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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生活能力

2016-12-06成旭梅

师道 2016年11期
关键词:周敦颐精气理学

成旭梅

木心先生上文学课,常会说,今后诸位走访列国,必要熟读该国的人物与史迹,有备而去,才是幸福的出游。“幸福”的意义,在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的心里,不是取决于一笔不菲的旅游费用,也不在旅游对象的热门程度,而在自己的兴味里,和因为充备了文学的人生。

我总以为文学是一扇门,而非什么台阶。门的意义在于隔绝与不隔之间,门的情趣在于可锁闭可虚掩可洞开,它不像台阶那么有指向性与目的性,它也不像台阶有绝对的高低之分。所以文学总表现为一种可以自主的开放与宽容,正是因为这种宽容,文学才显得和蔼大度脉脉有情;文学也表现为一种可以间隔的距离,正是因为这种间隔,文学因有远观之美与旁观之清;文学还表现为一种断然的锁闭,将我们肉眼所以为的真实世界裁断在一门之外,文学因而成为一己精神的安栖之所,一个可以独立自守的情操,一个向内的更为单纯的真实世界。

可是我们对待文学往往是轻佻的。我们总是漫不经心地拨弄那些书页,寻找着挑逗刺激的字眼和情节,随意地遗弃那些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的叙述,更把作者深深隐藏了痛苦抽象了泪水的文字排拒在身体性的乐趣之外。我们生活着,在文学之外;或者,自以为凌驾于文学之上。

难以想象那些灵魂是怎样存活下来的。

“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一个敲骨有声的汉子形象,在历史里站立起来。这是一则清官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垂名学界的北宋理学创始人,他曾一手培出了宋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二程(程颐、程颢),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是他的再传弟子,但我们更熟知他的《爱莲说》,并以此恭敬地授予他文学家之名,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在一个历经唐末五代之乱,儒学大坏,信仰缺失,道德沦亡,廉耻尽失的年代,周敦颐等一干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周敦颐的理学成就远胜于其并不繁盛的文学创作。但在其并不蜚声的文学创作之外,周敦颐却为我们链接了从屈原到鲁迅的士人精神:“制芰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的温婉披带,在周敦颐笔下烈炼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在他的31代孙周树人,更有斩截之作:“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去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这是一个怎样超越的士子?他会在政治上相当强硬。“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独与之辨”,王逵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终使得“逵悟,囚得免”。他也会在生活里闲适浪漫。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55岁已在暮年的北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来到南康(今为江西星子县)任南康知军。时值夏末,庐山东林寺内池塘里莲花盛开,满寺飘香。周敦颐信手赋诗:“佛爱吾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轻意味,不上美人头。”而知识分子的情怀令他始终清洁自守。一年后,周敦颐以年迈体病辞官,他又来到他喜爱的庐山,创办“濂溪书院”,开学讲道,传布理学思想,在其书院“爱莲堂”里,周敦颐写下了那篇端方清洁的《爱莲说》。

人在文学里纯粹了,还是人纯粹了文学,不可得而知。但人与文学的奇妙遇合而生的纯净之美,绝唱在历史里,便是一种精气。

文学是有精气的,这精气,我总觉得有一丝飘渺世外的诡异,令人不问虚名功利,不为俗态世味所系,自有一种炽烈的热爱与豁然的大快乐。

所以会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稚真。有多少文学认真躲在小楼?

伍尔夫喜欢长时间站在书案前写作,对家事不闻不问;雪莱常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地读书长达16小时;菲力普·贝松认为写作就像怀孕,在作品完成之前决不能提起,否则就有可能“流产”。弗朗索瓦·韦耶冈喜欢把切肉的小案板放在膝盖上写作,而且由于需要安静总是在夜里工作,他经常从晚上10点钟开始,一连写上12个小时,不想知道太阳是否已经升起。博尔赫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一生基本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几乎没有正常人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精气,我只是心痛文学流失在“用”之外,流失在我们用空虚堆积起来的那一种极精致的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之外。我们读文学,却正在消解着文学应有之义。

我们是否拥有文学生活能力——大约可表述为一种文学面向生活的生殖能力,或可表述为以文学的态度诗意栖居在抹布一样的生活中的能力?人生从来不乏苦味,但文学建筑起一个意义的风景,对此,史铁生说:“所谓苦难,事实上人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即做着一种绝对的努力,但最终你会发现你的处境一直在一种相对的位置上。”王书亚说,“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在一切事业中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文学,成就了我们超越苦难的人生历程。

亚伦·杰柯布出了一本书,到了中国叫作《我该如何阅读》,这是个很教条的翻译,把阅读变成一个牵涉到一个应然范围的事,这跟他的本义有很大的出入,书的原名其实叫做《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亚伦的原意是在指出,在分心的年代,在让人不是那么专注的年代底下,阅读的关健词其实是Pleasures,是乐趣。那么,文学生活的“乐趣”在哪里?

想起杨德昌《一一》里的那句话来:洋洋对爸爸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看不见自己的背面,那我们不是永远有一半事实不知道吗?文学,就是把人们不愿面对的生活摆在人们面前,叫我们已平静下来的心又烧起来。文学的叙事镜头总是那么冷静又温婉,它模仿的正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不正是这样冷漠而散乱地背对着别人和自己的生活吗?如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观察一位朋友。几周、几个月,他忽然进入你的生活,然后消失。你活你的,好像世界上没有他。某个时候他又钻出来了。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的全貌,甚至天天见面的亲人的。几分钟、几个小时,她又钻出来了。之间,你仍然活在没有她的空白里……唏嘘着,叹惋着,心痛着,文学咀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咀嚼着文学咀嚼过的生活。

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臣服于人类的感官享受?文学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当我们这样认真询问的时候,我们正在考量着我们的文学生活能力:看着文学在我们面前枯萎;或我们在文学面前凋零;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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