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

一人教书，养活九人

民国时期，教师工资以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为最高。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里，用详实的数字说明了当时“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以广东为例，1932年公立学校的中学教员待遇开始改为“月薪”制，其中规定：初中教员每周任课18—22节（每节课45分钟），月薪60—80银圆，约合1999年人民币1800—2400元；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1999年人民币2400—4800元。而同一时期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为100—200圆；国文、英语、算学三科的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

上述两地的教师收入算高吗？我们对比一下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全国各地到北平的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4到6圆。再举一个案。1935年，著名作家杨沫和丈夫马健民租住北平一个小四合院，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校对编辑，月薪20多圆。当时的消费情况如下：每月房租6银圆，菜金8银圆左右，有时花l角钱买点儿猪肉（1银圆可买7～8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当时的杨沫刚生孩子，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马建民一人收入维持。对照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难看出当时教师待遇的可观。

前不久，读《朱东润自传》，这部五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更具体地记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学教师的待遇。1917年，22岁的朱东润先生辞去在上海《中华新报》的兼职工作，乘轮船经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广西第二中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英文教师生涯。朱东润在梧州任教，月工资是广西纸币100元（相当于上海通行的硬币约90元）。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员的待遇不一样，总体还不高，大多采用“时薪制”，即根据课时付给薪水，比如，周作人在去北大的前几年（1913—1917年），任教于浙江第五中学，月薪50元，后因为增加课时，提高到月薪68元，同时每超工作量1小时，另加薪1元。直到1923年正式施行新学制后，全国中小学教员的待遇才明显提高。不过，据我的估计，当时地处偏远的广西梧州，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可能高于全国的多数地区。

三年下来，朱东润单靠教学收入（这段时间，朱东润业余不再译书），居然解决了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物质难题。首先，全部还清了他在上海读中学那几年亲戚们给他的资助；其次，在苏州老家，从伯父手中购买了五间旧屋，并改造装修好，供母亲居住，和自己结婚之用。其三，也是那几年最大的一笔开支——负责大哥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费。（因为大哥早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也就是说，朱东润一人在外教书，至少养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九个人。

1919年暑假朱东润离开广西梧州，转回离家较近的南通，在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员，同时在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兼课。不久，朱东润有了两个孩子，但大哥一家子的负担照样靠他的教书收入支持着。当然，在南通，因为身兼两校功课，一周有24课时，工作量不轻。话说回来，那时的教师虽然课时比较多，但考试压力几乎没有，平时也不需要对付各种会议和检查。总体上说，工作负担应该不特别繁重。

民国这段时期，中学教师的待遇如此之高，在今天的许多教师看来，大概有点天方夜谭吧。

宽大忠恕的教导

吴宓曾在日记里，将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女性比作不同的饮料，有的如白开水，有的如酒，有的如仙露，有的如茶。被吴宓喻为茶的毛彦文，是民国的大才女。1920年，毛彦文考取了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外文系，在同乡长辈毛子水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已名满中外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从此毛彦文与胡家一直往来。

1925年，毛彦文嫁给年长她30多岁的民国前总理熊希龄，轰动一时，传为佳话。两年后，熊希龄不幸去世。1947年12月25日，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大公报》《华北日报》等著名报纸纷纷登出纪念特刊。胡适、林宰平、沈从文、朱经农等名流纷纷撰文纪念。毛彦文也亲自写了一篇十分沉痛的悼文，并慎重地把这篇纪念文章拿给胡适看。胡适读到文中一句话：“世态炎凉，先夫一手提拔起来的某显要人物，往时对先夫恭敬趋奉，视如父执，迨他弃世后，即不通讯息……”当即对毛彦文道：“至诚文字不能改，不过我把你提及某君一段删掉了，人已去世了，何必得罪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指的是谁。”半个多世纪后，毛彦文想起胡适当年的劝告，不禁道：“这是胡先生给我宽大忠恕的教导，永志难忘。”这段曲折的故事，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有较详的记载。

我想起多年前认识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早年当过十几年的小学和中学教师，后转做行政工作，还当了不小的官。退休后，老先生回到家乡小县城，深居简出，淡泊名利。他把大半生的经历，写成一部回忆录出版。一次，和老先生喝茶闲聊，老先生谈到几十年前他被派往某中学当副校长，不久，校长病重做手术，术后回农村老家疗养。老先生和同事们前往探望，却惊讶地发现，校长刚建成一栋非常漂亮的楼房。老校长的“家底”大家是清楚的，但谁也没人说什么。半年后，校长去世。于是，学校教师中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前几年学校大搞基建，校长把大量的建筑材料运往自己老家，还让建筑队去替他建房，结果“食之不得下咽”，得不到善终。说完这段旧事，老先生忍不住一阵唏嘘，不无惋惜道：“其实那校长人蛮好，也实干，可惜啊可惜，就差在这点上。”

关于这位校长的一些情况，我在老先生的回忆录里早已拜读过，知道校长对那所学校的贡献，以及后来遭遇的不幸。至于他贪污的事，在书中却只字未提，这是第一次听老先生亲口说出。我有些遗憾地对老先生说：“您在书里为什么不揭发他？您如果把这些事写进书中，多精彩啊！”

老先生喝着茶，淡淡道：“他当时家境也确实困难，一家老少几口人都靠他一个人那点工资……再说，都是陈年的老账了，何必重提呢？”我一瞬间感到内心被什么触动着。

当我走出老先生的家，夏日的夕阳晾在小巷的墙壁上，像一副古老的油画，柔和而沉静。

启功的“恩”师

家境贫寒的启功，初中毕业便无法继续升学。1933年，经人推介，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不久，陈垣先生推荐启功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任国文教员。两年后，由于中学教员资格不够，启功被解聘了。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欣赏这位年轻才俊，毅然安排他在辅仁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

陈垣不仅解决了启功的职业问题，还悉心向启功传授一些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上课须知”：

1. 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 万不许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为主。

3. 不要发脾气。

4.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要设想学生会提什么问题。

5. 不要总在讲台上，要到学生间走动，纠正他们的错字，也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

陈垣还多次提醒启功：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艰涩，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已看不起。

这些“上课须知”，称不上什么教育理论，但对启功的启发和影响极大。尤其写字方面的一再提醒，对于督促和引导启功不断朝书法上发展，功不可没。据启功追忆，他早年写字也是比较随意的，功力更谈不上。一次，他在批改学生作业时，陈垣对他说：“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这句话给启功强烈的刺激，从此发奋习字。

陈垣给启功最大的财富并非这些。抗战胜利后，辅仁大学某教授出任北平一局长，想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一位帮手，以负责一个科室的业务。他看上了启功。启功向陈垣请教。陈垣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道：“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陈垣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仕宦。”陈垣乐了：“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启功如醍醐灌顶，回家后立即写了封信，向某教授表示感谢，谢绝了他的好意。启功不放心，把信请陈垣过目。陈垣看后只说：“值三十元。”那时的三十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但在启功眼里，这三十元不是银元，是金元。

随后读到何兆武先生一篇怀念历史学家向达教授的文章。说的是，有一次，向达和汤用彤先生闲聊，向达困惑地问：“为什么人一做官就变坏了？”哲学家汤用彤答道：“不是人一作官就变坏了，而是人一变坏才去做官。”按照两位先生的观点，不管怎样，那时的启功差点变坏。

文中，何兆武先生接着说到1935年的一则旧闻：汪精卫被刺未遂，索性辞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一职，由蒋介石继任。刚上任的蒋介石自然想网罗一些知名学者到南京做官，包括时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历史学家蒋廷黻等。有位记者问北大的美籍教授葛立普，对此事有何评论。葛立普表示不赞成翁文灏去当官，理由是：“中国人能做官的太多了，能够做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就只有Dr.翁一个人。”

如果套用葛立普的话到启功身上，便是：中国人能做官的太多了，少一个启功处长或司长不算什么，但称得上“启体”书画的人就启功一人。

难怪晚年的启功在回忆中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1988年8月启功义卖书法绘画作品，筹集基金200多万，为北师大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