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从18世纪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动就加速推进，人类文明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未曾经历的跃迁式发展。尽管这个过程充满血腥、暴力与破坏，但它也改变了一切，斩断了血缘、地缘、宗族、行会、法团、封建、王朝、教会等一切有碍发展的束缚。这种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力量所带来的恐慌和躁动，也成为近代以来催生所有保守派力量的心理基础，促成两三百多年来持久不断的战争、动乱与革命。

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每一轮新的全球化运动，都以某种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先导，再挟以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经济、资本和金融力量，带来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改造。而社会自身面对这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则摸索通过政治革命、制度重组和法律改革的系列举措，来应对、吸纳与平衡这种剧烈冲击，直到一个更为复杂、更为高阶和更具有冲突消化能力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形成和稳固，然后再等待下一轮全球化体系演变的到来。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全球化运动的节奏和步伐在不断加快，技术、科学、经济和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发展速度，与一个仍然固守于领土分化和地缘对峙的民族国家政治逻辑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在不断升级。

在今天，包括经济、贸易、投资、科学、健康、体育乃至宗教在内的大多数社会领域都已按照某种世界主义的逻辑在发展，但这与18世纪以降的国家主权理论——假设一切社会事务都应交由国家主权最后裁决——相格。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今日世界各国执政者最终的正当性都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绩效表现之上，其原因就在于国家主权延揽一切的幻象和包袱，因此国家就特别需要经济蛋糕的持续做大，来弥合那些愈益超逸国家范围的跨国力量带来的对本国社会的冲击和破坏，以此来证明国家继续包揽一切的能力和合法性。而正如欧洲福利国家正不断耗尽其财政能力并拖垮政治活力所例证的，这种发展模式实际难以维继。本质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辩证法，源自于国家政治和全球化运动之间的深刻冲突。

卡尔·波兰尼将此种全球化危机，界定为经济脱嵌无限扩张和社会自我保护之间的周期性运动。但是，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自我保护”要有效对抗资本的无限扩张，就必须转变为某种政治组织的方式。20世纪的产业工人运动、农民革命、反殖民战争、民权运动，都有效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改变了代议制的政治基础，进而推动各种社会再分配和再重建的制度建设。在过去，这些都能够在国家力量范围内主导推动，并且依托有利的国际产业分工来实现国内资源再分配，以此弥合各种社会冲突。但是，今天的国家力量正在不断弱化，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外包和结构调整，国家逐渐失去对经济领土边界的控制力，特别是全球范围实时运作的金融资本已不再是国家主权力量所能主导。

因此，今天遭遇的新一轮全球经济脱嵌运动，虽然再一次引发了全球性的自我保护运动，但如果我们只是沿用旧的政治认知框架，就难以形成有效的动员和平衡机制。无论是阶级运动、政党政治、司法审查、身份政治、发展主义，都难堪此一历史重负。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如何找到一条直面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其迫切性和意义则更为深远。中国近代以来所取得的一切发展，都源自一种开放、进取的世界主义眼光和胸怀，而绝不是退回某种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