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女战士郭纲琳

2016-12-07陈农菲

雨花 2016年17期

■ 陈农菲

不屈的女战士郭纲琳

■ 陈农菲

一

郭纲琳同志是江苏句容人。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时是中国公学学生。这个学校在我们党领导下，形成当时上海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纲琳同志是学生中出色的活动分子，是一个意志坚决、斗争勇敢的优秀共青团员。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签订了出卖上海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厚颜无耻地宣扬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公开宣布“剿共期间凡言抗日者，必予以最严重之处罚”。国民党用全力来进行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区域的“围剿”。另一方面在他自己统治地区则严厉镇压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中国处在最危急的时候。纲琳同志决心抛弃一切从事革命，由一个大学生变成一个党的秘密斗争的战士，她已成为团的得力干部。她在上海法南区（即旧法租界与南市，包括现在的徐汇、嵩山、邑庙、蓬莱等地区）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在亚美绸厂举办工人夜校。这个厂绝大多数是女工，通过夜校在工人中建立起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团结了很多的工人，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后来为了改善生活，要求增加工资，进行了极为艰巨的斗争，获得上海其他工厂工人与青年学生的支持；他们包围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举行罢工，取得了一些胜利。纲琳同志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后来纲琳同志调到团江苏省委担任内部交通工作，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她要经常带着党的秘密指示及各种文件，及时传达给有关单位。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任务，不但需要百倍的勇敢，而且需要百分之百的机智，还需要百分之百的坚毅。有一次她带了很重要的文件，刚踏进弄堂，便发现了敌人正在搜查她要去的“机关”。她很沉着地走进去，似乎什么都未看到一样，走进一家她并不认识的人家去，恰巧那家只有两个小孩子在家，她便问：

“你们的妈妈呢？”

“同爸爸一道看戏去了。”

“你们怎么不去呢？”

“爸爸说我们看不懂。”

“你认识我吗？”

“记不得了，你是张姨妈吗？”

“不是。”

“是吴婶婶？”大的孩子又说。

“不，是李姑妈。”小的孩子争着说。

“还是小妹妹聪明记性好，我是李姑妈。小妹妹一定说不来你爸爸妈妈的名字。”

“我说得来。”大的孩子争着说：“我爸爸叫王大兴，我妈妈叫王大嫂。”

纲琳同志将伪装文件的糖果分给孩子吃，孩子们都亲切地叫着李姑妈。她将文件顺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巡捕们来搜查，孩子们很害怕。

纲琳忙将孩子搂在怀里说：“他们是抓坏人的，好孩子不用害怕！”巡捕们以为她是孩子的妈妈，问也不问便走了。她便这样神态自若地躲过了这次风险。她的勇敢、机智、坚毅，使她多次都躲过了明探暗捕的阴险毒辣得像蛇一样的眼睛。

二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陈立夫取得了德、意、日法西斯利用叛徒来破坏革命党的经验，利用顾顺章、于飞、王云程、李竹声、孙际明、徐锡根……这些叛徒作为他们的爪牙，建立起各省市的特务机关，专门来对付我们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

过去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现在采取了：寻找线索，突然袭击，秘密自首，施放长线；企图对我党的秘密组织一网打尽。当时党在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领导下，在白区的群众工作中，不是积蓄力量，运用合法斗争，而是继续了冒险主义，在秘密组织工作上则不是短小精悍，而是机关重叠，这在客观上便利了敌人的破坏。敌人又利用党内某些窃据了领导地位的投机分子，从事破坏。这些投机分子在自由的时候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被捕获，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便原形毕露，叛变自首，出卖同志，破坏组织。有的经不起敌人短促突击，几小时内便办完了自首叛变手续，还回到党内来，成为隐藏在党内的奸细。好些忠心耿耿的同志被他们出卖。郭纲琳同志——那时担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便是被曾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一个叛徒，向敌人告密而被捕的。

当时租界巡捕房，是要经过特别法庭审判后，才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请求而引渡政治犯的。在法庭开审的那一天，戒备十分森严，但旁听的人仍然很多，其中还有中外报纸的记者。在审讯的幕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内部早已达成协议，开庭审讯不过做做样子而已。纲琳同志却抓住这一次公开审讯的机会，来揭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无耻的罪行。

法官照例问了她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指着纲琳同志说：.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

“为什么不是？”法官再问。

“你为什么不是呢？”纲琳同志反问。

法官说：“我们没有共产党的活动，而你有。”

纲琳同志问：“我有哪些活动算是共产党的活动？”

法官说：“你骂日本人，侮辱友邦，违反党国睦邻令，你骂国民党，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

纲琳同志笑了笑说，“不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东北，还打到上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别人打得我们，我们骂都骂不得？！国民党丢了东北，丢了大半个上海，丧权辱国，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对这种既不能抵御外侮却反而残杀爱国人士的党派骂不得，骂了便算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我读过三民主义，孙中山主张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都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反，到底是他们有罪还是我有错？！你们将主张抗日救国的一律看成为共产党，可惜我还年轻，对挽救祖国垂危的工作做得太少，还不配成为一个伟大的党的战士……”

纲琳同志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法官气极了，旁听席上的群众则听入了神，法庭上，一片肃静。

法官说：“不要再胡说了！这样年轻，中毒实在太深了！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纲琳同志说：“我讲的是抗日救国的真理，是中华民族求独立生存的真理；你认为是胡说，你也是黄皮黑发的中国人，你也是黄帝子孙，你忍心看到我们河山破碎，你忍心看到我们子孙当亡国奴，难道那时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还会叫你到伦敦、华盛顿、巴黎、东京去做官吗？我想到那时你的孩子问你，我们是哪国人，我们的祖国在哪里的时候，你会感到惭愧的。你只会低声下气去伺候西洋主子或东洋主子，决不敢当爱国救民的志士。讲到改悔，等到那时，那些对祖国、对人民犯罪的人，恐怕到那时悔改也无益了。”

法官这时传出一个老鼠似的人来，指着纲琳同志问：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郭纲琳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

有个法官得意地笑着说：

“他是你们的同志。”

“我看不像，他倒像你们的好伙计。”纲琳同志又从容地回答。

法官问那个可耻的小东西：“你认识她吗？”

“我认识的，她不叫郭英，本名叫郭纲琳，我领导过她的工作。”叛徒猥琐地说。

纲琳同志睁大了她那双虽很近视但却是光耀射人的眼睛，指着叛徒说：

“你认识我吗？！”

那个叛徒，低下头来，两腿在发抖，似乎要倒下去一样，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打得我一身是伤，硬叫我说认得你。我实在没办法！”

纲琳同志回头望着法官说：

“你们听到这个可怜的人说的什么？他是在严刑逼供下，无法忍受才乱咬人的！这证明他以前说的全是谎话。”

法官们宣布暂停审判，大约一刻钟后，一个獐头鼠目、颧骨很高的法官宣布：

“郭英即郭纲琳，应引渡交中国政府处理。”

纲琳同志被押上上海市国民党公安局的黑色囚车。

我同几位中外记者走出法庭，大家心头都很沉重。

一位外国青年记者说：“真了不起！这个近视眼的女犯人，比圣母玛利亚还伟大。对法官和那个可怜的证人，似乎比我们英国女王还有权威，我今天真看到了中国最了不起的女性。”

三

纲琳同志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后，由“特务股”担任审讯。在这里，她受到一些无耻的叛徒包围。这些贪生怕死的东西，昨天是“革命的战士”，今天却成为最可耻的也是最凶残的敌人。纲琳同志说：“他们好像夏天小菜场上的苍蝇一样，任何新鲜食品经过它们一沾染，即变成了有毒而腐臭的东西。”因此她对叛徒的一切花言巧语，全当成苍蝇的嗡嗡声；不但不理他们，而且用一切方法使他们无法接近。敌人还利用叛徒伪装成受难者，想骗取纲琳同志的口供，也被纲琳同志识破了。

她指着他们说：

“不要玷污了曾被祖国英雄穿过的囚衣，也不要玷污了这个仁人志士献身的祭坛。假如你们还知道羞耻的话，你们应当从这里滚出去！”

她组织受难者对这些伪装的叛徒进行了斗争，将这些两脚动物赶出了囚室。

经过了敌人的反复审讯，也受尽了不少折磨，纲琳同志望着铁窗外天空中正飞着的雁群对难友们说：“雁是很高尚的鸟，它们是合群的，它们也是最有组织纪律的，而且它们是最贞洁的！”

有位同志说：“可惜我们都成失群的孤雁了。”

纲琳同志说：“我们并不孤单！有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在希望着我们，有全世界被奴役的兄弟姐妹在希望着我们，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与我们一同作战，我们的党和同志们在继续战斗。在这铁壁高墙之外便有难以数计的人在呻吟，在怒吼。我们并不孤单！越来越孤单的是想用监狱的铁栏，将我们与群众隔开的那些卖国贼，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清道夫——国民党！”

她在这时写了“雁之歌”来鼓舞战友的斗志。

一九三二年她被移解到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是国民党统治得最严密的一座囚牢。可是纲琳同志却丝毫未减少她的活动。她仍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态度坚定地战斗着。由于她和好些立场坚定的同志的活动，使这阴森恐怖的看守所里多数人都充满着乐观的精神。她大胆而细心的工作争取了两三个看守人员对我们的同情。这时，她住在南京的兄嫂，常给她送些食物来。她自己吃得很少，大部分都送给其他难友了。特别是受过重刑，有病的同志，更受到她周到的照顾。她常写些小条子热情地鼓励同志们坚定信心。有一位女同志受刑很重，似乎难以坚持下去，纲琳同志握着她的手说：“我们是女人，要爱惜自己的贞操，我们是革命的战士，更重要的是爱惜我们的政治生命，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我们可以抛弃一切，决不能失去这个比生命更伟大的政治贞操！敌人要枪杀我们的身体，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决不允许敌人枪杀我们的灵魂！”

那位女同志答道：“我记住你的话，我的灵魂要永远与你们在一起，与党在一起！”

敌人不知对纲琳同志进行过多少次审讯，总希望从她口里找到一个姓陈的地下党的线索，以达到破坏我们党组织的目的。可是她没有一点口供，也找不到她一点犯罪证据。敌人最后只好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了纲琳同志八年徒刑，押到南京模范监狱执行。

四

到了模范监狱后，纲琳同志还是很活跃，参加并且领导狱中的多次斗争，抗议敌人对政治犯政治上、生活上的迫害，曾几次绝食。当时太平洋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牛兰和他的夫人汪得莉同志由英、美帝国主义授意国民党在上海被捕了，也移解到南京模范监狱。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激起了全世界、全中国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发出抗议，宋庆龄先生曾几度冒险到南京去探望牛兰夫妇。我们在监狱的女同志，便发起送一条围巾给牛兰夫人，由每个女同志绣一部分，将自己崇高的友情、深深的敬爱，用一针一线表达出来。纲琳同志也绣了一角，绣的却是她心爱的雁，展翅高飞的雁，象征着她们一定可以获得自由，在高空中飞翔。围巾上还绣了“松柏长青”四个字，表示她们好像松柏一样经得起霜雪的摧残。为了抗议敌人虐待牛兰夫妇，她们进行了五天绝食斗争。

纲琳同志在监狱中从未放弃斗争，也未放弃过学习。她尽可能设法买进一切可以买到的书籍杂志，与同志们一同阅读，而且认真讨论，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她在学习上花了很大功夫，她常说：“我们的理论基础太差了，做革命工作常感到不能胜任。单凭勇气是不够的，还要学许多有利于革命前进、能战胜敌人的办法。在外面工作紧张，秘密工作的环境使我们房间里不能放进步书籍，到了监狱里有时间，还可以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这倒是未料到的，只要我们掌握一门外国语做工具，我们便可大学革命理论了。”

纲琳在给她兄嫂的信中说道：“让我能得到些时间，求些我愿求的知识，直到最后一日。”

她自己学习，还帮助许多同志学习。她常说：“我们只有学得好，对敌人的打击，才能更有效！”又说：“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少了，革命凭忠心、凭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学会能战胜万恶的敌人的本领。”

监狱的生活，除了失去自由而外，敌人给我们受难者生活的折磨，是未曾经过这些苦难的人不能想象的。照敌人法律规定应发的囚粮（饭菜都在内）是每月四元五角，每天是一角五分。国民党当局层层剥削，发到监狱时每天便不到一角钱。监狱中的典狱长、科长、看守长、采购人员还要贪污一些；最后，只能买最坏的米，做半生不熟的饭。至于菜，不是老冬瓜便是烂茄子，不然则是发臭的菜干。饭中掺有砂子、稗子、糠秕。菜里经常发现虫、草秸和大粪。纲琳同志恨透了敌人这种无耻行为，她每天吃饭时，非常细心地将砂子、稗子都拈出来，洗干净放在铁窗边吹干，积存了几个月便把它做成一个枕头芯。她对同监的难友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将这枕头芯送到革命纪念馆里，让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下一代，都知道为了革命胜利，我们这些人过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生活；也让他们看看国民党的滔天罪行。每一粒砂子、稗子，便是我对敌人的每一分仇恨。”

敌人用很多方法，迫使纲琳同志的家属来劝告纲琳同志悔过自首。纲琳同志曾对她的兄嫂说过：“你们如果要帮敌人在精神上枪毙我，我便不是你们的妹妹了！我是相信真理的人，我是热爱我们祖国的人。现在国民党达官贵人最敬畏的洋大人我都不怕，难道我还会怕他们的走狗吗？死，我是从来不怕的，人总是要死一次的，但要死的有意义，有价值。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而死，是无上光荣！这一点是那些苟且偷生、甘心做奴才的人想不通的。因为他们是些活尸，是些徒然消耗布匹粮食的废料。他们有愧‘人’这个庄严的称号。他们只能叫做人类的垃圾。我想你们决不愿你们的妹妹成为那种废料，而是希望她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她在给她兄嫂的最后一封信里，很坚定地说：“我很安静。”“我不愿造一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之中。”“我永远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五

一九三五年，我党发布了有名的“八一宣言”。又经过“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国已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到处可以听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许多人民团体都要求释放政治犯。国民党这时也不得不说准备“大赦”，实际上仍继续玩弄反共阴谋。他们将许多刑期将满，应当恢复自由的政治犯，转到反省院。苏州反省院挤满了，南京又开办一个“首都反省院”，并对政治犯宣告：“反省院反省不好再加判刑期，送入监狱。刑期将满仍要送到反省院去反省。”威胁我们说：“不自首，不转变，不要想获得自由！”纲琳同志也与许多政治犯一同送到南京晓庄附近的“首都反省院”去了。反省院里有许多规定：强迫政治犯做纪念周、唱党歌，讲到蒋介石的官衔时要全场起立，经常要政治犯写文章、写日记、发表感想。敌人还利用叛徒和动摇分子，向坚持革命立场的同志进攻。敌人还在受难者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散布流言蜚语，来孤立坚定的同志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纲琳同志对敌人的这些阴谋看得十分透彻，她丝毫也不让步。她拒绝敌人对她的任何要求。敌人无法可使，拿出最后的毒辣手段，将她关在单人禁闭室里，与其他同志完全隔开。她在禁闭室里咬破指头，用血写“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而且早晚都唱《国际歌》。那响亮的歌声，很远的人都听得到。敌人就用很肮脏的东西将她嘴塞住，多次严刑拷打她。她一点也不放过敌人，大骂他们是卖国贼。

“七七事变”后，中共代表团已到南京。蒋介石对释放政治犯，仍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口里答应，却借种种理由来拖延，蒋介石对我们一些同志还秘密加以杀害。郭纲琳同志这时便由“反省院”转送到原判机关：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有名的杀人魔王那里。临行时，郭纲琳拿出一个纸包对难友说：“留着纪念吧！”谁也没有料到，里面包着一枚心形的铜片，上面刻着“永是勇士”四个字。

回到宪兵司令部以后，纲琳同志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号子里：“甲所十一号。”这个号子靠近看守所的铁门，只有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犯人才会被关进这个号子。难友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等死台”，纲琳同志到此也自信必死了。

看守来告诉她说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要与她谈话。她被引进到看守所姚所长的办公室里，那里坐着两位国民党的官儿，看守人就退出去。

姚所长叫她坐下，接着就说：

“今天你很荣幸，中央党部游代表与你谈话。你的问题很严重，想来我不说你也会明白的，但在这个时候特派游代表来与你谈话，这是你的最后机会，希望你不要再执迷不悟！……”

接着那姓游的便大吹一通：国难当头，应团结御侮，现在全国上下，都拥护本党抗日，都拥护国民政府，都拥护三民主义，都拥护蒋委员长。中共已经投降，不久即将通电全国。朱、毛早已归顺了，即将公布文告。你们这些小党员本来没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更难体会到局势的变化。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便特别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道：

“这也难怪你们，何况久居囹圄，与世隔绝，报纸杂志都难看得到，对局势变化，你们自然是难以推想的。红军经过长征，损失殆尽，苏维埃区域全为中央克复，中共全国秘密组织早已全部破坏。由此可以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适合我国国情，所以朱、毛均愿放弃阶级斗争，拥护我党之领导，听从蒋委员长之指挥。现在我代表本党对你恳切劝告，只要你决心悔过，即可法外施恩，恢复你的自由，并量才重用。如果仍然执迷不悟，那是你自绝于党国，你个人的前途，着实不堪设想了。何去何从，请你立即答复！”

纲琳同志已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并在上海打起来了。在得知这消息以前，她已从难友口中知道“西安事变”取得和平解决，全国人民要求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国民党的“根绝赤祸案”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文章，她已看透了这个所谓国民党中央代表的一派狂言，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是无过可悔的人，搞得中国国弱民贫的是你们不是我。将祖国东北丢了，华北特殊化了，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了北平，炮口对着上海，是你们国民党对外不抵抗政策所致。有罪的是你们不是我。你们危害了国家，反倒加我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你们是祖国的大罪人，你们却要我向你们悔过。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人的良心，你们还有一点所谓良心，你们还会知道一点羞耻，你们应该向全国人民请罪，乞求全国人民的谅解，取得全国一致对外，人民允许你们带罪立功，你们才有前途！不然真是不堪设想了！你们害得大半个中国人民都处在国破家亡的境地，你们丝毫没有一点诚意，还要在我面前来玩花枪，施骗局，真是岂有此理！依我来看这是你们的最后机会，人民已经忍受够了。你们还想照旧统治下去是不可能了！何况敌人的飞机炸弹威胁在你们头上，如果你们不想立即投降去与汉奸为伍，那你们应幡然自觉，放下你们十年‘反共’的屠刀，向人民投降，归顺我们，跟着全国人民去抗战！两条道路摆在你们国民党人面前，何去何从，我想也不是你这可怜的芝麻大的官儿可以做主的！”

纲琳同志最后很严正地告诉那位代表：

“个人的生与死，我从不考虑，祖国的存亡时时在我心头。你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早已决心将自己献给祖国，为她的独立自由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样做，我感到骄傲，我感到光荣，我感到伟大！”

那位中央党部的代表，被纲琳同志说得理屈辞穷。老奸巨滑的姚所长在旁边，感到形势不佳，对纲琳发话了：

“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你完全辜负了党国的好意，你忘记了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谁是囚犯，谁是长官，你还强词夺理地训斥人！”

纲琳同志打断了他的话说：

“既然中央党部派代表来与我谈话，你这小小狱卒身份的人便无权插嘴。忘记了身份的是你不是我！至于说到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那要看谁的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的政策能使国富民强而定！”

这个狗腿子似的看守所长虽说年已半百，可是有些肝火旺，他说：

“你们不失败为何变成了囚犯呢？”他满以为这句话可以将纲琳同志的嘴塞住。

“胜败乃兵家常事。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上还写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为什么说‘尚未成功呢’？即是过去革命都失败了，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是革命的事业，是史无前例的事业。但革命是人民所需要的，最后一定成功。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只要他最后一仗打得好，他还是胜利的将军！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但却是临危受命，被虏不屈，无愧于祖国和人民。决不能说：有一些战士牺牲了，被俘了，便认为革命失败了。我认为这是换取胜利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位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这时似乎是一个被打昏了的斗拳士，现在从地上爬起来，向着他的对手说：

“你愿意将你青春的生命，消灭在监狱里，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去换取胜利。不过谁又记得你呢？谁又会说起你呢？这完全是梦呓！”

纲琳同志说：“我从来是清醒的。我从不说梦话。我为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献出我的生命，献出我的青春，献出我的一切；我并未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人们忘记一切，朝着自由幸福的路上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上前进，朝着为人类求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我相信我国人民是勇敢的人民，决不会永远为内外敌人所奴役；我相信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的人民，他们一定会竭忠尽智地用一切有效办法打碎身体上和思想上的枷锁；我相信我们的人民是最勤奋的人民，他们今天会将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保持住，明天会将她建设得更加美丽，放出夺目的异彩！你们这些人类的废料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人民却会理解我今天斗争的意义！”

那位被纲琳同志斥责为芝麻大官儿的看守所长，现在却显出“威风”来了。他好像是《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一样，甘愿承认自己是“奴下奴”，他耸耸两肩站起来说：“你既然不接受党国的训导，你就不要想活着出这里的大门，对于坚不悔过的人，一定依法严加重处！”

“我很知道你们‘只许错杀，不许错放’的毒辣政策，你们这个大门是有名的‘活的进来，死的出去’的最阴森的鬼门关。我知道有些没骨气的软弱的青年，曾上过你们威胁利诱的当，你们在政治上强奸他们，精神上枪毙他们，弄得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你们将他们当做鹰犬来使用。至于说到依法严处，那一点也吓不倒人。你们连你们自己的法也不依，你们用严刑拷打一切受难者，这是根据什么法？你们逮捕了人押在你们特务机关受罪长达两年之久，迟迟不交法庭审判，又是依的什么法？你们天天用死亡威胁我，已经五个年头了。直到今天，敌人的炸弹向你们头上扔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致命威胁的时候，你们口里不得不讲‘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实际上却以全副精力来对付我们革命青年，扼杀抗日救亡的战士。你们的行为只能受到日本强盗的赏识，必然引起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憎恶，必然引起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对你们的斥责！”

那位官儿，这时气得脸青面黑，对看守所长说：

“对这个犯人，你们一定要用尽一切办法，打下她的嚣张气焰！懂不懂？！”

姚所长连忙说：“是，是，是。”

自这次谈话之后，敌人对纲琳同志，搬出一套最残酷的刑具来。今天吊，明天打，已是家常便饭了，并多次威胁要枪毙她，纲琳同志知道敌人不会放过她。本来听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消息而带来的一线生的希望，这时也幻灭了。纲琳同志用血在墙壁上写道：“坚持立场，为革命而牺牲！拥护真理，为正义而流血！”

敌人用酷刑来折磨纲琳同志，又怕她责骂，先用烂棉花塞住她的嘴，纲琳同志在昏死后又醒转来时，仍大声高喊“打倒国民党！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党！打倒残害救国青年的国民党！”

敌人最后用马粪塞住纲琳同志的嘴，给她吃发臭的食物，纲琳这时只有使用了受难者最后的武器—绝食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经过月余的极端苦痛的生活，纲琳同志全身浮肿。即在此时她还是斗志昂扬地高唱着《囚徒之歌》：

磨砺啊，锻炼！

勇敢啊，奋斗！

总有一天那红旗，

会随着红日照遍全球！

总有一天那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