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黄金富

惊才绝艳，时乖命蹇
——明初诗人高启的人生悲剧

●江西 黄金富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1961年11月6日,毛泽东曾专门让秘书田家英查找这两句诗的出处。能写出如此佳句，并让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诗人，他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高启。这两句诗出自高启的 《梅花九首 （其一）》：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究竟好在哪里？

大雪满山，月明林下，一派澄澈清新之境；再加上高士、美人，潇洒出尘，可谓清词丽句，意境高远。两句都用了拟人化手法，来形容梅的姿态。前句是雪天的梅姿，强调的是梅（高士）之清高；后句是月下的梅姿，突出的是梅（美人）之秀美。而且一为“卧”，一为“来”，有静有动。与前人相比，不写梅花之色、梅花之香、梅花之傲雪凌霜，专写其神，写出了梅花清高、遗世独立的精神韵味。

高启 （1336－1373），字季迪，号“青丘子”，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在明朝文学史上，与刘基、宋濂并称 “明初诗文三大家”，同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然，其他三杰与高启相比，逊色远矣）又与王行等号 “北郭十友”。明洪武初，他被荐参修 《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深受朱元璋欣赏，受命教授诸王，很快拔擢户部右侍郎。后因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牵连获罪被诛，年仅39岁。

高启的死，虽没有明初胡惟庸案、蓝玉案那样天下轰动，但是作为当时在江南颇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死不仅对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而且直到今天都很令人叹惋。

一

高启是一个天才诗人。他才思敏捷，16岁参加宴会，即席命题作诗，一鸣惊人，颇有曹植七步成诗的惊人才情：

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

逾垣为惜酒在尊，饮余自鼓无弦曲。（《题倪云林〈竹木图〉》）

这首诗，在规定的时间内，限定“木、绿、曲”三个韵脚，通过巧用战国初年魏国名士段干木越墙逃避晋文侯和晋人陶渊明弹无弦琴的典故，表达自己恬淡潇洒、异于常人的志趣和追求，非常见功力，当时就赢得众人惊叹。

高启在艺术上既善于学习传统，又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纪晓岚称他：“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他还敢于创新。比如《水上盥手》，将前人从未写、或者不屑于写的洗手这些琐事，写得富有情味，既能见出诗人对生活美的敏锐感知，更见其非凡才情、创新勇气：

盥手爱春水，水香手应绿。

沄沄细浪起，杳杳惊鱼伏。

惆怅坐沙边，流花去难掬。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高启的诗都得到了众多大家名家的普遍赞誉。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瓯北诗话》）。

那么，高启的诗歌艺术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这却一言难以蔽之，因为他的风格太多了。陈田的 《明诗纪事》里说他“诸体并工，天才绝特”。这当然首先是源于他师古多且精，达到几乎可以乱真的境界。比如他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全篇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前人认为放之青莲 （李白）集中，未必有异。再比如他的自题名篇《青丘子歌》：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诗如长江大河，倾泻而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尽情抒发自己蔑视功名富贵，但求自由自在地读书写诗的人生理想，给人酣畅淋漓之感。与前后七子之典故堆砌、佶屈聱牙可谓迥异。赵翼说：“李青莲诗，从未有能学之者，惟青丘与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这首模拟李白 《将进酒》所作的《将进酒·君不见陈孟公》，正可谓形神兼备，恍如青莲再世：

君不见陈孟公，一生爱酒称豪雄。君不见扬子云，三世执戟徒工文。得失如今两何有，劝君相逢且相寿。试看六印尽垂腰，何似一卮长在手。莫惜黄金醉青春，几人不饮身亦贫。酒中有趣世不识，但好富贵亡其真……

高启的诗还有很多清新明丽的山水田园佳作。如七绝《春暮西园》：

绿池芳草满晴波，春色都从雨里过。

知是人家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

这首诗题为 “春暮”，但看前两句，还以为是春意正浓，池塘碧波荡漾，芳草茂盛，春雨绵绵，一派清新明丽之景。但是其中就是没有写花，却暗藏着“春花”凋落之意。当第三句一转，写到春花落尽之时，本以为平淡无奇，却在最后突然来一句 “菜畦今日蝶来多”，令人不得不击节赞叹：春花已谢，蝴蝶无花可采，只能去采菜花——以蝴蝶起舞于菜花丛中，暗示暮春已至，构思何其新颖、巧妙！全诗不唯清新明丽，且构思精巧，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的这类诗还有很多，比如《黄氏延绿轩》：“葱葱溪树暗，靡靡江芜湿。雨过晓开帘，一时放春入。”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春天挡不住的勃勃生机。再比如《山中春晓听鸟声》：“子规啼罢百舌鸣，东窗卧听无数声。山空人静响更切，月落杏花天未明。”写山中之静谧，颇得王维《鸟鸣涧》之神韵。

当然在高启的诗里，也不乏雄浑劲健之作：

水银为海接黄泉，一穴曾劳万卒穿。

谩说深机防盗贼，难令朽骨化神仙。

空山虎去秋风后，废榭乌啼夜月边。

地下应知无敌国，何须深葬剑三千。（《姑苏杂咏·阖闾墓》）

传说吴王阖闾死后耗费无数人力修墓，并随葬名剑三千。本诗即写此事，暗含讽刺，但全诗语言苍劲，意象阔大，颇见雄厚之美。

高启的大型组诗，也足见才力。除了最著名的《梅花九首》，还有《梅花六首》《竹枝歌六首》《观军装十咏》《读史十首》等等。《姑苏杂咏》系列组诗，洋洋洒洒更是达到一百二十三篇！其喷薄之才情，令人惊叹！

可惜天不假年。未及“熔铸变化，自成一家”，高启便身罹巨祸，惜哉！痛哉！

二

明洪武七年（1374年），上任不足两年的苏州知府魏观和幕僚高启、王彝被逮送南京。不久传来消息：魏观和王彝问斩，高启以腰斩处死。据明祝允明《野记》载，还不止拦腰一刀，而是 “截为八段”！

被腰斩的人都不会很快死去。高启趴在地上，挣扎着一连写了十多个“惨”字！

高启一介书生，为什么会遭此惨祸？

洪武六年，魏观奉命任苏州知府，与高启往来密切。魏观到苏州后不久，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修建知府衙门，并请高启写 《郡治上梁文》，此事被人告发——因高启文中描写建筑有“龙蟠虎踞”之句，犯了朱元璋大忌。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据《明史》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只是导火线，祸根早就埋下了。清人徐轨认为，正是高启的《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触及宫闱隐私，暗示皇帝荒淫。

史料记载，朱元璋非常厌恶《青丘子歌》中“不闻龙虎苦战斗”一句。朱元璋为何厌恶这句诗？因为高启写这首诗的时候，朱元璋正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有时处境很困难。龙兴之主在出生入死之际，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

朱元璋非常敌视江南文人。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江南一带的文人始终怀念张士诚开明的政治环境以及优待文人的政策，朱元璋当然痛恨不已。因此朱元璋极力加强对文学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一方面大力招揽名流学者进入朝廷，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消灭那些不肯合作的文人，最后在文学上形成了著名的 “馆阁体”：只准歌功颂德，不准个性化的创作，更不准批评讽刺。

高启明知政治环境如此，却犯禁作诗讽刺，这就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人的性格。高启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清高孤傲、洒脱不羁。虽不至于狂放，但在“洪武”那个特殊的年代，稍微逾越即是死罪，其命运可想而知。

比如在他的自抒胸怀的名作《青丘子歌》中，任性之气溢于言表：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

还有一件事情可见其放纵不羁的性格。朱元璋早在洪武二年就招揽高启参修《元史》，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同时承担了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洪武三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当众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可就在朝堂上，高启竟拒绝接受任命！

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自己年少，才35岁；二来自己一介文人，没有实际政务经验，恐怕难当户部的大任。高启的这两条理由都还说得过去，朱元璋心里虽然不快也不好说什么。但高启接着说的一番话，激怒了朱元璋。高启说自己心力疲惫，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放归山林”。公然违旨，已经是人臣大忌。更何况是朱元璋？不羁的性格早已种下祸根。

三

李世民曾经评价司马懿：“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意思是：温和的光芒与尘土一样不张扬，顺应时势，屈伸舒缓；敛鳞藏翼蓄志待时，随时关注风云变幻。

这是一种低调收敛、不露锋芒的处世哲学。

我在想，高启如果能再智慧一点，他就应该明白：要么彻底进，要么彻底退。他进而又出，已然错误；退而不甘寂寞，与官员、名士交往，更是错上加错。倘若他在朝堂之上公然抗旨之后，就此和光同尘，鱼潜深渊，鸟藏深林，也许一切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唐朝李泌能写诗作文，能治国安邦，能退隐山林，可谓拿得起，放得下，正合李白所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高启很聪明，知道建不了功业，于是放手；但问题是他始终在心里牵挂着。虽然辞了官，却只能算是半退——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他做事做人的风格并没有变化，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辞官不合作的态度，已经多么严重地刺激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吟诗作赋，一如既往地与官员交游、与名流来往。所以，他的辞官只是学了一个“形”，因此，不仅没有远离风波，反而加速了死亡。文人胆小又不甘寂寞，进时不敢进取，退又不甘全退；放下了“利”字，却始终放不下一个“名”。在不该矛盾的时候矛盾，在不该彷徨的时候彷徨，鱼与熊掌欲兼而得之，不会审时度势选择进退，缺乏见微知著的智慧——这是高启的悲剧，也是过去很多文人的命运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