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鹏陈建国胡啸峰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2600；2.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公共环境下突发性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成灾机理分析与思考

□陈 鹏1陈建国2胡啸峰1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2600；2.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通过对上海“12.31”外滩踩踏事故进行分析，总结了大规模人群踩踏主要有目标事件明确、人群聚集快速和参与人员结构复杂等重要特征，随后从事件的演化角度分析了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致灾机理，并根据人群聚集行为的过程性特点提出了一般性的应对对策。最后，从完善大规模群体性踩踏事故科学理论的角度对大规模人群踩踏灾害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

自组织人群; 聚集行为; 踩踏事故; 预警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安全性事件频繁发生，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是人群在公共环境下因自发性聚集所引发的突发性踩踏事故，这类事件往往事发突然，前兆不显著，应急响应较为困难，因此往往会造成较大的伤亡和社会影响。围绕着公共环境下的人群踩踏事故机理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描述事件致灾机理的理论模型。如佟瑞鹏等从人群拥挤状态中的个体行为角度将人群的行为分为了从众、过度聚集和竞争等行为，并从人群行为的演变过程提出了人群密集聚集致灾的理论模型[1]；张青松等则基于风险理论和事故突变理论提出了人群拥挤踩踏的事故风险模型[2]，其模型中人群聚集致灾的过程被分为了自由移动、滞留、拥挤和踩踏等四个阶段；而周晓冰等则从灾害源、承灾体和孕灾环境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密集人群拥挤踩踏事故的全生命周期演变机理[3]。但从已有的工作来看，当前针对密集人群聚集致灾事件机理的研究还比较侧重于从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和灾害应急等单一角度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地对密集人群聚集状态下的群体的心理、行为与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人群动态演变机制研究。

当前，在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稳定性社会系统的背景下，城市中一些重要公共环境条件下人群的聚集行为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的常态，也对城市安全的综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因此，研究城市公共环境下密集人群的异常聚集的系统性成灾机理对理解这类社会灾害的变化过程，进而从技术科学层面上加强城市灾害监测和预防、提高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故此，本文通过分析上海“12.31”踩踏事件案例，归纳了城市公共环境下的密集人群异常聚集行为的一些重要特征，对该类事件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成灾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最后总结了该类事件在动态演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科学问题。

一、突发性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界定与特点

周晓冰等按照事件发生的原因，将大型社会活动拥挤踩踏事故分为了三类，即人为引发的踩踏事故、自然灾害引发的踩踏事故、技术管理引发的踩踏事故[3]，但这些事故均是在人群已形成聚集状态下由于外界突发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人群状态发生失稳，因此在事故应急方面可以通过有效的组织和疏导实现有效的预防。相对而言，由于特定的目标性事件的发生使人群自发的形成聚集并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迅速发展并最终演变为大规模人群拥挤踩踏事故则往往前兆不明显、事发突然、演变迅速更加难以防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上海“12.31”外滩踩踏事故。

（一）上海“12.31”外滩事件回顾

2011～2013年，上海市连续三年在外滩公园举行了跨年倒计时活动。2014年12月，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临时将2014年的跨年倒计时活动地点变更为外滩源。12月31日晚，大量市民游客仍按原计划涌入上海市外滩公园，从当晚20时左右，外滩公园人流开始呈现出聚集态势。20时30分，外滩人流量已开始超出预期，接近2013年活动的规模。22时37分，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冲破以后，现场值勤民警竭力维持秩序，仍有大量市民游客逆行涌上观景平台。23时23分～33分，上下人流不断对冲后在阶梯中间形成僵持，继而形成“浪涌”。23时35分，僵持人流向下的压力陡增，造成阶梯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故发生。有处于高处的民众意识到了危险，挥舞手臂让其他人后退。楼梯上的人和赶到救援的警察开始呼喊让台阶上的人群后退，但声音太小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于是更多的人被层层涌来的人浪压倒，情势开始失控。23点40分，楼梯上端的人群察觉到了下面的危险，人流涌动的趋势开始减慢并停止。十分钟后人群有了后退的趋势，然而压在下面的人已经渐渐不支，当人群散开时，楼梯上已经有几十人无力地瘫倒在那里，最终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4～5]。

（二）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主要特征分析

通过对上海“12.31”外滩踩踏事故案例中的人、事等关键性要素进行提取后，可以总结出该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显著性的特点：

第一，目标性事件明确。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根本性原因则在于原定于外滩地区举办的跨年倒计时活动。对于上海市民及外地游客而言，上海外滩地区在平时仅仅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旅游景点，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并且在特定的时间（元旦前夜）因为即将举办跨年倒计时活动对本来彼此之间毫不相关的人员产生了足够大的吸引力，从而引发了瞬间关注度的上升，促使人们向外滩地区聚集。一个具有明确时间、地点信息的具有足够敏感性或关注度的事件是引发大规模人群踩踏的重要原因。

第二，人群聚集过程快速。公共环境下的密集人群自组织聚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群聚集的过程时间十分短暂，往往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庞大的规模，形成高密度聚集人群[6]，使灾害发生的风险迅速提升，令应急部门措手不及。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由于在活动前人们通过公共渠道获知了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信息，因此活动开始后在不到2小时内外滩公园聚集的人群就已经达到饱和。这种人群的短时快速聚集效应进一步加速了灾害发生的不可逆性，极大地提升了现场的风险。

第三，参与人员结构复杂。在人群自组织聚集所引发的踩踏事故中，群体中的人员大都具有结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7]。在上海外滩事件中，现场的人群从来源上既有上海的本地市民，也有外地的流动人口、旅游群体等，在身份上则包括了学生、工薪群体、外来务工人员、政府公务人员等。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由于参与人员的多样性特点导致了参与聚集的人员之间在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和人际关系上并不存在关联性或关联性较低，因而一旦发生意外后人群中的个体由于难以从现场获取准确的信息便会迅速陷入恐慌，进而带动整个人群陷入混乱，从而加剧了事件的突发性和严重性。

二、突发性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成灾机理分析

通过对上海外滩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对事件的一些重要特点进行了归纳，进一步对案例中的重要影响性因素进行提取，进行要素化后建立了描述城市公共环境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发生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在该模型中，公共环境下的突发性大规模人群踩踏灾害事件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均分别对应于相应的人群特征及典型的环境因素。

图1 大规模人群踩踏灾害事件的发生机理

初始阶段。该阶段为人群聚集性灾害发生前的酝酿阶段，主要表现为一些敏感或重要性的目标性事件引发人们的自发性聚集行为的产生。这些事件一般会以公共渠道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形式将事件信息（何时、何地、举办何种活动？）传输给广大公众，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或提升公众关注度，并随后开始从行为上向目标区域聚拢，形成人群聚集的基本核心。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最初原因是原定于外滩地区举办的跨年灯光秀活动，此前由于该活动连续举办数次，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在2014年12月31日大量的人群便开始自发的前往外滩地区。

扩大阶段。该阶段为人群在形成初始的聚集核心后进一步的规模扩大阶段。在目标性事件发生后人群的注意力开始向目标区域集中，但由于现场环境的限制，使得人们接收目标有关的信息上（何时开始？活动地点是否发生变更？）存在着时间差和距离差，从而导致了聚集的人群在获取目标事件的信息量上是不对称的[8]。一般来说，在活动中处于事件现场核心前沿的人群往往掌握和获取的信息量较多，而外围被裹挟在人群之中的个体获取的信息较少，因此在获取信息的需求上，外围人群比内层人群会有更高的驱动力和更加急切的心理需求，并形成向内的压力，从而形成更多的人群参与聚集，使人群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虽然2014年的灯光秀活动举办地由外滩临时改为了外滩源，但由于事前宣传不到位，当晚在外滩地区又没有充分的提示信息，导致当晚大量人群仍然按计划前往外滩，使人流量从当晚20时的约12万人，迅速增加到23时的约31万人，大大超过了外滩所能容纳的人群容量。

扰动阶段。随着人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现场人群的密度也不断增加，当人群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人群中的内层个体会受到较大的压力，出于避险意识，这部分个体会主动寻求离开现场，但由于此时现场人群聚集过程仍在持续，因此在疏散过程中就会与后续聚集的人群发生对冲，而在对冲的过程中则会发生人群之间的信息交换，进而引发人群在行为上出现分异，使对冲行为加剧。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随着人群聚集规模的增大，一些了解灯光秀地点变更信息以及一些试图躲避拥挤的人群开始主动离开观景平台，并在外滩地区的多个出入口处与后续前来外滩地区观看灯光秀的人群发生对冲，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跨年倒计时活动变更的信息也开始陆续传播开来，并带动了更多的人离开现场。

图2 聚集人群的内外信息梯度及内聚驱动力

规范阶段。随着人群对冲行为的加剧，会在活动现场形成局部高密度人群聚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群中的个体已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能被迫随人群进行运动，同时有关目标事件有关的信息传播会逐渐消失，而伴随着人群的拥挤，人群中的一些脆弱性个体开始出现心理及行为上的异常，表现为焦虑、恐惧、紧张等[9～11]，并开始向周围辐射蔓延，并带动更多的人出现心理状态及情绪上的异常[12]，在这种心理及情绪的作用下，个体已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只能同人群的行为保持一致来获取安全感，人群的行为开始出现规范性，并产生群体性的压力，集群效应开始显现[13]。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随着人群的不断聚集，现场发生人流对冲区域的人群密度进一步增大，瞬时最大密度达到6～7人/平方米，大大超过了人群安全临界密度4.7人/平方米的临界值，其中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人群冲破，大量不了解现场情况的市民和游客仍然逆行涌上观景平台，与欲离开观景平台的人群在通道处形成了僵持，并形成了人群的“浪涌”现象。

爆发阶段。对冲人群出现集群性规范效应后，人群中的个体已完全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无论个体是否仍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都将会被整个群体所胁裹而被迫在行为上与整个人群保持一致，在强大的人群拥挤压力下，一旦发生个别个体的跌倒、摔倒等，整个人群的压力便会瞬间作用在发生失稳的部位，形成大面积的踩踏，引发大规模的踩踏。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踩踏的发生就源于阶梯底部个别人员的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的摔倒和叠压，在强大的人流向下压力作用下，最终发生了大规模的拥挤踩踏事故。因此，一旦人群聚集发展到这一阶段，灾难性的后果几乎不可避免。

三、大规模人群踩踏灾害事故的控制要素及实时应对策略

通过对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演变机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踩踏的发生源于在人群密集聚集的状态下，由于现场信息传递不畅引发了人群的进一步围观，造成内层人群压力增大，引发恐慌等异常心理行为，导致整个群体发生异变最终造成人群陷入混乱。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控制要素对事件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几个要素分别是现场的信息传播、脆弱性个体与人群的行为特征。

1. 现场的信息传播。在公共环境下的密集聚集人群中，人们往往凭借其感官来与其物理距离最近的其他人员完成信息的交换，因而其信息传播的特点是速度慢且容易失真。因此，对于大规模人群踩踏事故的预防重要的一步就是消除现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例如，可在容易举行大型活动或容易形成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建立完善的人流监测装置和信息传递设施[14]，前者包括WIFI电子围栏设施、视频扫描技术装置等，后者如大型显示屏、公共广播系统等。在具体工作中可利用人流监测装置来实时监测现场的人群规模，并根据人群的饱和度来向人群进行目标事件的信息广播，避免人群因信息不畅发生拥挤和聚集。

2. 脆弱性个体。密集聚集人群中的脆弱性个体一般是指在高度拥挤下生理和心理忍受力较低的个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女性等[15]。这些脆弱性个体往往容易在人群的拥挤下产生心理的不安、紧张、恐慌等情绪，并引发一些异常的行为如尖叫、推搡和摔倒等[16]，其心理和行为方式将会对人群中的其他成员产生负面或消极的影响，导致矛盾和纠纷的发生，造成整个群体陷入混乱。对于这些脆弱性特征明显的个体可以采取分流或隔离的方式来避免人群因过度拥挤引发的踩踏。例如，在一些容易发生人群聚集的大型公共区域中可以设置老年人、未成年人专区，当现场人群接近或达到饱和时，迅速将女性、老年人等脆弱性个体与人群隔离。

3. 人群的行为特征。在一些典型的密集人群聚集致灾的事件中，人群在发生踩踏前主要表现为群体的高有序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的个体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只能随着整个人群进行运动。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前，整个人群就表现出了规律性的浪涌现象[5]。对此，当密集人群高度聚集并形成高有序性时应设法进行应急管控，使人群的有序性降低，包括综合利用现场的路网结构和人群的路径选择特征来加快人群的疏散速度[17]，实现人群的单向流动，降低人群聚集的关键风险点，避免发生人流的对冲效应及拱形效应的出现等[1]。

四、总结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上海外滩事件的案例分析，研究了密集人群自组织聚集状态下的几个重要特征，并从系统性角度，综合了人群个体的心理、行为以及现场的环境特征等要素，分析了大规模人群踩踏致灾的基本作用过程和机理，提出了影响事件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控制要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然而从人群自组织聚集致灾的行为演化动力学角度，要进一步的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提出更加科学的应急对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1. 信息梯度下不同类型人群的内聚驱动力分析。在公共环境下，当人们由于目标事件的发生而开始向一个确定性的方向开始发生聚集时，事件现场的人们由于具有不同的身份结构和来源，因此在现场存在的信息梯度作用下人们对目标事件本身的关注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就决定了外围人群向目标核心事件聚集的驱动力是不同的。因此，根据事件现场的人群结构特征，分析不同类型的目标性事件对不同结构人群的吸引力和人群的内聚力对现场的聚集人群风险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密集人群聚集态下的脆弱性个体识别。在公共环境下，当人群呈高密度的聚集时人们会首先感受到生理上的一些障碍，如拥挤、碰撞等，进而产生心理上的情绪变化如不安、紧张、恐慌等。但在密集的人群结构中不同的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应对反应是不同的，其中一些在生理和心理上抗压力较弱的个体容易成为高脆弱性的个体。这些脆弱性个体一方面在密集拥挤的人群中容易发生心理异常变化，从而引发更多人的恐慌和不安情绪，另一方面也极易发生行为意外（如摔倒、跌跤等）从而引发整体人群的系统性崩溃。因此对于现场密集聚集的人群而言如何快速地分辨和识别出人群中的一些高脆弱性个体对于大规模人群踩踏的预防和控制十分重要。

3. 群体规范效应下人群失稳的临界条件判定。公共环境下突发性大规模人群踩踏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的人员伤亡灾害往往是人群聚集行为发展到临界条件并发生群体行为失衡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群的行为具体会表现出一个从无序至有序的渐变过程。按照社会热力学理论，人群从无序向有序的行为发展属于系统的熵减过程，当人群的行为有序度发展到临界条件后便会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达到另一个稳定的系统状态。因此，科学地判定人群高密度聚集态下的失稳临界条件将有利于人群聚集灾害的快速预警和应急响应。

致谢

本论文工作受公共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与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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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故调查报告全文 [EB/OL]. [2015-1-21].http://news.sohu.com/20150121/n407957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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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何 婧

Analysis and Thoughts on Disaster Mechanism of Huge Crowds Stampede Incidents

CHEN Peng1CHEN Jian-guo2HU Xiao-feng1
(1.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2600 China; 2.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Currently, some major group stampede incidents were caused by group self-organized behaviors. In this paper, Shanghai “12.31” stampede incident is analyzed to find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ical features to this kind of incident, namely includes specific targets, fast congestion, and complex composition of group.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group self-organized congestion disaster is analyzed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the end, several major suggestions on further theoretical study to group self-organized disaster are presented.

self-organized group; congestion behavior; stampede; early-warning

X928.9

A [DOI]10.14071/j.1008-8105(2016)06-0025-05

2016 - 06 - 08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城镇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5BAK12B03）；公共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基金“公共环境下的人群感知与预警关键问题研究”.

陈鹏（1981- ）男，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学院教师；陈建国（1978- ）男，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