人严诚是“生死之交”，在18世纪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美丽的一页。作者考察和追踪了当时洪大容和严诚的交流情况，从文献学角度对保存在韩国的严诚文集《铁桥全集》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和分析，对完善洪大容、严诚研究，乃至18世纪中韩文化交流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引人注目的是这篇论文还对在韩国与《铁桥文集》一同发现的严诚的《严诚尺牍》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文献虽然不是作者发现的，但他以渊博的文献学知识挖掘出新的资料并准确地介绍到学界，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此外，祁庆福和金成南合写的论文《关于中韩文化交流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考察并介绍了传播到中国的韩国文献，论文考证了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海东诗选》的编者，确认编者为洪大容的文友闵百顺。闵百顺受洪大容的委托编辑了这部书，洪大容策划编辑该书则是应清代文人潘庭筠的嘱托。通过当时洪大容和潘庭筠的往来信函，可以了解编辑过程和潘庭筠拿到书的内容。作者准确地掌握了这些事实，经过考证适时地介绍到了学界，这对研究洪大容的燕行具有重要意义。

黄晋基的论文《燕行途程考——周流河考》对当时“燕行”使节必经的并留下无数故事的周流河进行了文化地理学的考证。漆永祥的论文《关于“燕行录”的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和《关于（燕行录全集）之辑补与新编》运用丰富的文献学知识对有关“燕行录”性质的界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阐明了根据“燕行录”的性质确定全集收录范围问题。作者就界定“燕行录”的性质问题提出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就作者而言，必须是国王派遣的使臣或使团中的某个成员，个别是负有国王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就其所到之地而言，必须是到过中国，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反过来说，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而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条件，都不能算做是‘燕行录。”因而，他认为《漂海录》、《皇华集》、《柬槎录》、《宾接录》等诗文，以及相关著述不能视为“燕行录”文献，也不应收录到《燕行录全集》中。他的这些观点在学界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但对界定“燕行录”的性质，确定“燕行录”文献收录范围上有很大助益。上述论文为“燕行录”的文献学研究树立了楷模，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对“燕行录”原典的校点、校注也是重要的内容。在这方面，中国的古文献学学者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朱瑞平校点的《热河日记》和刘顺利的《“蓟山纪程”细读》等在“燕行录”文献整理方面成绩突出。朱瑞平校注的《热河日记》以1931年在朝鲜出版的《热河日记·别集》作为底本，以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本（26卷影印本）和1968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出版发行的，即李家源先生校注的《热河日记》作为了参考本。同时还附有韩国著名古文学者李佑成教授的“序文”、“燕岩朴趾源先生事迹碑”，以及李家源先生的《<热河日记>解说》等，对读者的理解有很大帮助。朱瑞平在校点说明中说《热河日记》是“百科全书式游记”，大赞朴趾源可使它跻身于世界著名文学之列。对于校点原则，作者指出：“至文中错别字，由于长期传抄，为数甚多，为便予读者，将正字用括号标注于正文中而不改原字。”作者的上述努力和心血对中国学者研究《热河日记》有巨大的帮助，成为了中国学者全面展开《热河日记》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刘顺利的《“蓟山纪程”细读》是一部校注李海应燕行录的著述，在文献整理方面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水准。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诚实的学术态度、高超的文献学水平。该书对燕行录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时间、典故等都做了详细的注释。而为了保证文献整理的正确性，作者甚至亲自勘察燕行路程，访问当地遗址。作者谈到了自己对“燕行录”的理解，燕行路程长达6000里，“高丽和朝鲜文人的‘燕行录是用毛笔写就的，也是‘用脚写出来的，甚至是用生命写就的。”作者用自己亲身体验印证了“燕行录”的价值。上述著述的出版不仅成为中国燕行录文献整理的良好开端，也将中国的“燕行录”研究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燕行录”研究的方法

“燕行录”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成果也非常丰富。不过，从总体上看来，朝鲜、韩国的研究主要以本国需求的中国认知为中心，而中国的研究则以历史、文学研究为中心。因而中国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现象：不是不接纳韩国的研究成果，就是拿过来“炒冷饭”。同时，中国的研究在资料甄别方面不够严格，主要专注于朴趾源等18世纪后半叶“北学派”的“燕行录”，而缺乏对“燕行录”的总体的、系统的研究，研究方法论也不够多样化，在运用上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考虑到这些问题，中国学界当务之急是正确把握学术研究课题，更新方法论，开创崭新的研究局面。

首先，在“燕行录”研究上需要系统的研究。因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燕行录”的相关著作已经有数百卷之多，所以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考察，还需要带着具体的问题意识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中韩文化交流方面，要考察人际交流和往来、笔谈和对话、书籍购入和尺牍交流、作品交流和相互影响等，使其全面系统化，归纳其特征。当然要想实现这样的目的需要阅读原典，同时也要为形形色色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先行推出“燕行录”作品的校注。当然，可以阅读韩国译本的情况除外。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韩国使臣们的中国认知、中国形象和朝鲜朝的“总体想象”的变迁，游记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状况等多方面状况，对“燕行录”的特征和价值作深入解读。

其次，应如实把握“燕行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促进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课题。“燕行录”是跨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我们要把握其中体现出的韩国使臣独特的文化视角，敏锐地发现因文化意识导致的观点差异——即“误读和创造性翻译（或变异）”。历史上韩国的使臣们通过中国叙事不仅记录了中国当时的各种文化信息，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这些是历史叙事中的重要发现，也是创造性的见解。当时他们对中国的商业文化、市民艺术、文人和文坛的动态、圆明园、琉璃厂、图书集成、满族的风俗、汉满矛盾、文字狱、集市和物价、东北方言、人文地理和遗址等的认识表现出了极其特殊的视角和文化差异。我们应该明白，对这些差异的发现、理解乃至超越，可以成为认可和理解中国文化，进而理解东亚文化多样性价值的一面“镜子”。学术上燃眉之急的课题不一定就是触及了某种宏大的问题才能获得肯定，即使是小问题，只要带着彻底的问题意识去研究就可以。如果通过“燕行录”能够找出现在已经湮灭的当时东北方言中的一两个单词，也是对学术界的大贡献。而且在“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当时，能够追踪笔谈对象的复杂心理就已经具有了充分的价值。例如，柳得恭的《热河纪行诗注》写道，参加乾隆皇帝古稀祝寿的安南使臣虽然穿着满族服饰出席，但他们的心理活动极其复杂，对此所做的分析可以引发更大、更深的问题，是真正的“微小大问题”。真正的学问应该是“小题大做”的过程。在韩国《日下题襟集》和《抗传尺牍》的发现，在中国《海东诗选》的发现，从“燕行录”研究上看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因而目前的“燕行录”研究不仅需要“望远镜”，也需要“显微镜”。为此，一定要熟读原典，形成相应的考证学风。以上这些迫在眉睫的课题的选定和研究只有在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相结合之下才有可能。

再次，“燕行录”研究方面，新的视角和方法论的革新也非常迫切。“人类总是把艺术看作自身生存意义的揭示。当这种意义处于遮蔽之中时，让你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和艺术存在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办法。”“燕行录”研究要摆脱单纯的国别视角，需要东亚视角，甚至需要世界视角。事实上，要想真正把握“燕行录”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将其纳入到东亚语境乃至世界语境中去分析。例如，比较18世纪朝鲜、韩国“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与欧洲人写的中国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的差异，揭示形成差异的原因都是极有意义的课题。要想进行这种比较，迫切需要跨文化研究。同时，也要将跨文化研究与政治学、社会学、形象学研究结合起来，而且在运用研究方法论方面，也要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合理地使用好研究方法。对研究方法本身也要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例如，看以往的研究，虽然比较文学形象学运用得很多，但由于对该理论理解得不透彻，得出错误结论的情况不少。特别是在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时应杜绝教条主义倾向。如，“燕行录”中看到的中国形象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甚至同一作者也经常出现“乌托邦形象”和“意识形态形象”复合混杂的情况。无视这种情况单纯一贯地将其视为同一形象，必然会招致重大的谬误。特别是在运用形象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当代形象研究将重点放在形象塑造者乙方，探索形象形成的内在逻辑。”因而在使用方法论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具体的情况，把握好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选择恰当的方法论，同时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将那种方法论融会贯通才是最合理的运用方式。不然，就会陷入问题意识反而落入方法论的窠臼之中，从而不是深入阐释论题，而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方法论正确性的论证。

“燕行录”既然是历史现场的叙事，就可以运用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文化交流学，此外，也可以使用历史社会学批评、传记批评等传统的方法，根据研究对象，还应提倡以文学、文化研究方法为主，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例如，语言学、心理学、叙事学，甚至地理学、医学、考古学等研究方法论。特别是对“燕行”体验文学研究，迫切需要将比较文学主题学、媒介学、接受美学等与心理学、哲学、文化学等结合进行交叉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深入进行。

最后，“燕行录”研究迫切需要国内学者携起手来进行共同研究。“燕行录”既然是韩国使臣的叙事，就应该积极借鉴有关国家的研究视角，积极汲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加强双方都能扬长避短的合作。因而“燕行录”研究也要重视与朝鲜使臣的日本使行录的比较，这不仅对深化“燕行录”研究具有很大意义，对梳理东亚文化交流史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结语

对“燕行录”研究史进行历时考察必须满足两个要求：其一是必须对“燕行录”本身形成一定的研究；其二是要全面把握“燕行录”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评价和结论。笔者关注“燕行录”已经20多年了，但仍不敢自夸已经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研究史进行严格、缜密的考察决定着论文研究的成功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不能不自责这一点正是本论文的一个缺憾。此外，在“燕行录”研究学术信息收集方面的不足以及对多样化的跨学科研究理解不透彻，可能会导致为考察研究史所作的研究对象的选定，以及对个别论著的具体评价失于主观偏颇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燕行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论文的评价，尽管在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方面倾注了努力，但笔者自己对评价的正确与否也无从判定，只能希望笔者的论文对今后的“燕行录”研究和研究史的考察能有所助益也就心满意足了。对论文中出现的舛误还望国内学者同仁不吝赐教。希望今后会有更优秀的考察研究史的成果，并进一步促进“燕行录”研究。

“燕行录”尽管是韩国使臣的中国体验，是他们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多样化的文学叙事，但也可以说是中韩两国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对“燕行录”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必将把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推上新的台阶，也许这正是治学之人的价值和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