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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的构建※
——基于7省21乡(镇)63个村的调查

2016-12-08徐辉

现代经济探讨 2016年11期
关键词:常态培育农民

徐辉

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的构建※
——基于7省21乡(镇)63个村的调查

徐辉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是适应新常态的客观要求。本文对7省21乡(镇)63个村的调查发现,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五大困境:以短期培训代替培育,农民内生性培育严重不足;教育培训成为农民职业化的主要方式,但与农民需求有差距;农村制度创新不足,阻碍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和发展;创业创新技能缺乏,收益低影响积极性;政府角色定位出现偏差,政策激励效果不显著。因此,主张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自主提升机制、优化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机制、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机制、深化制度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机制、完善农业政策激励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机制等培育机制,以协同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职业农民 培育困境 培育机制构建

习近平同志不仅科学地作出了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判断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并要求“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习式“新常态”论业已深入人心并正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将全面且长远,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应主动适应新常态,由新型职业农民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一、新常态下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培养农业生产经营队伍和后继者,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困局

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问题日益突出。张桃林(2012)认为我国农民主要面临四大问题:一是数量萎缩;二是结构失衡;三是素质堪忧;四是后继乏人。为此,我国2012-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教育部公布《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推动其培养。这标志着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开始进入积极探索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5年农民工总量约2.77亿,并以每年350万人以上的速度转移,务农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急剧减少,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而且,7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没种过地,也不愿在农村务农,在一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已55岁以上,另外还有很多的留守妇女,农村男性青壮年务农的比例非常低。“70后不愿种、80后不会种、90后不提种”是如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真实写照。今后“谁来种地”已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未来。新型职业农民以从事农业作为固定乃至终身职业,不仅如此,他们的职业素质高,懂经营、善管理,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学习并掌握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是真正的农业继承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现代农业的核心主体,能够从制度层面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这一难题。

2.有利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补齐“五化协调”短板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今后必须更多地向效率、向创新要,依靠新型职业农民来实现。必须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全面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素质,使农村涌现出更多的现代农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

主、农业企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农耕手或防疫员。一方面,通过新型职业农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管理理念,不断提高资源转化率和投入产出率,并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使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向现代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创业,以稳粮增收为目标,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构建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全面发展现代农业。

3.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适应新常态下农民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全面提升农民的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使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要求相适应,让职业农民在农村中有能力找到合适的定位和工作,能够自立自强并体面地生活,按照自己的目标和规划去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

二、新常态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五大困境调查分析

为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课题组从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分别选择了广东、浙江、湖北、四川、陕西、广西及黑龙江等7个省21个乡(镇)73个村作为抽样区域。课题组既获得1512个农民培育数据,又详细了解了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情况。从对调查情况的初步分析发现,新常态下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现阶段存在五大现实困境。

1.困境一:以短期培训代替培育,农民内生性培育严重不足

从全国调研情况来看,当前阶段,各省基本上形成了以农广校等农民教育培训公益性机构为主体,统筹安排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及其它社会力量加入的培养体系,并初步形成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有力地推进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培育不等于培训,但大多省份都以培训10-15天结业的形式予以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仅少数地方辅以跟踪服务,且绝大多数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识还很肤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农民有深刻认知并积极参与的新生事物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如果把农民排斥在主体之外,忽略了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使政府倾注再大的力量,投入再多的资金,耗费再长的时间,亦将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1512个农民关于“从事农业最主要的原因(多选)”的调查显示,“照顾家庭”成为他们从事农业的第一原因,占31.74%,说明农民作为职业的吸引力不大;第二位才是“喜欢农业和农村”,占29.93%;第三位的是“获得更高的收入”,占25.57%,说明现代农业开始吸引一部分有识之才;“其他原因”的占12.76%。有些地方的农民根本不知道何为新型职业农民,如何认定?有哪些支持政策等?甚至一部分农民参与培训、认定,只是出于农闲混吃混喝的想法。

2.困境二:教育培训成为农民职业化的主要方式,但与农民需求有差距

关于“提高自身职业技能的主要途径(多选)”,首先是参加培训学习,占到45.26%;其次是自学(22.36%)、同行传授(19.96%)、亲朋传授(7.81%)及其他(4.6%)。农民培训成为提高农民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式,但农民培训与农民的需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进一步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最需要的技能”调查发现许多培训单位的培训内容与农民的需求有较大差异,农民所回答的结果为:“种养殖技术”988人次;“电子、信息和网络方面的技术技能”665人次;“农业机械使用技术”659人次;“农产品销售技能”619人次;“农产品加工工艺与技术”582人次;“管理技能”362人次;“农业资源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356人次。在具体的培训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最喜欢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式调查(选3项)”按喜爱程度调查的结果为:“专家授课”927人次;“专家跟踪指导”829人次;“农民田间学校”798人次;“参观”785人次;“师生研讨”455人次;“通过广播电视学习”295人次。由调查可知,培训应根据农民的喜好采取多样化的培训方式,才能增强培训效果。

3.困境三:农村制度创新不足,阻碍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和发展

制度创新是广大农民的期盼,也是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和发展的希望所在。当前有许多农村制度束缚着广大职业农民的发展,造成他们对自身前途信心不足,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积极性。

在调查中发现,“影响农民在农业领域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一位的就是“缺少资金和技术”,占到了42%,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其次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和“受教育水平不高”,二者分别占

20%和18%;再就是“培训不足”、“其他”及“没有个人规划”等因素。

许多职业农民,由于不能提供有效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难,缺少流动资金,出现了诸如:机械化操作需要进行的土地平整难以实施,扩大经营规模遇到瓶颈,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缺乏资金等问题,亟待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在农业科技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缺少有效的技术推广制度体系,经常遇到“最后一公里”的障碍等等。然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传授给他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营思路,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等方面都需要不断的创新。

4.困境四:创业创新技能缺乏,收益低影响积极性

在农民创业过程中,农民的种养选择难,粮食价格和价格补贴政策不稳定,常常导致农民决策迷茫。生产经营的市场风险大,农产品销售难,经常不能与市场进行有效的对接。农民的创业创新不能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存在不注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对1512个农民的调查结果表明,农业人均年纯收入最大值为25万元,最小值为0.05万元,平均值仅为1.91万元,务农收入比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资性收入低很多,农民创业创新的热情不高。

5.困境五:政府角色定位出现偏差,政策激励效果不显著

我们从1512个农民的调查也得到印证。农民“最希望政府做好的事情(选3项)”依次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1078次;“加大农业补贴力度”978人次;“增加免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876人次;“提供更好的农产品销售渠道”665人次;“搞好农业信息服务”466人次;“提高农产品价格”445人次;“其他”65人次。农民更希望政府为农民的生产和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而非代替他们做决策。进一步对“了解农业优惠政策情况(多选)”显示:没有哪一项执行的农业优惠政策是所有被调查者都了解的,23%的了解粮食补贴政策、22%的了解农机补贴政策、21%的了解良种补贴政策、14%的了解农业综合补贴政策、9%的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优惠政策、8%的了解土地流转政策,更有3%的人一项都不知道。这组调查数据不得不让我们反省政府农业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其政策激励效果可想而知。

三、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的构建

新常态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应从现存的困境出发,以培养能适应新常态、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经营者和农业接班人为目标,构建起途径多样、协同推进的培育体系。

1.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自主提升机制

首先要弄清楚农民为什么会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愿意扎根农村以农民为终身职业?现阶段,农民就业有多元选择,其中进城务工成为很多中青年的主流选择,因为当农民工往往可以比务农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一部分农民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成为市民,但很多农民工当前并不愿意完全放弃农民的身份转变为市民,更多的过着城乡两栖生活,到一定年纪后回农村生活。因此,那些愿意在农村务农、坚信务农能获得高收益、接受过一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拥有较高的农村就业能力与较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的农民,一旦学会自我提升,提高自身的务农能力,他们很快就能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

内生主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人本主义为中心,明确以农民为核心,主张农民在就业偏好的影响下,在明确的个人发展规划指引下,学会目标定位与管理,自觉接受学习,根据自身发展目标自学或者采取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方式到中职或高职农业院校学习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业工程和经济管理、市场开拓能力等,或者争取到各类农民培训班学习,从而有目的地、分阶段地提高自身的务农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进而充实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

2.优化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机制

(1)教育培训主体优化。一是在坚持以农广校等农民教育培训公益性机构为主体的基础上,在多元主体上做文章,特别是要多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参与进来。农业龙头企业有实力、有师资,与培育企业发展所需的农户结合起来有动力。如,陕西安康的阳晨培育模式值得借鉴。学员免费参加学习,每期开展3个月的培训。首先,1个月的理论学习,依据学员对生猪养殖了解的不同,分2个班分别上课。其次,2个月在阳晨公司中进行动手操作,全程由教师指导,手把手地教,此过程实行轮岗制学习,每个学员每个工种都要干几天,接触不同的岗位,全面了解生猪养殖的各个环节。最后,学员分散回自己的猪场实践操作。认定过程为:培训合格取得结业证书,统一上报到县级主管

部门;县级主管部门颁发县级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取得资格证书的统一到“星光牧场”实习操作1周;颁发安康市级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王守聪等,2014)。学员从学习到认证实现一体化。认证后的新型职业农民可到公司成立的养猪产业联盟中承包养殖大棚,农民成为公司的职业养猪户。二是为鼓励各培训主体提高培训质量,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建立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构资源库,更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构应能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培训对象,设计不同的课程、安排不同时间进行系统精细的培训。三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大中专院校的教育培训功能,并尽可能地培养大批量“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引领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

(2)教育培训内容优化。在培训内容上,要紧密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的方向,安排相应的培训内容。即使培育对象在职业定位不清晰的情况下,也可根据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的差异化,培育不同专业方向、适应产业发展的各类新型职业农民。

(3)教育培训方式优化。根据培训对象的差异和教育培训内容的不同,可以采取专家授课、专家跟踪指导、农民田间学校、参观、师生研讨、通过广播电视学习或网络自学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为使新型职业农民尽快掌握新技术,教育培训机构要特别重视后期的跟踪服务:一方面帮助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化,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产品贮藏、加工、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各环节的辅导服务。另一方面,创新跟踪服务方式,积极利用移动互联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平台、农信通、农业科技网络书屋等信息化服务手段,克服服务困难,提高助推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服务效率。

图1 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的逻辑机理

(4)教育培训对象优化。在7省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培训对象年龄超过了55岁,文化程度较低,对新型职业农民认识也不是很清楚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和地方的教育培训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在教育培训对象选择上应进一步优化。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和有强烈意向在农村发展的青年农民或返乡农民工或返乡大学生作为培训的主体;农业大中专院校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时亦应先对其回农村务农的意愿和倾向进行评估,选择有强烈学农、务农意愿的同学进行专门的教育和训练。

3.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机制

新常态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想创业创新的人都有舞台,让各类主体的创造潜能充分激发、释放。农民是新常态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人数最多、潜力最大、需求最旺盛的群体。

(1)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的逻辑机理

如图1所示,农民通过农业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得到历练,从而真正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扎根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在农业创业的过程中,首先是农民要有创业意愿且拥有与之匹配的创业能力,然后对农业创业机会能够较好地识别,接着作出决策进行创业,最后是产生创业绩效。当农民创业取得成功并创造不错的业绩后,农民自身素质不断得到提升,发展现代农业的信心也将不断增强。

(2)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SWOT-PEST分析

结合SWOT和PEST两个模型对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进行分析,运用SWOT模型分析判断农民创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内部优势和劣势条件及外部环境带来的机会和潜在的威胁;运用PEST模型分析法全面分析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详见表1)

(3)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的建议

进一步优化农民创业环境,增强农民创业意愿。进一步优化农村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环境和创业的配套政策,让愿意留在农村发展的人看到机会,看到农村发展前景;加大对创业典型的宣传,出台和落实农民创业支持系列政策,重点加强农民创业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农民创业成功率,帮助农民在创业实践中成长成熟。

4.深化制度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机制

重点在以下制度上进行创新,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快速、健

康成长。

表1 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植SWOT-PEST分析矩阵

(1)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各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支持新型职业农民的新品种贷款,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下推出一些新的贷款品种,采用更简易的贷款方式。农村信用合作社应积极创新支农惠农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尤其是信用贷、农村土地承包权及流转经营权、水域滩涂经营权、林权等权证抵押贷、农业合作社或有上下游关系经营主体间的联保贷等多种方式,还可以由政府或其授权的保险公司进行担保贷等方式,以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2)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重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流转平台、土地流转方式上取得突破。鼓励和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政府在财政许可的前提下,要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分级、分类的补贴,以支持新型职业农民的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性,抵御经营风险。

(3)农业技术传播制度创新。整合现有科教资源,优化农业科技传播主体,将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与现有推广体系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农业院校与科研院所的作用,保证农民学有其所、学其所需、学有所用。农业科技传播人员要根据农时、农需放下身段,创新方式让新型职业农民及时得精准化技术服务;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多极化服务农民。

5.完善农业政策激励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机制

出台系列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政策措施,最大化地激励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的健康成长。首先,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获得资格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或物化补贴,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的含金量。其次,要出台系列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政策,譬如引导农村土地优先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并简化手续、强化服务,引导土地整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各级各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型职业农民优先立项,采取贷款贴息的办法引导小额贷款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等。最后,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让新型职业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吃下“定心丸”。

1.张桃林:《让更多高素质农民成为职业农民》,《农民日报》2012年3月22日。

2.张红宇:《新常态下如何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日报》2015年4月10日。

3.王守聪等著:《职业农民是如何成长的》,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版。

4.童洁、李宏伟、屈锡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向与支持体系构建》,《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徐元明]

F304.6

A

1009-2382(2016)11-0050-05

徐辉,长江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教授(荆州43402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BJY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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