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娴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传统文化语境下生态心理疗法在城市公园的推广

周 娴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论证了增进心身健康(潘菽的心身理论)是城市园林的首要功能，并以园艺疗法为理论基础拓展其内容为生态心理疗法。提出了城市公园是否可将少部分的草坪区革新成全民健身的乐活角的问题。在举例宋明时期以疗养心身为目的的园林典范的基础上，综合园林史、中医史、社会生活史论述了生态心理疗法治愈心灵创伤的机制作用；再以现代城市公园为例，阐释了推广乐活角的可行性和改造设计草坪景观的方法；最后，总结了当代城市社会心理疾病增多的现实以强调实现生态心理疗法推广的重要性。

健康； 生态心理疗法； 城市； 公园； 心身

一、缘起：对公园设计教条的反思

中国的城市公园一直恪守奥氏设计原则之一“保持公园中心区的草坪和草地”[1]。这是奥姆斯特德(Olmsted)在规划美国城市公园时提出的，而纽约中央公园参照的蓝本是英国“私家”园林。特别是1850年他游历英国时被Stourhead园林深深地打动，随后看到Paxton爵士设计的第一个“公”园Birkenhead时他便坚信：公园以英式私园为蓝本是可行的。奥氏家族是英国清教徒后裔，奥姆斯特德在7岁时离开家人被送往乡村与教徒们一起生活，所以笔者相信他骨子里有强烈的寻根情结，特别是对英国传统文化。

而草坪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是精英阶层显示身份地位的方式。维多利亚时代，草坪成为槌球、草地滚球、板球、网球等许多英式运动必备的场地。奥姆斯特德在设计美国城市公园时的唯一参照物就是英国私家园林。笔者认为英伦情结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所以草坪不适合中国公园。当看到正在网络流行的“中国留学生家长耶鲁校园‘垦荒’种菜获赞”这条新闻，当看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学生熊佳发表于《园林》杂志，题为《同济新村“圈地种菜”现象的调研与思考》的论文中发人深省的提问“在公园和居住区绿地里为什么不可以使用蔬菜这一类的植物？”时，笔者更加坚信大面积草坪不合国情。所以可不可以把公园现有的观赏草坪部分地改造设计成可参与的园艺活动区？以菜圃更替一小部分草皮，以多样化的地被替换单一的禾本科地被？笔者赞同Sasaki的观点“设计的首要敌人是成见和教条”[2]，设计应以不断更新的知识“适应当前与未来形势的需要，……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2]。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差距

国内学者李树华最早从学科角度对园艺疗法进行理论研究。之后有很多学者都在他的理论基础上探讨益康花园、康复景观、医疗花园等园林设计领域的应用，并提出如“健康为先”[3]“为所有人服务”[4]等观点。在国外，大多数关于自然与人类健康的新的理论研究证据都是关于成人的。而目前园艺疗法新增了宠物疗法的内容，针对老人和儿童的临床实践也已十分普及。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兼精神病学专家Aaron Katcher用了十几年时间，研究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其结论为“疗效的证据很有说服力”[5]。

生态心理疗法的理论依据是20世纪90年代Roszak T.在其著作TheVoiceoftheEarth:AnExplorationofEcopsychology中提出的生态心理学，属于心身治疗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它提倡用生态心理疗法去医治人的心理问题，肯定了大自然对人的心身健康的恢复作用，比如减压、减小攻击性、消除紧张、缓解焦虑等。生态心理学家认为“生态心理疗法包括园艺疗法、野生动物疗法、荒野疗法等”[6]。目前国内在生态心理疗法理论基础上进行园林实践应用研究的文献成果暂时没有。但提供大自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论证据的文献却不少。例如国内基于POMS指数调查森林公园游客心境状态的实验结论，即“居住地在公园0.5 km以内的游客其心理健康状态显著优于0.5 km以外的游客；愿意游览公园的游客的心理健康状态显著优于不愿意或无所谓的游客”[7]。再如国外Catharine Ward Thompson等人基于唾液皮质醇分泌的昼夜动态分析的科学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绿色空间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与精神压力有关)，从而证明了在远离大自然的城市环境里绿色的增加与压力的减小一定有关，也阐明了“为什么在家附近提供绿色空间可以促进健康？”[8]这一问题。

对于“公园”这个舶来品，园林教育工作者们也许记住太多的形式原则，而忘记了城市公园热潮在欧美产生的时代背景，即当时的健康城市运动。而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中国园林”，更是忘记了拾取“医道同源”的自家宝藏。

三、生态心理疗法在城市公园的应用推广

本文仅在公园背景下，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生态心理疗法的园林实现，论证园林生活与心身健康的关系。“心身”即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心理”之意。因为站在传统文化的研究角度看医学史，中医不主张“身”“心”二元论，身与心对应着形与神，且两千年前的《黄帝内经·灵枢篇》中“邪客论”早就指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即已经把形体生理与精神心理整合成一体。

《黄帝内经·灵枢篇》“口问论”中提出“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是世界医史中首次构建心理疾病如何导致生理疾病的理论体系。现代医学已证明：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癌症等许多临床常见病中，心理因素在其“形成、发展与控制及恶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9]。目前，德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发现扣带回异常与精神心理疾病存在必然联系，并且已经证实了城市生活使大脑更易受压力影响从而增加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而当下中国大城市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5%(这个数据不包括那些有抑郁症但没有就医记录的患者和亚健康人群)。抑郁症好比心理感冒，非常普遍，所以医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它是城市里的“新”瘟疫。

但是笔者认为，抑郁症在中国不是新病，而是“老”病。在中医内科情志疾病的归类中它叫“郁证”，根据朱震亨《丹溪心法》成书的年代(1347)所推断，“郁证”最早记载于14世纪中叶，此书首次将“郁证”列为专篇论述。那时的名医朱震亨及其之后的名医都在反复强调“郁为百病之源”，不厌其烦地论证着郁证的普遍性和危害。金元时期开始才比较明确地把“郁证”作为一个独立的病症。“郁证”肇兴于宋金元，笔者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根源在于宋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推行，其毒害一直残留至今。宋太宗开放皇家园林金明池供市民参与游憩活动，其目的不仅为自己阅兵，更为提倡全民健身。宋真宗以后金明池完全没有了阅兵功能，还增加了许多水戏花样，纯粹为了鼓励市民多运动。宋徽宗则将“五运六气”的健康口号上升为国策。可见，宋代统治者已发觉理学渗透社会意识后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构成模式是儒道互补的，当儒学走向理治极端时，道学不得不担当起预防人性异化和治愈心身疾病的重任。道法自然，而城市里的自然即城市园林。宋代的城市，理学越桎梏，园林越丰富，连满街的酒楼茶肆都争先恐后地构筑花竹扶疏的园林，并把酒楼冠以园林之名，如张宅园子正店、中山园子正店、蛮王园子正店等。而这些市井园林模仿的范本则是洛阳名园如独乐园、富郑公园、湖园等。

(一)案例解析

园林是道学融入城市生活的物化形式，正如李泽厚先生评论中国建筑艺术实际上不过是“自由的园林(道)来补足整齐的屋宇(儒)罢了”[10]。医道同源，那么，园林也是具备医学功能疗愈心身的场所。

1.宋园案例

宋代名园大都“有大片树林而成景的林景，如竹林、梅林、桃林、松柏林等……相对而言，山池、建筑之景仅作为陪衬”[11]，类似于自然林野。尽管城市园林不可能容纳森林，但这些林景都是“写意”的森林，宋代的山水画理论与实践成就都颇高，“都是下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苦功夫才有挥之即来的效果”[12]，是对真正的自然荒野的移缩与凝练，因此，虽没有真林野的规模，却有荒野疗法的效果。

司马光的《独乐园记》载：“志勤体疲，所病者，学之至。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临高纵目，逍遥徜徉。”明确指出独乐园的建园目的是疗养“所病者”。因学致病，故在读书堂四周布置钓鱼庵、采药圃、浇花亭、种竹斋诸景以愈读书之疲，取得逍遥、徜徉、愉悦心身的效果(见图1～3)。表面上看，所病因学，但从当时社会因素看，学为“安石变法”所迫。宋神宗不纳君实之策、孤忠犹未赦虞翻的无奈、营求未遂不得志的郁闷才是所病者之真实原因。独乐园里安排采药、浇花、种竹等这些园艺活动，实是今天的园艺疗法。而见山台的构筑目的是“以望万安、轩辕”(司马光《独乐园记》)两座距洛城(今河南洛阳)不远的山，便于游目骋怀，再加上弄水轩，都是为了亲近山水，最大限度地融入自然，已远超园艺疗法而接近荒野疗法。

宋之大儒，政品最高者司马光属其一，学品最高者苏轼属其一。而苏轼不是谪发密州(今山东诸城)，就是待罪黄州(今湖北黄冈)，是一个境缘不偶、仕途多舛的典型。密州时苏轼著有《超然台记》“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13]落脚点在一个表达心情的“乐”字，说明了园艺活动更侧重心理健康而不是生理需求。而“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13]和“客未尝不从”[13]都说明乐的方式是“与众”乐而不是“独”乐，也证明园艺活动可增进社会交往维系人际和谐，从而实现心身健康(但取决于园艺疗法的实施环境)。又从苏轼《雪堂记》“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一句可知苏轼在黄州营建东坡雪堂的首要条件是“得废圃”。说明园圃生活已融入他的生命，否则贬谪复加、颠沛流离的境缘如何让他安身立命、超然豁达？

还有《欧阳永叔集》载：“欧阳修曾患幽忧之疾，食欲大减，跌进汤药无效。后受宫声数行，得宽。久则乐之愉然，不知疾在人体矣。故叹曰：‘用药不如用乐矣’。”[9]其声乐的作用正如《理瀹骈文》中说的“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9]。这里的声乐还包括一切有利心身健康的声音，主要指自然界的雨声、泉瀑声、海浪声、松涛声、鸟虫鸣声和敲木鱼声等。这些自然声乐可称为在特定带宽里有平坦功率谱的白噪音，可诱导入眠。今天的苹果公司正是受到这个原理的启发，遵守杰拉尔德·奥斯特博士提出的双节拍曲线开发出Iphone深度催眠软件，帮助失眠症患者。苏轼也正是听着江涛声入睡，醒来之后才有一声“长恨此身非我有”的叹息，释然！

无论是自然风景的平山堂和临皋亭，还是人造园林的独乐园、超然台、东坡雪堂，得自然之趣以疗心身之疾是它们的共同点。宋代风景园林具有生态心理疗法功能是宋代社会心理因素决定的必然。

2.明园案例

如果可用“雅”字概括宋代园林的总体风貌，那么明代园林可用一“俗”字。宋元以来理学的禁欲在明代折射出来的是反弹似的享乐主义，特别是晚明。而这种近乎颓废的纵欲是需要经济基础支撑的，恰好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的繁荣铺垫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与宋代士人比较，明代士人少了一分“达则兼济天下”勇猛担当的大儒风范，更多是落入世乐俗套。如袁宏道的“五快活”，是整个社会生活态度的典型代表。士子们一旦登科则将国事置之不理，只专心于生活享受。求田问舍营建园林，是享乐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构园之风日炽。

和宋代园林所追求的天地大美之气有别的是明代城市园林更倾心田间丘壑之趣。如谢肇淛说“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此之为乐不减真仙”[14]，云雪为赏、花月为诵、鱼虾为侣、山鹿为友等一切丘壑之乐都在“田园粗足”的前提下。而水侣与山友两词，反映了此时的园林动物超越了先秦时纯粹生产的功能，而作为人类移情易志的对象，和田园村野一起，共同构成了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园林的主要特色。动物在生态心理疗法中的价值“无论从个人的，还是从整体社会的审美意识的发展来看，对于自然美的肯定、欣赏或艺术表现，总是先由动物而后逐步过渡到植物的”[15]。如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时感慨“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到宋代，在城市中调教动物是一种职业，称为“教虫蚁”，虫蚁是飞禽走兽和昆虫鳞介的总称。宋人对动物感兴趣的原因就是它们“可以领会人的意愿，堪称人类的知音好友”[16]。到明代，“养鹿堪游，种鱼可捕”[17]说明动物的游赏价值(精神)和经济价值(物质)是并重的。

但是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情感遭受重大创伤时，动物的调剂精神、治愈心身的价值则远超其经济价值，如袁宏道之园居“柳浪馆”。袁退隐柳浪的直接原因是长兄英年早逝对他的精神打击，还有自己对政治的怨愤，看不惯官场的虚伪与腐败。另外，父亲逼迫他出仕，施加了巨大压力。袁本有心致力于佛学研究，用佛疗心来抚慰失去手足兼知己的伤痛，又无奈于必须顾及家族之大体面准备复出。内心的纠结与痛苦，正应明末名医绮石之理：七情俱伤则五脏虚损。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调查也已证明：当今人类的疾病有70%以上是由不良精神因素造成的，比如快乐情绪能刺激神经系统分泌内啡肽等激素以增强免疫力，而负面情绪则会增加肾上腺素的分泌而促进可的松的分化，从而抑制人体免疫力。长期处于“虚损”状态即今天所谓的“亚健康”。“柳浪，实湖也，田之，然常浩浩焉。独其中稍阜者几四十亩，可田。……堤之内，前为放生池，种白莲，亭临之”[18]，第一个“田”笔者理解为动词，围之以田字形的意思。第二个“田”笔者理解为名词，田圃之意，只占全园面积的13.3%。全园大部分堤渠交织，辅之以柳，烟波渺渺，在放生池及其邻近亭台(见图4)放生，是一种尊重生命、参悟禅理的行为艺术。在亲人去世之后突然辞官归隐，这一行为反映了袁正遭遇心身创伤的煎熬。这时的园林，就像一个提供自由和受保护的有限空间，堆土、围堤、筑台就像使无意识心象得以视觉化，从而唤起自愈能量的疗伤过程。禅理中的自性表示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和生命的心理意义，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所提出的自性概念即整体人格是一致的。“心理治疗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性，帮助患者发展人格。”[19]作为治疗道具或游戏玩具的动物和植物，园主人对它们的设计与操作过程就是人格升华、心身恢复的自疗手段。

(二)可行性试验

李树华[20]提出“植物园、公园以及森林公园等公共绿地内设置园艺疗法区(角)。敬老院、精神病院、劳教所、工读学校等也应设置园艺疗法专用场所”。笔者赞同此建议，但赞同不等于可行。比如敬老院、精神病院等已经建成的单位内，几乎没有空地再作园艺疗法庭园，而“园艺疗法最理想的实施场所是建造园艺疗法庭园”[20]。再比如公园(包括会后的园博园、主题公园、森林公园等)中不乏空旷平整的观赏性草坪，一部分可否被利用改造成园艺疗法庭园？公园里有许多空置的公共设施如管理房、会所、展馆等，可否改造成与园艺疗法庭园相配套的“园艺屋”？里面为来访者提供各种园艺道具如花洒、无臭味有机肥、种子、藤架、园艺椅、园饰品等。笔者认为在城市公园实施园艺疗法是可行的，但需要做至少为期一年的社会学跟踪调查实验。

武汉首义学院附近公园南端的草坪角落，因周边居民在此种菜，笔者就势提出让居民领养草坪一角的设想，并指导大学生将这个设计理念表达成图纸(见图5)。其实质是为园艺疗法试验地提供一种设计方法，不仅让公园更亲民，使在家赋闲的人们多了一种更充实、健康的休闲方式，还节约了公园的草坪养护管理费，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具体方法是先把这块草皮化整为零，用步石小径分割成约每块5 m2的绿地；再将每块绿地分给附近志愿领养者自行耕作；旁边空置的驿站进行室内改造，设计成园艺屋，提供一切活动道具或游戏玩具；最后，将这个实验区命名为“乐活角”。笔者认为以“疗法”等医学术语命名并不恰当，狭义的园艺疗法是“作为预防医学的植物疗法”[21]，它应该面向大众推广而不仅只针对患者。笔者认为建造园艺疗法最理想的环境是公园。原因在于：①公园里的公共空间形式多样，便于人们日常社会交往，而人际交流促进心身健康。②公园景色怡人，生境丰富，便于把动物、林野、声乐、香薰、水疗等更多生态要素加入园艺，使其拓展为生态心理疗法，以恢复社会人格中受压抑的生态潜意识，从而促进心智健全。

四、结语：现实与实现

观古知今，目前全球50%以上人口住在城市，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到66%[22]。城市生活给人们精神心理健康带来更多负面影响的现实应该被重视。

今天，城市里的人们在享受着丰饶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家园日渐萎缩，有钱难买心田万亩!现代城市规划好比定制棋盘，人好比放在指定位置的棋子。一个公园做好了，大家都应该或站或坐在事先规划好的位置上观景。公园的植物，变得和动物园的动物一样都是被看的，人因此失去了与自然界深度互动的机会。而在传统文化价值观里，一个健康的人必定是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高度统一的。与天地齐生、与万物为一、还原山水之美的人格是衡量心身健康的标准。归园田居的陶潜不仅是魏晋风流的最后代表，更是当代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理想人格的原型。勤耕力农的优秀传统观念值得发扬，生态心理疗法的实现值得在中国公园推广。

致谢：华中农业大学高翅教授为本文提供了指导和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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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孔 艳)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Ecopsychological Therapy in Urban P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Mentality

ZHOU Xian

(CollegeofArtandDesign,HubeiTechnologyUniversity,Wuhan, 430068,P.R.China)

This paper convinces that the prime fun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is none other than helping people stay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Psychosomatic Theory by PAN Shu). The cont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re expanded to Ecopsychological Therapy. The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it is possible to transform the parts of lawn-areas into LOHAS-fields for ordinary people’s fitness in urban parks is raised. Firstly, taking some typical cases of using garden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recre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mechanisms and roles of Ecopsychological Therapy in healing psychic trauma are discussed by combining the histories of landscape, Chinese medicine, and ancient social life. Secondly, a modern urban park is taken as another case to interpret the feasibility of popularizing the LOHAS-fields in urban parks and the methods of innovating and designing the lawn landscape. Finally, the reality of growingly psychological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summarized, which is for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opularizing Ecopsychological Therapy.

health; ecopsychological therapy; city; park; psychology

10.13931/j.cnki.bjfuss.2015125

2016-03-01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武汉园博会后续发展与利用”(2015Q068)。

周娴，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园林设计。Email:14310394@qq.com 地址: 430068武汉市南李路金地圣爱米伦小区7栋2单元。

B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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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116(2016)-02-0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