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其国



我的“书香街”

文/陆其国

“老鼠跌进米缸里”

上海福州路素有“文化街”之称，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为我的“书香街”——当然，它也是所有爱书人的“书香街”。

追溯我的藏书经历，最初的增量淘书、买书，就是肇始于“后文革时代”的福州路旧书店、旧期刊门市部。我在这里用“增量”一词，是因为此前我也会去淮海中路（近思南路）、四川北路（近武进路）、江宁路（南京西路口）这三家著名的旧书店，尤其是去文庙旧书摊淘书。但前三家旧书店于我毕竟路远不便；文庙书市每周只在休息日出摊，错过一日就意味着错过一星期。所以那时即使每周去文庙都能有幸淘到若干旧书，也只能称是“零星”收获。随着岁月流逝，这样的“零星”有了叠加，我的藏书量才积累起来。时光进入1972年就不同了，我淘书、买书一下子有了“增量”。个中原因，就是缘于我这年“走进”了福州路。

我至今清晰记得1972年2月11日这天，我怀揣一纸与我此后人生命运休戚相关的入职“通知”，前往坐落在上海汉口路上的一家国营企业报到的所有细节。那年我17岁，我兴奋极了，欢呼自己总算走上社会，庆幸有了工作，从此可以自食其力，再说单位也不错。当然我更惊喜于单位与我平时最喜欢逛的福州路只相隔一条弄堂，步行过去也就三五分钟。我就这样“走进”了“文化街”福州路。

第一次拿到工资17.84元，我为自己花销的第一笔钱，是配了副近视眼镜。那时书店都还没有实行开架售书，新书旧书除少量陈列在玻璃柜台内，大量书都是一本本贴身挨着挤着插在读者不能进入的柜台后面的书架上，只露一个书脊，视力不好的读者，根本看不清楚。有时看似是自己喜欢的书，请营业员拿来一看，结果根本看不上，只好陪着一脸尴尬和歉疚，把书还给营业员重新放回去。像我这样脸皮薄的近视患者，再看到书架上有感觉喜欢的书，除非吃准了一定要，一般不会再轻易让营业员拿。记得有一次我在旧书店还真看到一位老人，在柜台前淡定地拿着一个小望远镜在“侦察”书架上的书，那架式活像将军在前沿阵地视察。我曾经在当时报纸上看到漫画家画的一个读者在书店里隔着柜台用望远镜“侦察”书名的漫画，想不到这题材还真源于生活。在这情况下，我为自己配一副近视眼镜再正常不过。后来借助这副眼镜，真让我不断觅到一本本心仪的好书。不过当时读者希望书店“开架售书”的呼声已很高，正是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新、旧书店终于开始一律开架售书。这真是一件让读者额首相庆的事。

在上班的日子，我差不多天天要趁午休或下班后逛福州路。当然，准确地说是逛这条路上的旧书店、古籍书店。既然称文化街，除了书（包括外文书店卖外文原版书），各种档次的笔墨纸砚文具也应有尽有。著名的市府大礼堂也在福州路上，那时国外一流艺术团体经常在此演出，政府领导甚至国家领导人不时会莅临。每当这时，福州路这端便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主要是防“阶级敌人”搞破坏。

因工作单位使我走近——进而走进——福州路，于是也就引起了我探究福州路文化街历史的兴趣。福州路老早是什么样的？文化街是怎么形成的？等等。这可以专写一篇长文叙之，在此略过。总而言之，单位临近文化街，让我有一种“老鼠跌进米缸里”的幸福感。

“陈列样书，概不出售”的奥秘

当时我供职的企业和福州路只相隔一条弄堂，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给了我可以经常进入福州路文化街的自由。出了单位大门，穿过对面弄堂就是福州路；福州路弄堂右边是古籍书店、再向右是外文书店；对面是上海旧书店。后来在毗邻山西南路的福州路东侧，坐北朝南又开出了一家一开间门面的期刊门市部。这几处地方当时我经常涉足，用口袋里不多的几个钱，换回我喜欢的旧书旧刊。那些旧书旧刊，除了中外名著、期刊创刊号，其他多系史料文献类书籍。我当时热衷淘此类书刊，只是出于偏爱，并没有前瞻性地想到日后的收藏升值或用作写作研究时的参考。我研究文史那是后来的事。当时与某本旧书旧刊邂逅，看着喜欢，就买下了。好书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纠结，很多好书遇着，因种种原因而失之交臂，再想得到，只得靠撞运气了。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在上班时间溜出单位，就是想去碰碰运气。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有一次竟被旧书店营业员误作旧书买卖的“黄牛”逮个正着，着实把我吓得不轻。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在旧书店收款处的玻璃柜台里，展示出一本本我十分喜欢的旧书，我至今记得它们中有《诗集传》（朱熹著）、《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著）、《青铜时代》（郭沫若著）、《越缦堂日记》（李慈铭著）等等。说实话，其中的很多书我此前闻所未闻，比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但一看那书古色古香的雅致封面，和封面上那一手漂亮的书法题签所透出的浓浓文化气韵，真让人爱不释手，凭感觉就知道这书一定有保存和收藏价值。见了这样的书，我兴奋得心跳都加速了，心想我真有福呵，这些书让我撞上了。我口袋里的钱肯定不能全部把它们收入囊中，但至少可以买下数本，退一万步，即使只能买其中一本，挟之而归，也是大快乐。谁知一转眼，突然在玻璃柜台里看到一块牌子：陈列样书，概不出售。原来这些书仅是让人过眼瘾的。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只能隔着玻璃柜台望书兴叹。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还是很快引起我的注意：不是说“陈列样书，概不出售”吗，怎么这玻璃柜台里的书籍经常在变换？应该不是在办展览吧。我观察到，这里的书籍有时甚至一天一换。我先还以为这是书店的有意安排，为的是让读者饱眼福。但转念一想，有否另一种可能，即这些书不是书店用以换脸，而是给读者买走了。这样一想，我决定作一番侦察。

果然，此中蹊跷第二天即被我侦破。第二天九点不到我即溜出单位，赶在书店一开门就进去。不久便注意到有人气定神闲地走到玻璃柜台前，接着向营业员用手指了下其中的某本书，然后就掏钱，拿书走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侦察到这个秘密，我当即如法炮制，一眼瞄向余冠英著的《乐府诗选》，也不向营业员问价，就说我要这本书，然后掏钱。果然，营业员抬头看了我一眼，也没二话，成交。此后，我就熟门熟路了，将《元曲选》（臧懋循编）、《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著）都一一收入囊中。

“灾难”随后降临。试想想，这些书大多堪称书中上乘，旧籍精品，当它们屡屡被一个二十多岁、一条腿残疾的精瘦小青年从“陈列样书，概不出售”柜台里一本本买走时，“引起警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一天，当我又一次忘乎所以地拿到堪称那个年代的“畅销书”《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时，还没迈出旧书店大门，衣领已被人从身后一把拎住了。

我吃惊地扭头一看，发现拎住我衣领的是旧书店那个戴眼镜的年轻瘦高个营业员，我曾经N次从他手里买过书。我后来知道他姓高。“我注意侬好几天了，侬来就买迭只柜台里的书。里厢的好书差不多侪让侬买脱了，侬老实交代，侬是不是在倒卖书，低价进，高价出，做黄牛？”

当时我年轻腼腆，经不住事，一见被冤枉就沉不住气，不慌也慌，也莫名地有点怕。好在毕竟没做亏心事，终究不失底气。所以我连忙辩白，称自己实在是因为喜欢才买这些书的。我买的书都在家里，不信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家去看。

我如此信誓旦旦，高先生也就释然了。他松开了我衣领。他其实也是因为怀疑而吓唬我，见我不怯，他相信了我。经历此事，想不到这位姓高的营业员倒和我熟悉起来，后来还主动向我介绍一些好书，我书橱中至今保存完好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等书籍，就是在他手中淘到的。

所谓世事难料，想不到二十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和高先生竟然在沪上另一家旧书店邂逅了。当时高先生已是退休回聘；人到中年的我淘书兴致依然不减当年。我们先是目光碰撞了一下，继尔都露出些许惊讶，随即相视莞尔。我先开口向他问好，之后主动提起二十多年前拎我衣领的事。他也显然没有忘记那一幕，我一提，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解嘲地说，“侬那时真老实呵，其实我那样做是违法的呀，怎么可以随便怀疑读者，而且还拎侬衣领呢。放在今天，侬要是顶真起来，我都有可能成为被告呢。”他又说，“侬老底子嘎（从前）淘到的一些老书旧书，现在老值铜钿，侬要是卖脱，应该可以发一笔小财了。”我首肯，继而调侃他道：“我买这些旧书，侬不会再拎我衣领了吧。”说罢，我们相顾大笑。

“书香街”之外

福州路文化街除了提供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物质层面上同样提供高品质享受。史料记载，福州路酒菜馆最早是1875年开设在福州路湖北路口的沈大成糕团店、1877年开设在福州路上经营满汉大菜的聚丰园，其隔壁后来有良苑第一楼，对面则崛起远近闻名的杏花楼……到了19世纪80年代，福州路已成为申城最繁华的街道，最有特色的饮食文化聚集地。杏花楼则已成为今天福州路上“历史悠久”的标配老字号！

我1972年参加工作后，上下班经常从杏花楼门口走过，但我却一次也没有进去过。不是不想，而是囊中羞涩，本就不堪的那点钱都花在了淘书上。那时候杏花楼作为一个老字号品牌挂在我们嘴上，往往就是在每年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当我们神气活现提着杏花楼月饼招摇过市时，那份自得远胜于品尝月饼本身。特别是刚当上或即将当上或有望当上“毛脚女婿”们，更是将拎上几盒杏花楼月饼作晋见礼视作“扎台型”的大事。

除了饮食文化，早先茶文化的兴起，也是福州路的一道风景。1882年10月步云阁东洋茶馆在西棋盘街开市，这是福州路出现较早的东洋茶馆。嗣后福州路又有松岚阁茶馆。1930年代已有群芳花萼楼、四海心平楼、金波玉泉楼、乾元品春楼、新青莲阁茶楼等多家茶楼。

喜欢打牌的人互称牌友，喜欢麻将的人互称麻友，喜欢喝茶的人聚在一起互称茶友。我和一班喜欢淘书的读者聚在一起，自然就互称书友。我们也是在天长日久的淘书过程中因书而认识。当然，“书友”也是良莠不齐，比如有一次我一进旧书店，发现一位读者买走了仅剩一部的我一直梦寐以求的郑振铎著四卷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令我既羡慕又懊丧。刚巧旁边一位男子注意到我的神情，悄悄问我想不想得到这套书？我顿时眼睛一亮，连忙说太想得到了，你有吗？男子悄悄拉我到旧书店外面，看看四周没人，随手拉开手中书包开口。我一眼看到里面果然躺着这部四卷本书。通常情况下，对方开价一般总要比从旧书店买要贵，有时要“翻跟斗”，不料男子说，这部书他不想“翻跟斗”，如我要，就搭一批书一起买走。“搭书”比“翻跟斗”还要狠。所谓搭书，就是捆绑其他你并不想要的若干书作价卖给你，一般搭些小说、故事类书也罢了，毕竟尚可一看，最恼人的是有人竟搭单位里发的“学习材料”，这行为简直比“翻跟斗”还恶劣，与抢钱无异。对这样的“书友”，我们后来送其绰号就叫“学习材料”，而且对其敬而远之。但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我当时着实经历了一次“大出血”。

当然，在我们这个书友圈中也不乏佳话，比如有些书友因彼此性格相投，互相信任，大家为了拾遗补缺，渐渐开始串门交换书、共享书。有几位就在这过程中结识了对方姊妹，互生好感，最终喜结良缘，由书友而成为自家人。后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这几对当年的“新人”，一直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最有代表性的“佳话”，是不少人因了淘书、买书，尤其是长年坚持读书，在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考上大学。毕业后或成为大学教师，或成为编辑、记者、作家……

今天，林林总总的旧书旧刊在我家书橱里发散着旧日书香，让我能够在家“坐拥书城”，追溯起来，正是得益于“书香街”——福州路！难忘福州路文化街；难忘我的“书香街”。难忘它曾经的历史，难忘我和它曾经有过的那些故事、那段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