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

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

文/张晓

冬天，迈克尔经常和球友在紫禁城护城河上的冰场打冰球

“我搬到大栅栏的那天，‘老寡妇’用她那双棕色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宣布了四合院唯一的规矩：‘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然而，一旦我跨进院子的门槛，融入到胡同里，生活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

这是作者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在《再会，老北京》中第一章的内容。这本书的英文版荣获了《华尔街日报》年度最佳亚洲图书，2013年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005年8月，迈克尔搬进杨梅竹斜街（一条连接大栅栏和琉璃厂东街的老胡同）的大杂院，并在炭儿胡同小学担任志愿者。没有足够隐私空间的大杂院生活并没有让迈克尔却步，相反，他与大杂院的街坊们、学校的同事、片区的民警都成了朋友，不管是被大家叫作“老外”还是“梅老师”（迈克尔中文名为梅英东），也不管冬天里没暖气，还有每天早晨院子里各种嘈杂声，迈克尔真正融入了大杂院的生活，在胡同持续生活了将近3年。

这本厚达400页的著作，记录的仅仅是奥运前的3年、北京一条胡同杨梅竹斜街所发生的事。迈克尔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了大栅栏几个胡同的拆迁，和身边的几个朋友在拆迁洪流之下的生活和命运，所以，“我们看见有血有肉的善良邻居‘老寡妇’和‘老兵刘’、修手机的老韩，看到他知足顺命的同事朱小姐还有炭

儿胡同小学的学生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在北京的宏大叙事背后起承转合着，没有他们就没有北京——这是作者没有明说但是用写作结构就证明了的，无论北京怎么变，这些人才是北京的血脉所在。”香港作家廖伟棠这样评价。

走进胡同生活

初入大杂院，迈克尔就写到了诸如上厕所、洗澡的难题，经过多次实践后他找出了一个从家出门到厕所的最短距离，而要痛快地洗个澡，得到几条巷子以外的“大力澡堂”。到了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他不敢烧蜂窝煤——“一种圆柱体煤球，中间有十六个洞”，本指望靠电热器熬过严冬，结果一打开就烧了全院的保险丝。

大杂院的女主人“老寡妇”就像家人一样闯进了迈克尔的生活。她总是不敲门就走进迈克尔的房间，给迈克尔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她也会絮叨迈克尔，说他从机场打车回来，太浪费；她还告诉迈克尔，自己绝对不会离开四合院，因为住四合院“接地气”。在“老寡妇”最终还是搬离后，迈克尔还联系自己在台湾的朋友，帮忙寻找“老寡妇”那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联系不上的山东籍的丈夫。

迈克尔也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爱戴。当他需要去片区派出所时，他的手上有75张这个片区的手绘地图，告诉他该怎么走，这些都是他教的学生们亲自画的，“孩子们亲自标画了超市、书店、理发店、餐馆、公厕……没有家长因为怕孩子落后而代笔。”一位做针灸师的孩子家长谢先生主动提出给迈克尔扎扎针灸：“我儿子跟我说，您的胳膊有点酸痛，所以没法在黑板上写字。您知道，我是个针灸师，我们就住在一条胡同里，到我那儿去，我给您扎几针。”这位谢先生家里总有一套针，免费给左邻右舍的街坊扎针治疗。

大多数胡同里都至少有一个养鸽人，迈克尔的学生小刘的爸爸就是其中一个。“与报贩子们回荡在大街小巷的‘晚报’叫卖声一样，低低的、嗡嗡的鸽哨声也标志着一天劳作的结束。傍晚时分，鸽群总是迅速地从胡同上空掠过，在各处的房顶上绕圈。”刘爸爸在自家房顶养了60只鸽子，还订阅《科学养鸽》，真是把这个爱好发展到了一个高度。迈克尔认为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爱好，刘爸爸也只是笑笑说：“这些鸽子就是我的消遣，我的一切，新鲜的空气、广阔的空间，看看这风景。” 站在屋顶的鸽子笼旁，视线随着鸽子画出的大圈，迈克尔随即感受到了这爱好的吸引力：鸽子们成为主人眼界的延伸，在天空中宣布着生活空间的扩展。面对总是冒出来的拆迁的消息，刘爸爸说他会把这些鸽子带走，这一点是肯定的，尽管他知道很多新的公寓楼都严禁养鸽子。

与很多外国人写北京的书不同，迈克尔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真正的体验者。该书的译者何雨珈说这是自己最敬佩迈克尔的地方：“胡同和大杂院里‘那鲜活而俗气的市井生活’，让他体会到在一开始吸引他的老建筑之外，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社区文化，将随着拆迁而消失。”

拆之痛史

拆迁可以说是《再会，老北京》这本书最宏大的历史背景，太多人的命运在这只“无形巨手”的推动下发生了改变。

迈克尔详细地记录了街坊老张，一个鳏夫，和开发商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多次拒绝开发商的21万元的补偿款后，老张得到了两次听证会的机会，他不断强调着这点补偿款，他只能吃萝卜白菜，他希望补偿款能够买得起一套房子好让自己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老张几次和迈克尔重复着听证会的事，迈克尔评价说他的表现能得“A”,因为他的发言包含了所有能唤起同情的关键词。最终老张拿到了58万元，但他仍然说：“我不想离开。”老张还是先租住在另一个大杂院，这样他还可以骑车接孙子上学，享受那种“双脚接地气”的生活。

也许正是被太多像老张这样的老北京人的拆迁故事所感动，也许是作为一名新闻人的职业素养，迈克尔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不仅阅读了大量资料，更是实地调查了大量的胡同历史，还比较了越南、老挝几个老城的改造。

迈克尔特意找来大量之前外国人写老北京的书阅读参考，《丰腴年华——传统中国的最后时光》、《吴氏历险记：一个北京人的生活周期》，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关于城市设计和改造的书《保卫世界伟大城市——历史大都市的破坏与复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他也特意去越南、老挝看当地贫民窟的改造，和当地人聊天，去资料馆查询。

研究北京规划史时，他发现梁思成不容忽视，可惜斯人已作古。迈克尔就找到其儿子梁从诫，听听他的感

受。他也找到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作家冯骥才，聊一聊老城保护。胡同里的“老兵刘”说乡下的生活比大杂院的单间还要苦，迈克尔不信，他就真的坐火车去“老兵刘”的家乡——山西的一个村子去看一看。

在同事朱老师家所在的胡同拆迁前，他陪朱老师回来看看。“我从小到大的房子要被拆了，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悲伤，”朱老师说，“我爷爷很想念晚饭后拿着烟斗，坐在树荫底下和老朋友们聊天。”她自己则怀念春天摘椿树的叶子，奶奶会把椿树叶切碎混着鸡蛋液一起煎。临走前，迈克尔关注着那些门楣上的蝙蝠、梅花鹿的装饰，而朱老师只是站在胡同深处，静静地看着那些大树。

作家张金起也住在大栅栏，他曾写道：“我在写一篇文章时想找一张旧北京的照片，发现有关旧北京的照片分两类。一类是外国人拍的，质量最好，最系统。一类是无论什么人拍，都注重那些故宫、王府、后花园，而关于民间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北京的则少之又少。”

因为共同的关注，迈克尔也和张金起熟络起来，跟着他一起去看老胡同，也在他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搜罗自己所住的杨梅竹斜街这个四合院的历史。在一本1937年的登记册上，迈克尔翻到了：1937年5月，来自山东黄县的一家人从一个未登记的房东处租了这所房子，户主人的职业是卖杂货的。迈克尔翻着厚厚的书，游走在70年前的胡同里：“看上去与现在是如此相似，大多数地址都显示，来自不同家庭的九个、十二个、二十个甚至三十四个人共居于一个大杂院之内。居民们从事的营生五花八门，有的是干粗活的佣工（搬水、卖柴）；有的是有一技之长的生意人（木匠、理发匠、银匠）；有的则是‘白领阶层’（银行家、教书先生）；还有的是艺术家（玉雕家、书法家）……很少有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多数都是从河北、山西和山东三个省移居而来。”

“作者和他的中国邻居们，以及此后无数反抗巨手的人，无疑是堂吉诃德一样的孤胆英雄，从这个意义来说，梁思成没有失败，毕竟他留下了一部抗争史。” 廖伟棠评价说。

怀念

“老寡妇”还是搬走了，离开了住了45年的家，她坚持说自己一点也不伤心，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她先是搬到了孩子所在的另一个大杂院，她的新房子在十七楼，她担心电梯坏了回不了家，也担心住楼房没人说话。

朱老师搬进了四环外的一套高层公寓，和朱家父母做邻居，朱老师也头一次享受到中央供暖和独立卫生间。过去迈克尔和朱老师的话题都是英语教材的内容和拆迁，“现在则变成了她的儿子和舒适但却孤独的郊区生活。”朱老师不怀念大杂院和蜂窝煤炉子，但她很怀念原来的家附近的陶然亭公园。

“老兵刘”租的店面刀削面馆被拆了，他又在附近找了一间更大的店面，就在大栅栏西街旁边。他的普通话越来越好，他已经融入了这个片区，不打算回乡下去，甚至还在盘算着开一家有苹果电脑的网吧。

“这个城市如果照这样变迁下去，是否终有一天，你会说好想念曾经在北京的生活？” 迈克尔的朋友问他。“我并非惯于怀旧之人，但只要我一离开胡同，就会想念北京。我并非想念那些摇摇欲坠的建筑，而是想念贯穿于胡同之中，鲜明而又濒临消亡的生活。我想念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的事物。比如凌晨五点，老奶奶们在外面聊的家长里短；比如身穿丝绸睡衣去市场买菜的男人；比如围坐在热气腾腾的涮锅周围饱餐一顿，久久不愿停下筷子；比如课间休息时朱老师和雪儿之间的一场踢毽子比赛；想念护城河上的冰球比赛；想念小刘爸爸的鸽子，以及他老婆的抱怨……”

但令人安慰的是，杨梅竹斜街并没有在拆迁中消失。

在迈克尔住进来的这两三年，“政府重建过杨梅竹斜街的公共厕所，铺设过新的下水道，安装过独立的水表和宽带网络……”

2013年7月，西城区人民政府对杨梅竹斜街实施腾退改造，这是西城区第一个文保区改造项目，对原有居民实施自愿腾退政策。杨梅竹斜街1700户居民中有529户选择迁出，1171户选择留下。对留下的原住民采用了“平移试点”的方法，即把分散在大杂院中的居民合并到一处院落居住，空余出的地方用来建公共厨房、便民菜站、公厕等等生活设施，一些工作室、书店、瓷器坊、餐馆也陆续搬入，让这条民国时期就曾汇集世界书局、中正书局的老街重新焕发文化的气息，并保留了老北京的韵味。

不知道迈克尔再次回到杨梅竹斜街时，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