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

以赛亚·伯林在《未完的对话》中写信给贝阿塔：“我认为我持有某种立场，我想，你是完全把握住了这个立场的。”我在阅读朵渔随笔集《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过程中，时时被渗透在文字中的某种立场所打动，它清晰，坚定，光一样行走在词语之上。我感受着那种立场给予文字的底气和自信，也享受着被遮蔽着的心灵不断被打开的快乐，一些模糊的自我意识因为获得一种信念和拯救的力量而得以确立。

·Ⅰ·

“182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少年赫尔岑在父亲的书房门前听到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朵渔的叙述同一个新的时代一起开始，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是俄罗斯最黑暗的时代，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 “30年代”，也是被别林斯基称为天才诗人的莱蒙托夫成长的年代。那个特殊年代“权衡利弊平庸乏味的市侩习气，老气横秋自甘沉沦的犬儒主义”，像有毒的空气一样毒害着青年们的心灵。而年轻的莱蒙托夫，“凭借他那天才的抒情才华，凭借他良善的生命本能和道德热情”，追求的是“做一个行动主义者，一个殉道者，一个将诗篇奉献给生活和时代的诗人，一个世俗教士般传播福音的人”。作为青年时代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骤然紧张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我能理解这样的莱蒙托夫对于朵渔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不甘遮蔽自我启蒙的道路上，莱蒙托夫无疑是那颗最给人以方位感的启明星。“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朵渔说，他每每读起这首诗，心中便泛起万千波澜。我想掀动那万千波澜最源头的力量，应该是诗人与那个特殊时代的关系，也是朵渔为自己的写作建立坐标系的起点。

如果说，27岁就在一场决斗中身亡的莱蒙托夫，只为他的时代留下了月亮般晶莹却一闪而逝的光芒，身患肺疾、脸色苍白的别林斯基，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他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他与屠格涅夫是莫逆之交，他将果戈里捧上天又以一封著名的公开信对他愤怒批评。朵渔以别林斯基和他的时代为核心，梳理了十九世纪俄国知识界的派别，他们有激烈的论争，也有深情的友谊，自由、独立的精神底座使他们“始终是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里，朵渔将俄国知识阶层与时代的关系落脚到“共同体”这个词上，与他目前主持的“共同体”出版工作室暗合，应该包含有他对当下知识阶层群体拥有共同精神基础的希望。

“别林斯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20世纪的俄国社会进入一段更为黑暗的时期。朵渔以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为例，探究了诗人在黑暗时代里存在的独特性和意义，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在此关系的推进中建立起来的诗学信仰。这几篇文字，让我们看到作为诗人的朵渔对于诗的极其敏感性和对于诗人的洞察力。无论是翱翔于灵魂的高处，还是潜行于思想的深处，他都像一支箭一般自由，轻灵，准确，有力。他用极具穿透力与本质性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天外陨石般陨落人间”的曼德尔施塔姆，“不能接受被驱逐命运的真正的爱国者”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布罗茨基，他们交错的人生轨迹，彼此的传承与纷争，各自独立又休戚与共的命运，贯通了俄国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的精神脉络，让我们看清了黑暗天空中每一个星座独特的光芒，以及它们与诗歌的互为意义。

朵渔将诗人置于历史的大命运中，置于祖国的大风大浪中，探寻他们的思想轨迹、道德规范以及个人命运，既呈现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歌即时代的道德，也呈现了诗歌与诗人的关系，诗歌即诗人的人生。他适时地将自己的诗歌理念穿插于叙述当中，使得叙述不止于叙述，而具有了批判性。阐释曼德尔施塔姆时，他联想到我们的“先锋崇拜”，他说：“先锋不是一拥而上，先锋是小道，是少数人的寂寞事业”，“不要为先锋提前戴上桂冠，先锋面临的最大可能其实是失败，先锋为我们积累了尸体和经验”。谈到艺术的意义问题时，他说：“无目的并非无意义，艺术的自律与艺术向各种可能性的敞开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辩证的张力关系中”。他对于诗歌对苦难的承受持有清晰的态度：“面对深渊般的苦难，面对挤迫我们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时，诗人必须对世界（世俗的和属灵的世界）抱持一种基本的信赖，建立一种敞开的、具有内在超越性的、面向人类幸福图景的信仰诗学。”他使用了“必须”二字，表达了一种决然的信念，诗歌不是简单地将我们带向远方的轻盈之物，而是一条扎根于现实世界与灵魂世界深处建立信念并最终通往拯救的道路。朵渔以自己的诗观阐释和解读那些伟大的诗人时，仿佛也在借助诗人们印证自己，借助诗人的时代反观当下的时代。

朵渔对俄国诗人们如此深耕细掘，大概是因为俄国与我们走过道路的同一性。看清历史，才能够更好地进入当下。在俄国诗歌与现实的传统中，诗歌是诗人们在黑暗时代的理想主义，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诗人们真诚地热爱着或者说创造着他们在现实中颠沛流离的命运。他们是真正喜欢梦想的人，既可以以诗为马尽情地去爱，也可以循之从容赴死。诗歌给予他们庇护，带给他们苦难的幸福，当历史成为革命后的一片废墟，诗歌却成为那个国家最好的东西。

作为俄国诗人这个整体的延伸，第一辑的后半部分，朵渔选取了杰克·吉尔伯特、奥登、尼采和米沃什四位诗人，试图完整呈现出现代诗歌走过的道路。他像一位农人翻地一样认真地挖掘每一首诗歌生长的土壤，试图找到那些冲动的源头，理清诗歌与爱、思想、语言、哲学之间幽暗的纠缠。他耐心地探究着一首诗歌是如何产生的，那些诗人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在诗歌诞生之前已经行走在了诗人的内心，独属于每一首诗的韵律与节奏，揭示了诗歌的天赋与诗人的宿命。他也许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向每一位诗人致敬。每一位诗人无可模仿的独创性，都是建设我们灵魂世界的营养。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一个人，要吞下多少光明，才会变得美好起来/我拉起你的手——我们不被祝福，但有天使在歌唱。”

·Ⅱ·

“在对诗歌的探险中，越是接近光源，越有一种临渊的眩晕。而伟大的诗人是不顾自我的，总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开放的、危险的境地。”（朵渔《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对于诗歌，朵渔似乎穷尽了自己的胸怀，对可能的遮蔽和偏执保持警惕，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念，好让诗歌这个情人在内心永远鲜亮，永远立于拯救的高处，保有它的永恒性。在《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一辑中，他变换着时空为诗歌命名，在各种清晰、含糊、不确定、绝对的命名过程中，他不断地建立，打破，再建着自己的诗观。他以一种辨析的方式，一边提问，一边作答，刚刚表达完一个思想，新的疑问陡然而生。刚刚回答了“古人对诗歌的认识与志相关”，下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言志的东西都可称为诗？”因为任何一种言说，都可能是腹背受敌的。在这样的辨析中，诗歌思想的变化和演进像一枚自然生长出的叶片一般脉络毕现，让我们一步步接近了那个光源的中心。

他的辨析不只是自我辨析，他还要随时跳进某个时代与古人对话。阐释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与批判时，他忍不住要和老先生理论一番。作为晚辈，他首先低调礼貌，认同老先生的“神赋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然后话锋一转，指出老先生“把这种‘神赋论夸大了，轻视了诗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诗歌本身的手艺属性”。他步步深入，言辞灼灼，“关于诗人的‘非理性‘非道德，我也认为这是诗人的特权，而不是诗人的罪证”。显然，他是把诗歌作为追求真理的志业，才胆敢这样冒犯权威，不盲目依循。他的态度既冲谦又狂放，保有着一个诗人堂皇的个性。

追本溯源是为了看清现状，他反身潜入历史的深处，是为了将目光看向更久远的未来。丰厚的知识体系，为他建立起了世界的历史的眼光。在阐释几位当代诗人和艺术家（韩东、于坚、西川、吕德安、萧沉、赵潭）的文字中，他几乎是将当代汉语诗歌（或现代艺术）看作一种革命的工具，饱含复杂的深情解析了它们及其创作者对传统的颠覆与重建，为我们呈现了诗歌在现代转型历程中的生态。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的“先锋也可以是后退”，西川的“反讽主义”和“与读者对斥共舞”，吕德安“素朴而感伤的灰”，无论诗人的意识、观念如何变化，无论作品的风格如何特立独行，使诗歌和艺术立于高地的，永远是批判性与实验性的现代主义精神，它是潜藏于作品内部的灵魂，也是诗歌介入现实的一种积极的姿态。

朵渔给予了他的诗人同行们最大的理解，他不乏专业的评判眼光，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诗歌这种纯属个人想象的艺术形态中获得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解放，以及他们对当代汉语诗歌整体发展的独有贡献。他的评判，不是从词语、意象直接衍伸出来的解读，而是追溯性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语言、风格？他从诗人所经验到的或命运赋予他们的东西中，挖掘着诗歌观念的生长土壤，比如于坚的“性情中的浪漫主义和他文化心态上的古典主义的有效中和”，西川的“命运对他个人发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战”。他精准又富有节奏的语言，有着突破时空的凌厉，让读者随时坠入一种滑翔的快感。他有时突如其来的一笔，又仿佛带有神性，让人肃然起敬。“面对画布那种浩瀚的无命运的空，甫一落笔，某种宿命就被唤醒了。犹疑，在于对自我霸权的取消，谦卑。”这是他写吕德安的句子，让人过目难忘，仿佛不只是在写一个画家，更是写出了一个人与茫茫宇宙的关系。

第二辑的这些诗学随笔中，朵渔以一种浩然的时空观，写出了诗歌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状态，是对当代诗歌精神性的探索，也是对它本来的清澄气象的还原。在媒体对诗歌与诗人现象式的简单炒作，致使大众对诗歌普遍误读的当下，朵渔的诗学随笔是深切的观照，也是积极的引领。

·Ⅲ·

朵渔曾在一个访谈中说：“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这部随笔集的第三辑，告诉了我他所谓的民间在哪里。

好像是萨特说过，写作者面临着两种现实，一种现实是词语本身，另一种现实是他将要赋予词语的意义。我的理解是，词语的现实，是写作者的手艺问题，如何弄好每一个句子，将每一个词语妥帖安放好，让作为符号的词语在某种秩序中诞生出一个虚构的世界；意义的现实，是写作者的立场问题，也是写作的伦理承担。显然，朵渔为自己的写作确立的后一种现实，便是他所谓的民间。作为民间知识分子，就是要让沉默的民间发出声音，将民间以文字的形式赋予意义，而意义一旦形成，便会以光亮的形式反过来照亮民间。

在朵渔看来，民间便是此在的现实，是在晚间跑步时遇到城市里的拾荒者，是在露天停车场发现车子被人划了一道，是出门碰到两个老太太聊着热门话题，是在地铁站看到一个哭泣的姑娘……作为诗人与作家的朵渔，自己显然也是民间的一分子，他与民间被一种亲切的关系连接着。但他又仿佛可以轻盈地抽身而出，将民间景象留在他熟练切换的长镜头或者定格中，让它们在一种内在的视角审视之下而拥有美学意义和道德意义。在《垃圾人生》中，他既给了拾荒“是从贫穷里总结出来的生活哲学”这样形而上的定义，又看到了拾荒者一家“互为希望，互为依靠，互相离不开对方”的世俗的幸福。在《痰迹人生》中，被人暗中划了一道的车子，以及从车窗里啐出一口浓痰的大爷，引发了他对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与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的对比，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传承之后的文化真空深感悲哀。《告诉我你想怎么死，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中，两个老太太的日常聊天，让他对人之生死一番畅想，儒家文化的乐生哲学，西方人向死而生的观念，哪个是更伟大的智慧呢？而《一个姑娘在站台上哭泣》中，姑娘瞬间喷涌的眼泪，折射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彼此陌生又相互依靠的关系，情感的匮乏使简单如一滴眼泪或一个眼神都可以成为人生孤旅中的温暖安慰。民间的情感本身充满了张力，作家则要为这种紧张的情感找到精确的意象，通过语言呈现意象本来的面貌，透露出原本有情有义的天地万物景象。“眼泪”看似站台上不经意的偶得，实则是富有思想洞察力的作家对遮掩在芜杂生活表象之下的生命本质的敏锐捕捉。

在《爱和恨，全由你操纵》《家门口儿》《不觉闷》《各色》《骑驴》几篇文字中，朵渔以一种稍显活泼和黑色幽默的文字描写了日常的邻里关系、市民文化，让文字穿透日常生活既定而生硬的外表，呈现出了习以为常的日常状态的荒诞性。他对于荒诞性的呈现，不是一种单向的批判，而是让情节从人性本身和特定环境两个方向生出更深意味的讽刺。他写那些“各色”的人，“不觉闷”的事，“家门口儿”的熟人规则，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去阐释人的存在本身的荒诞，而是要揭示人性的幽暗与城市内部规则和文化生态互为依存的关系，实现文字对现实的介入，这也是他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

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哈维尔，曾在身陷囹圄时说过一句话：“信仰生活，也许。”民间对于朵渔而言，既是生活本身，又作为他思考的对象存在。《沉闷的空气中有惊雷的消息》一文，写的是去年发生在天津塘沽的那场惊人的爆炸事件，文章以一只来到露台上觅食的鹦鹉开始，那只鹦鹉“与我保持着一米的距离。这是一个逃脱的距离，也是一个信任与友好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上，我们相互报以奇妙的热情与警惕，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被惊恐养大的，它有凌厉的翅翼，有灵活的颈项和半秒钟的埋头，它能来到我的露台上觅食，那么，谢谢它……”这样对细节赋予象征性的动人描写，体现了朵渔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品质。而将一个重要的事件与这样看似毫无关系的细节联系在一起，看似不可理解，实则揭示了城市的秘密和核心：在危机和不可预知的灾难面前，日常生活是人们最后的藏身之地和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这也许是朵渔对于生活的信仰。

朵渔以他深厚的美学素养和一种温和的悲悯，让民间的现实在他的文字中实现了文化意义和精神层面上的拓展，而成为照亮那些黑暗角落的光束。

朵渔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那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神的村落”（《最后的黑暗》）。这部随笔集无疑是通往“那亮着灯光的地方”的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能依然要经历自身内部深渊与外部黑暗的双重跨越，但我们已然隐约看见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