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



至情所系 不在“义民”
——从蒲剧《枣儿谣》说到戏曲的时代文学属性

陈泳超

我曾有一个顽固的执念，认为当代戏曲已经基本丧失了时代文学的属性，蜕化为单纯的观赏艺术了。我所谓“时代文学的属性”，主要并不指情节、人物、修辞等各类艺术技巧，而是直指其对于所属时代而言的思想性和社会功能。在我看来，文学必须负载作者独特深切的生命体验，对人生、社会乃至世界都有锐利的观察和别致的表述，发人心声、启人心智、饫人心府，努力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和见证。古典戏曲之所以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曾经担当过时代的先锋：关汉卿的《窦娥冤》，在抨击元代社会不公平现状的同时，发出了底层民众痛苦而不屈的悲壮之音；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借一个并不新鲜的还魂故事，痛切传达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汤显祖《牡丹亭题词》）的爱情观，其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在那样一个理学禁锢的时代，显得如此卓尔不群，难怪它甫一面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它如《桃花扇》的家国兴亡、《白蛇传》的从妖到人……无不在某一方面显示其特立的价值。

当代戏曲的新编剧目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追求，比如《巴山秀才》《曹操与杨修》以及王安祈改编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就曾经达到过相当的高度。但以我这样戏曲外行有限的观剧体验来看，像上述成功的案例实在是吉光片羽、凤毛麟角，大多数要么陈词滥调、似新实旧，要么就是对社会流行观念的肤浅套用，以达到简单的宣传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