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艳

摘要：改写理论表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快乐王子》作为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外国童话之一，其译本见证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不断变迁。本文将从改写理论的视角比较1909年周作人的译本以及巴金1948年的译本，试析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改写理论；《快乐王子》；译本比较

《快乐王子》是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童话作品，讲述了快乐王子舍弃自己身上一件件的稀世珍宝，来帮助穷苦百姓的故事。自问世以来，便广受好评，其汉译本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当属周作人和巴金的译本，由于产生的年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这两种译本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改写理论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既是改写，在改写过程中，身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的程度的加工或者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的社会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这也就是说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所服务的”[1]。由此可见，《快乐王子》不同译本间的差异是与其产生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

二、不同时期的译本

（一）1909年周作人译本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大批有志青年看清了国家封建腐朽的统治，纷纷投入到了留学的热潮之中，寄希望于“西学东渐”。1906年，周作人追随兄长鲁迅赶赴日本留学，希望能够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学作品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2]。如鲁迅所说，“我和周作人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意识到，文学有改变人们思想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功用，这就是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原因”[3]。《域外小说集》就在这样的期冀下产生了。

周译本《安乐王子》就是《域外小说集》的开篇之作。《快乐王子》创作于英国社会的转型期，王尔德“欲以远离生活的形式来反映现实——以前所未有的理想方式来处理现实问题”[4]。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周作人把这篇作品放在《域外小说集》之首的原因了。在谈及王尔德童话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过亨特生的评价，“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条深红的线坚固地缀成一帖”[5]。可见，周作人翻译这篇童话的目的在于改变当时晚清统治下“社会的哀怨”，以文学救国。

此外，1908年前后，周氏兄弟曾定期前往东京听章太炎先生讲解《说文解字》，这使得周作人深受章太炎先生讲学中复古精神的影响。当时，复古情绪在日本留学生界中极为盛行，这种强烈的复古情绪一来是对西方列强和满清专制的反抗，二来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此，当时中国文人多选择以古典的文学形式来传播新的文化。产生于此时的《安乐王子》译本也一改原著清新的文字风格，使用了古奥的文言文。

（二）1948年巴金译本

巴金于1942年翻译《快乐王子》，1948年出版。翻译期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逐步觉醒，开始接受新文化，社会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度也开始逐步提高，所以巴金的翻译开始显示出对儿童的关心。然而，译本出版时，抗日战争虽已取得胜利，蒋介石政府随即发动内战，人们再次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因此，巴金的翻译不得不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对于巴金来说，儿童文学的翻译是改革旧社会的武器……巴金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了王尔德的童话而不是戏剧，因为这些童话更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的遭遇和统治者的贪婪”[6]。

巴译本与周译本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语言。首先，随着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白话文已经基本普及。同时，中国学者们开始了对儿童文学的探索之路，大量优秀外国文学被引进，其目的是让孩子认清现实，健康成长。所以，巴金并没有像周一样完全把译本当做一种思想武器，而是展示出对儿童的关心，使用了大量儿童化的语言，生动形象，富于想象与诗意。

三.译本实例比较

原文：And now that I am dead they have set me up here so high that I can see all the ugliness and all the misery of my city，and though my heart is made of lead yet I cannot choose but weep.

周译：逮死后，众置我高居是间，吾遂得见人世忧患。虽吾心为铅，不能无动，舍涕泣外，无他道矣。

巴译：我死了，他们就把我放在这儿，而且立得这么高，让我看得见我这个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我的心虽然是铅做的，我也忍不住哭了。

这是快乐王子讲述其亲眼所见百姓苦难时说的一段话。除上文提到的语言形式上的区别外，周作人、巴金二人在如何翻译“misery”一词时产生了明显分歧。“misery”一词词义宽泛，周作人将其翻译为“忧患”，巴金译作“穷苦”，二者都是可以接受的。

周将“misery”一词译为“忧患”，源于孟子一句话，即“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当时内忧外患不断的大背景下，看到“misery”一词，周作人自然联想到处于“忧患”之中的中华民族，所以选用了这一词语，这无疑反映出译者对晚清社会现状深深地担忧；与之不同，巴译本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抗日战争后，人们又陷入到内战的水深火热中。1942年，巴金途径广西，沿途目睹了中国下层社会历经的苦难。所以，巴金把《快乐王子》中的情景与其在途中所见的贫穷景象联系在了一起，极力凸显人民贫苦生活的特点，把“misery”译为“穷苦”，表达了译者对贫苦大众怜悯之情以及对当时黑暗统治的怒斥。

四.结语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两译本间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源于每个年代的诗学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这些都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从1909年周译本出版到1948年巴译本出版，这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在发生着方方面面的变化，进步的文人也由以笔为戎救亡图存逐渐转变为对现实生活中具体问题的思考。总之，这两种译本是两个时代的体现，是两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这两种不同的译本。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2.

[2]周作人.域外小说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1.

[3]鲁 讯.鲁 讯 全 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1

[4]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4卷）[M].杨东霞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404

[5]袁丽梅.意识形态视野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快乐王子》的两个中译本为例[J]. 英语研究，2011（4）：53-57.

[6]郭著章（编）.翻译名家研究[M].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72-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