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第三版)征引《说文解字》考略
2016-12-12包诗林
包诗林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北京 100710)
【语言与文化】
《辞源》(第三版)征引《说文解字》考略
包诗林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北京 100710)
《辞源》在编纂和历次修订中，充分汲取了《说文解字》的释义成果。因受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说文解字》也有其不足，《辞源》在征引时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由于篇幅浩大，编纂、修订出自众手，《辞源》在征引的原则、体例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
《辞源》；《说文解字》；征引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在编纂理念、编排体例、释义方式等方面开创了中国字典的先河，对后世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王力所说：“《说文解字》对后代语文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后代的字典，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1]在中国字典史上，不仅古代的《玉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字典的编纂深受《说文》影响，即便近现代的《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字典，甚至像《辞源》《辞海》等词典的编纂也充分汲取了《说文》的营养。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辞书，“在它出版之前，我国有各种字书和类书，但没有‘现代’意义的辞书”[2]。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确立的辞书分工原则，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着手修订，1979-1983年出版修订本，现称第二版。2007年启动新一版的修订工作，在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2015年10月第三版面世。作为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的大型综合性词典”[3]，《辞源》(第三版)在探求字的形源、音源、义源，揭示字际关系，系联词义引申系列等方面尤为倚重《说文》。
一、《辞源》字头引《说文》概貌
《辞源》(第三版)直接引《说文》2 504次，其中单字头下引用2 270次，复音词下引用234次。*本文统计不包括《说文解字序》，也不包括注释类文献如《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等。本文拟从单字头释义的角度，以《辞源》为例，考察现代词典在字头释义方面对《说文》的征引情况，故本文研究的对象限于单字头。
(一)显性引用
在释义中能直接看出是引自《说文》的，为显性引用。《辞源》的显性引用有三种情形：全引、节引和“见《说文》”。
1.全引
酉集“逎1.qiú”：急迫。同“遒”。《说文》：“逎，迫也。从辵，酉声。遒，逎或从酋。”
2.节引
戌集“颃1.ɡānɡ”：颈项，咽喉。同“亢”。《说文》：“亢，人颈也。……或从页。”
3.见《说文》
午集“皕bì”：二百。见《说文》。
未集“腌1.yān”：以盐渍食物。见《说文》。
(二)隐性引用
《辞源》释义中不能直接看出来自《说文》，但确为《说文》释义，这种引用方式称作隐性引用。
“木工”义出自《说文》：“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
“脊骨”义见《说文》：“骨也。象形。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矦。凡吕之属皆从吕。篆文吕从肉从旅。”
二、《辞源》字头引《说文》的作用
《说文》是根据汉字形义统一原理探求汉字本字本义的专书，正如陆宗达先生所言：“《说文解字》是对汉字的‘形体’‘训诂’‘声音’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专书，它为后世开辟了文献语言学的研究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4]《说文》开创了比较成熟的字书编纂体例，段玉裁说：“《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5]
《辞源》以单字带复词的编纂模式，首先要解决字的问题，字是《辞源》之本，探究字源是《辞源》必须面对的问题。字有形、有音、有义，字源分形源、音源、义源，《说文》是后世辞书探究字源的不二门径。
(一)探求形源
《说文》是在《史籀篇》《仓颉》《博学》《爰历》等前代字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所收大都为当时常用、通用的汉字。此外，许慎作《说文》的主要目的是解经，尽收当时可见的经书用字。《说文》字形也非常丰富，大致包含秦汉通行的小篆、古文经中的古文，还有一些籀文以及字的异体。《辞源》在字源的探究上，主要是通过揭示字际关系来实现的。
1.揭古字
丑集“呆1.bǎo”：古“保”字。《说文》：“呆，古文保。”*本文所引《辞源》，未作版本说明的，皆为第三版。
子集“丣yǒu”：古“酉”字。《说文》：“丣，古文酉。”见“酉”。
2.明本字
子集“冰2.nínɡ”：凝结。冰为“凝”的本字。《说文》：“冰，水坚也。从仌，从水。凝，俗冰，从疑。”清段玉裁注：“以冰代仌，乃别制凝字。经典凡凝字皆冰之变也。”《礼·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新唐书·一一六·韦思谦传》：“涕泗冰须，俯伏号绝。”
3.存或体
卯集“旜zhān”：赤色曲柄的旗。同“旃”。《说文》：“旃，旗曲柄也。……旜，旃或从亶。”《周礼·春官·司常》：“通帛为旜。”注：“通帛谓大赤，从周正色，无饰。”
(二)揭示义源
许慎创作《说文解字》是为解经服务的，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陆宗达先生认为，字形仅是许慎作《说文》的出发点，字义才是他的落脚点。“说《说文》是搜集文字、整理文字之书，这是对的；但从许慎写《说文》的意图看，恐怕主要还在于通过字形来探讨字义。”[6]
汉字表意系统具有顽固性、继承性，许多汉字在常用意义的层面上，一直保持着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借助《说文》对字形、字义的解释，是《辞源》揭示义源的重要途径。
1.以字形为参照，区别构意、语境义与实义，揭示义源
陆宗达、王宁先生在《〈说文解字〉与本字本义的探求》一文中指出：“《说文》的字义训释，并不都直接是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这里需要区别两个概念：一是造意，一是实义。造意指字的造形意图，实义则是由造意中反映出的词的实际本义。造意仅仅是对字形加以描绘，以便从中显示实义，它有时只是实义的具体化、形象化，并非真正在语言中被使用过的词义。”[7]“造意”这一概念，是进一步理解汉字形义统一关系的关键，也是文献词义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许多训诂纂集和旧的语文辞书中，常常直接采用《说文》的训释材料，作为一个单独的义项；又因为编辑者认为《说文》是着重讲解本义的，因而出自《说文》的这个义项，往往放在词条的最前面。这样直接采取《说文》的训释材料，不分造意和实义，都列为义项，便会把表述造字意图的语言，当成对客观词义的表述，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在实际语言中，相当一部分造意只能解释字形而不曾用以进行交际，是不能充当词的义项的。”[8]显然，像编纂《辞源》这种以“解决阅读古籍关于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疑难问题”(第二版出版说明)为宗旨的现代辞书，字的构意不宜单列义项，可以在释义时适当说明其构意，再点明其实义。总体来看，《辞源》在编纂、修订过程中，对造意、实义的判断与选择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1)造意、实义统一的，直接引《说文》释义。寅集“强1.qiánɡ”：强劲有力的弓。《说文》：“强，弓有力也。从弓，畺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材官引强。”
(2)《说文》为实义的，直接引《说文》释义。子集“承1.chénɡ”：奉，捧着。《说文》：“承，奉也。”《左传·成·十六年》：“使行人执榼承饮。”
(3)《说文》为造意的，概括实义。戌集“颇1.pō”：偏，不平正。《说文》：“颇，头偏也。”《书·洪范》：“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传：“在位不敦平，则下民僭差。”《左传·昭·二年》：“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
2.以文献为参照，根据既有书证，揭示义源
《辞源》第三版收字头14 210个，多为文献用字。也就是说，在义项的选择上并非所有字头均收《说文》义项，对于无文献用例的义项不收。“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的“一”，以及“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的“示”，具有浓厚的时代意识和道家色彩，且无文献证据，《辞源》未收此类义项。甚至那些从构意上体现出来的意义，即便是实义，因既无文献用例，又与词义引申没有关联，《辞源》也不收录，如“其”的“簸箕”义。类似“马，怒也，武也”，用以揭示得名理据的声训义更是不取。
3.以古字形为参照，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揭示义源
《辞源》对于《说文》的判断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出土材料，《辞源》在释义中多处利用了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成果。
巳集“□liào”：“尞(燎)”的本字。焚柴祭天。《说文》：“□，柴祭天也，从火，从眘。眘，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按甲骨文“尞”字，皆从木在火上，木旁诸点，像火焰上升状，非从眘。《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朝陇首》：“靁电尞，获白麟。”注：“尞，古燎字。”
许慎受历史条件限制，未见到甲骨文，而据小篆不仅分析字的形体会出错，解释字的本义，也往往有误。比如“恒”：
《说文》：“恒，常也。从心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诗》曰：‘如月之恒。’”
《诗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
对于同一个训释对象，《说文》和《毛传》解释迥异。恒，甲骨文像新月或残月，形如挂弓，其本义为月上弦。此句意谓“如月上弦”，用以比喻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辞源》卯集“恒”分hénɡ、ɡènɡ二音，音项ɡènɡ的本义即为：上弦月，也指月呈上弦之状。《诗·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笺：“月上弦而就盈。”
4.以词义引申为参照，溯源穷流，揭示义源
从词义引申的角度看，溯源就是追溯词的本义，王力先生认为，本义就是指“词的本来的意义”[10]。王宁先生明确指出，本义是指与原始字形相贴切的词的一个义项[11]。有了原始字形做参照，本义就容易确定了。《辞源》(第三版)主编对“源”有独到的见解：“什么是‘源’，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保持原貌都是‘源’。我们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使用这一概念的。”[1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辞源》(第三版)在解释词义、排列义项时，不但顾及溯源，还尽可能地穷流。
(1)溯源。丑集“婴yīnɡ”：颈饰。又指系，戴。《荀子·富国》：“辟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注：“婴，系于颈也。”《三国志·魏·武帝纪》“(鲍)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注引《魏书》：“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
隐性引用《说文》：“企，举踵也。”举踵，即踮起脚跟。二版《辞源》只收了本义，本次修订增加了引申义“盼望，希望”。
(三)佐证音源
《说文》的示音功能主要通过“读若”体现，《辞源》也偶有引用，如：
二版《辞源》在标注中古音的基础上，增加现代汉语拼音，是一大进步，但从历史的、系统的角度看，还不完善。《辞源》(第三版)遵循“音义契合，古今贯通”原则，给字头加注上古韵部，加注韵部的字头限定于先秦两汉和《说文》中的汉字。与二版比较，有些字头在找不到秦汉文献用例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了对《说文》的显性引用，作为加注上古音的依据。
子集“伭xián”：乖戾，不听指挥。《说文》：“伭，很也。”元戴侗《六书故》八：“今人以忿恨不可解为伭。”
三、《辞源》字头引《说文》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说文》错误，《辞源》未加甄别而误引，尤其是误把造意当实义的情况。比如：
《说文》中作为本义的“器中空”，实乃造意，王宁先生有详细考证：
第二，《说文》正确，《辞源》不察而未引，如：
第三，征引原则、体例有待统一。古代字书以字作为释义对象，然而，即使在古代汉语中，也并非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节的，字和词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王宁先生认为：“在训释材料里，被汉字记录下来的是五种不同的单位。有的是构字意图，有的是多义词，有的是一个词项，有的是一个义位，有的是一个义素。”[14]综观整部《辞源》，虽然强调字源，但它绝不是所谓的“字本位”辞书，毕竟以“常见为主、注重实用”为目的，以解决阅读古籍文献中的“知识性疑难问题”为宗旨，主要揭示的还应是语言系统中词的意义。
《辞源》字头释义征引《说文》，对于形源、义源、音源的科学揭示，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但是，自一百年前的《辞源》编纂始，到一百年后的《辞源》修订，未见有关征引《说文》等传统字书的原则，更谈不上统一的体例。编纂者、修订者从各自的认识出发，在是否征引、如何征引等方面缺乏统筹考虑。《辞源》下一次修订，在《说文》等传统字书的征引方面，应在利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符合《辞源》性质的征引原则和可行的征引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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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 丹】
G232；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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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11-0189-06
2016-09-10
包诗林(1967-)，男，安徽舒城人，博士，主要从事词汇研究和辞书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