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贯

【编者按】《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怎样落实这一要求？如何针对汉语言文字的特点，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的实效？本专辑聚焦这个话题展开报道，希望给读者以启发，并希望大家关注这一话题，在实践中进行探讨，踊跃来稿，我们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报道。

2014年3月，马伊琍在微博上用了“且行且珍惜”，对爱人的出轨，表达了原谅与宽容，不料迅速扩散成了网络流行语。人们觉得很新鲜，说得很给力。“且”具有副词的用法，起关联作用，相当于“一边（面）……另一边（面）……”这样的意思。它可以连接两个动词，表示两个行为或事件同时存在。其实，这种句式在古代汉语中早就有之。如“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西汉《管子·形势》第二）“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西汉《吴子·应变》第五）等等。这说明了，在时尚圈里流行的所谓“超现代”，看起来新鲜，可实际上流淌的依然是汉语五千年来的强势血脉。这不禁让笔者强烈地意识到语文教学的当代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功夫。当前语文教学效率不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论其归因，可能会有很多，但不容忽视的一个根本点是汉语文教学需要呼唤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功夫，让中国语文回归到用中国的方式去教学，让汉语文成为真正的汉语文。

汉语文教学需要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功夫，其实，早就被《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所强调。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提出语文课程“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绝不是“老生常谈”，而正是汉语文教学必须弘扬的中国精神。以此观照现行语文教材的选文，特别是教师的自选教材，这都是一个有待重视，有待强化的根本问题。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蕴含其中的“中国气派”。如第一部分的“前言”中，就显示了在弘扬中国精神的同时也应有的中国气派，如“要求人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要看到经济的全球化，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不可墨守成规，泥古不化。要与时俱进，勇于革故鼎新。

当然，“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是汉语文教学的应循之“道”，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也还需要“中国功夫”，这同样是汉语文教学赖以承传发展实践运作所不可缺失的“术”。用中国功夫教中国语文，其指向便是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研究反思汉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以推进当代语文教学的深度改革，大力提升国人的语文素养。应当认识，汉语文从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字算起，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得以历代沿递，自有它深谙于汉语原生规律而积累的成功经验。只要我们今天仍在使用汉语，这笔传统经验就有它得以生生不息的理由。无论今日的语文教学有了多少现代化的发展，都无法丢弃传统，而另辟一个全新的教育生存空间。当然，这种“中国功夫”的承传，也不是去完全恢复传统，试图在失去的时空中去建设现代的语文课程文化。然而，当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语文教学中“中国功夫”的缺失。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的全球化，信息的网络化和科技的超现代，更在于语文教师队伍的结构改变。在年轻教师已成为教师队伍主体的情况下，一方面为推进教育的深度改革，增添了强大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年轻教师有限的工作经历，难免会对纵向的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和传统经验知之不多，对当代横向的新理念、新信息，则接受更快，也更有兴趣。这两者的信息不对称，就很容易忽略了对汉语文教学传统精华的承传，对“中国功夫”的漠视。因此，当然也就有了对用中国功夫教学中国语文的研究、探索之必要。

那么，有哪些历经传统汰选而保留下的“中国功夫”，可以历史地证明是学好汉语文的宝贵经验。笔者认为求其大端而言似有五个方面，可以用“五字诀”来概括，这就是“识”“读”“写”“思”“行”。

一、识：“识字为先”乃汉语学习之本

汉语文教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要以识字为基础。因为汉字不是绝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那种“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方块字。一个字有形码、音码和义码，既有文字象形的形象性，又有部件组合字理的抽象性。这种独有的文字，既具形音义的“三码”融合，又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复脑”双关，使得每个方块包蕴了很大的信息量，成一个“集成块”。所以，传统汉语教学的重要经验，正如王筠所总结“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教童子法》）。正因为汉语文的识字，不仅仅是为了“扫除阅读障碍”，它有自身增长见识，开发智能的重任，我们就不能轻慢了识字教学。有人以为中国语文能不能学好，关键取决于能不能过好文字关。这是学习汉语与外语的根本区别所在。从“识字”到正确、美观地“书写”，从“认得”到能准确灵动地“用得”，可以说是贯穿了每个人学习语文的全过程。文字驱遣的能力是中国人一辈子的修养。抗日战争时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从海外回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春季里的一天，他到一所保育院看望无家可归的受难儿童，并为孩子们讲课。他把一个大大的“春”字写在黑板上，说：“这是‘春字，现在春天来到了，从‘春字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希望。你们看，这个‘春字由‘三‘人还有‘日这三个字组成的。三人为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把小日本打倒！”孩子们听了这番通俗有趣的讲话，不但认识了“春”字，从此不会忘记，还激发了爱国热情。难怪著名特级教师韩军会说：“语文课之独立价值是文字。语文课首要上成文字课。语文教师首要是文字师。若关注精神，也须由文字引发，由文字贯穿，终落脚于文字，即‘着意于精神，着力于文字。”确实，识字教学对于中国语文教学的价值，无论怎么认识都不会过高。

二、读：“诵读为体”乃累积素养之道

教中国语文的中国功夫，历来强调的是让学生反复诵读，以求自得，而不以教师的分析讲解传授语文知识为主。即使是文言时代也是如此，就别说是白话文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这一点古今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为实现目的所采用的方式与途径就不一样了。

首先，以学生的自主、自由诵读为本，着眼的是读书可以综合受益。这不仅是多读可以巩固识字、丰富词汇、有益积累、感悟技法；更不可忽视的一面是发展思维、提升精神、培养语感、学会鉴赏。所以，如“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出之于口，入之于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成了千古名言。

另一方面，汉语是以汉字为载体的，每一个汉字都有极丰富的意蕴，而汉字的字数众多，不是以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那样，不过是三十来个字母的拼合。所以，学习书面汉语，需要字字入目，点点入心。这就离不开各人都得按自己的速度去反复诵读，逐步体味，乃至读出自己的领悟意趣。这也就是西方语文教学无须强调“诵读为本”的缘由所在。

再说，所有的学习都要靠学生自己在反复实践中学会，语文学习尤其如此。鲁迅先生在《人生识字糊涂始》中曾经说过：“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地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学口头语言是如此，学书面语言基本也是如此，只是把“说”改成“读”罢了。

以讲练语文知识为主能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吗？不仅不能，而且事倍功半，徒费精力。因为所谓的语文基础知识，只有放在各种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充分显示其作用，发挥其功能。如果将其从活的语言中抽出来花很多时间去讲解、去记忆、做练习题，虽然可能在应试时得分，但不等于就整体提升了语文素养。

三、写：“文具情显”乃语文运用之要

重视写作实践，是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的又一精华。把文章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长时期地以文章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手段。这与现代以阅读为本位的语文教学颇有差异。重视写作实践，看重的是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情感，提高生活交际的能力。诚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认为著文是“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的过程，意思是人的思想和情意，都是通过调遣文字而集聚成为文章，在文章中充分表达的。马正平教授认为：人类写作行为不仅具有工具论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还具有存在论意义。因为写作是一种创造，是一种生命生存自由秩序的缔造行为。正是出于当代语文教学不无片面性的“阅读本位”观，因而淡化了写作教学，潘新和教授在其宏著《语文：表现与存在》中提出了以“言语生命”作为语文教育的核心概念，建立“言语生命动力学”，从重阅读转向重表现、重写作，关注每个个体言语生命潜能，扶助言语生命的成长。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教学论，正是对中国语文传统经验创造性的承传和发展。学生的写作活动和教师的写作指导，本来就应当是关乎语文素养的全方位显现。近日收到著名特级教师肖绍国的《用文字画画》写作指导课实录，要笔者点评，读罢很受启发。他不是采用诸如“怎样开头”“怎样结尾”之类作孤立的过分形式化的写作技法指导，而是以一种基于中国古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学审美原则，实现了大视角的古与今、像与意、读与写的艺术统整，着意于学生写作整体素养的提升。教师从王维三首诗中的选句开题，要学生描述这些诗句表现了怎样的图景，并进一步从学生的描绘中归结出“写意”与“工笔”两种基本技法。这种归结是结合回顾三篇已学课文来落实的——

这样的写作指导课，师生突破了那种单一、僵化的写作技法的束缚，而着力于与中华传统写作经验的结合，着力于培养学生鉴赏素养与写作的整体能力。其实，在这方面同样有着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评王维的画）之外，诸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感物咏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立片言而居要”（陆机《文赋》），“文字须改，工夫自出（吕本中《吕氏童蒙训》）等等。

四、思：“虚心涵泳”乃浸润身心之法

“虚心涵泳”是朱熹提出的读书方法之一，并被公认为是学习汉语文的重要传统经验。何谓“涵泳”？曾国藩在家书中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解释：“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谕纪泽》）这段话把中国的读书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如“春雨润花”“清渠溉稻”（意为“涵”），水必须适度；而鱼之游水和人之濯足，都会感到十分快乐（即为“泳”）。以此喻书就是“水”，而读书人的心则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渲染于书之反复品味，犹如沉浸在水中一样的快乐。这说明教学中国语文的中国功夫，不是重分析，而要重感悟；不是重外部授予，而要重自我内化。正如陆九渊（宋）在《语录》中所言：“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需要急思量”。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描绘的也正是一种潜入涵泳的境界。“意会”既来自“涵泳”，而又在“涵泳”中沉醉迷恋，欣然忘食。从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涵泳”获得的感悟其实就是一种直觉思维，它需要阅读主体的内动力和个人素养，方能在读物中知心见情，不自觉地去玩味揣摩。因此，语文教学教师不应在分析讲解上大费力气，而是要耐心引导学生自己在读书中养成把玩文字、品赏内蕴的习惯。可以这样认为：“涵泳”既是中国语文教学基于汉字汉语特点的一种重要学习方法，也体现了东方文化和汉民族思维方式重在妙悟和直觉的读书方法。以此反观当下语文课堂上教师的过度讲析和统一活动，不让学生有充分自得自悟的空间，也就剥夺了学生涵泳之乐。这就难怪他们不喜欢语文课了。

五、行：“修养心性”乃语文立身之基

我们为什么要教学语文，当然是要通过学语习文，达到能说会道。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尽管这个方面很重要。须知，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更在于它是母语的教学。“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标”语）。所以，它不仅关乎要致力于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培养，更关系到三个根本问题：一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二是要促进精神家园的建设，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要助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一句话，语文还关乎“立身”。这就必须修养心性，落实于“行”，以实行人的成长发展为靶向。荀子在《儒教》中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里就强调了教学的完整过程：不听到不如听到；听到不如看到；看到不如认识到；认识到不如做到。学习能够达到见诸行动，才是止境。这样的境界也正是中国语文教学的中国功夫力求达到的目的。所以，今天的语文教学，我们在大力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要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即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综合表现为九大素养：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学会创造。这不是在语文之外，而是在语文之内。它既是今天语文教学落实于“行”，实行学生生命成长发展之必需，也是承传发扬汉语文教学中国功夫之必要。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