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或比较优势还是在机械制造和电子行业。机械电子制造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主干工业，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花大力气来做，有一段时间发展不太好，但现在它又起来了，比如三一重工、徐工集团，这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企业。我们在电子设备的制造行业，比如华为，也是走到了世界前列。

那电子行业为什么也有优势呢？跟我们搞出口加工业有关系，搞了这么多年出口加工，我们在电子行业积累了海量的知识储备。我觉得中国最终的优势，就是在机械、信息和电子行业结合的地方。几个成功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在这些行业领域里占据高峰的。

最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出炉，中国排在第25名。这是第一次有中等收入的国家挤进前25。其实好多人低估了中国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我们自己，国外其实是很紧张中国的。

未来30年，将是中国的技术对他们冲击最大的时候，中国会全面赶上他们。很多处在发达国家低端的国家，他们的压力会变大。我大胆地预测一下，20年之后，能在中国前面的恐怕就3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其他国家恐怕会被中国甩掉。

我们跟发达国家在技术领域的冲突上才刚刚开始。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现在大的收购很多是民营企业做的。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最好的公路机械制造公司普茨迈斯特，这件事让德国人很紧张，还有张瑞敏将会收购美国通用电气的家电，这些都是强烈的信号，中国下一步就是占领家电行业，现在韩国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估计这种态势不会很长，所以我对中国未来是有绝对信心的，经济没理由悲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我们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城市之间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常态；另一方面，对于大批城市发展渐入困境要充分警醒，避免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抱薪救火。我国自90年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仍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装备制造业还相当薄弱。从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判断，我国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我国之所以没有实现持续增长而提前进入换档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准备好现代产业广泛发展的四大基础性条件，特别是公平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充分的人力资本积累。各城市要赢得持续竞争力，必须不忘初心，尊重规律，从建构城市良好的产业基础做起。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叶裕民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几点想法：

第一，不要泛化，还是要聚焦要素市场改革。前段时间有人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减税，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讨论的，中国在有些方面企业负担比较重，可以减税；但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下行期，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下行压力比较大的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减税空间有限。减税本身是一个宏观政策的问题，并不是微观基础的问题。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供给不能适应结构需求的变化，说到底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一个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创新产品的问题，但背后根本原因是能否降低成本激发创新活力，要素生产要放宽准入、优化组合，特别要消除对要素的各种各样的扭曲，最后全面提升要素生产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聚焦。

第二，要素市场到底改什么？这个也是比较清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讲的大部分改革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中全会的文件已经发布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三去一降一补，这些任务不能拖，拖下去没有意义，有些问题过三五年还不解决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关于聚焦要素市场改革的问题，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市场上仍然存在一些行政性垄断问题，有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过去老的基础行业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服务业中的医疗、教育、文化等，这些行业所谓的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对要素和生产力的提升影响还是很大的。

比如电信市场，现在中国电信市场用户超过13亿，这么大的市场就三家电信公司，而且它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工信部一直在督促降低资费。要降低整个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成本，中国现在准入受到很大阻力，还是要放宽准入机制，推动实质性的改革。

第二是土地制度。最近北京、上海、深圳房价飙升，当然有它合理的局面，中国现在进入大都市圈进一步加快发展，各种资源都朝着城市汇集，房价需求是上升的，这是合理的方面。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像我们城市的发展战略。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觉得现在城市搞规划一定要预估人口数量，如果规划的指标和最后达到的指标差距太大，各种资源都会出现问题，包括土地和公共服务，这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再就是土地政策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农村的基础土地无论是建设用地还是宅基地都要动起来，逐步要流转。几年过去，宅基地的流转，据我所知现在试点是在村里进行的，没有真正的流转起来。最近房价飙升，如果农民的宅基地能够和国有土地一样同价、同权都流动起来的话，大城市的房价会这么高吗？

第三是创新问题，创新不能规划。现在还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门还在用过去的思维方式搞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而非规划出来的。要允许各个地方和企业去试，在试的过程中，有些错的我们就挽回，有些对的我们就总结经验，提升推广。

现在所谓的区域创新中心，各种创新要素都涌入他们那里，在这个地方创新最容易发展。所以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怎么让这些要素能够到你这里来、而不是跑走，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知识产权的问题，稳定预期的问题，包括整个金融支持的问题。

第四是怎样减少泡沫经济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如果一个城市因为高房价让年轻人觉得在这里生活成本太高、待不下去的话，这个城市是没有未来的，因而这个城市也无法创新了，这些问题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不难预见的是，在大数据时代，公民的个人隐私与自由，会被越来越多的大数据阴影所包围。

不妨假设一下：2019年，苹果8发布，这时手机已经不叫手机而叫个人信息终端，人们可以在这上面完成一切；2025年，打车软件的大数据系统已经不需要个人发出打车需求，在你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车停在门口、并且知道你要去哪里；2032年，一个无远弗届的信息收集机制被建立起来，同年，国家统计局改名为国家大数据中心，一切已经不需要统计，一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被统计；2050年，市场取消，在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的配合下，一切个性化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2084年，时间回到100年前。

这一切会发生吗？应该不会。但是，某些令人忧虑的领域，却很可能比令人兴奋的领域，更早获得大数据的优势。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