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论晚生代命名的尴尬与动机

李颖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晚生代”作家群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坛，引起了多方面的热切关注，围绕这一作家群体的命名也产生了不小的论争，一方面这种命名的论争使作家群体呈现出尴尬的状况，另一方面却也为这些作家们赢得了更多的关注。本文主要立足于这种矛盾的现象，分析这种尴尬形成的原因以及各种命名背后的学术动机以及市场动机。

命名的尴尬；学术动机；市场空间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上的拨乱反正，文学界也开始进入变革的重要时期，文学一度呈现出复苏的态势，文学思潮和流派不断地涌现，为我们所熟知的有“伤痕”、“反思”、“改革”、“先锋”等。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变革逐渐向着文化变革的方向转变，由于政治以及文学本身等多种原因的作用，文学的现代性在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却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因而一度陷入困境，而这种困境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似乎是文学内部的秩序慢慢被认可，文坛逐渐趋于安定，正如韩东所说：一桌子酒席已经摆好了椅子，排好了座次；另一方面文学再度被边缘化，西方大量思潮的涌入在促使文学朝着繁荣发展的表象行进时，也解构和边缘化着文学自身的审美与价值，此时作家群体性的写作行为难以再次完成文学新的突破。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新的现实也造就了新的叙述方式和写作风格，“晚生代”作家群在这种文学环境下的登场成为了九十年代年代文坛的重要事件，因此才会引起人们超乎寻常的关注热情。

我们这里所谈的晚生代作家群大致包括：以南京为中心的韩东、朱文、鲁羊、毕飞宇等；以北京为中心的邱华东、徐坤、林白、陈染等；以广西的东西、李冯、鬼子；湖南的何顿等等，这一点通常为评论界和研究界所认同，但这一群体的命名却引发了各种的论争，至今也未有定论，评论界和研究界对其的命名大致有“晚生代”、“新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群”、“文革后一代”、“断裂的一代”等等几种说法，不同的命名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的论争，也是不同动机的外在表现。

1 命名的尴尬

新时期以来的写作通常以群体性进行，其创作内容、风格等方面具有相似和共同性，因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我们通常可以用流派和作家群体串联起来，比如为我们所熟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先锋派等等，这些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命名通常为评论界、读者等广泛接受，没有出现较多争议和质疑。然而以群体性创作命名来串联的文学史在20世纪末却出现断裂的困境，因而晚生代的命名也引起较多的争议，出现“晚生代命名的尴尬”现象。①

所谓“晚生代”作家这一称谓是由陈晓明博士于九十年代初期提出，并得到了洪志纲、葛红兵等人的积极响应，起初这一称谓是用来描述先锋派群体，之后被挪用以指称邱华东、韩东等作家，陈晓明认为因为他们与苏童等先锋派作家相比，不进更加属于当代生活的迟到者，而且更加摆脱不了艺术史和生活史的“晚生感”②，很多评论家认为晚生代区别于其他作家群的标志在于他们写作的题材以反应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为主。虽然这一指称暂时在文坛站稳了脚跟，但质疑和争论之声仍不绝于耳：李冯作为晚生代代表作家，其作品却大多与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无关，韩东很多作品也取材于知青题材，因此以题材为标准很难成为衡量、区分作家群体的标志。

“新生代”作家群是目前除“晚生代”外最常见的一种称谓，这一概念是由著名批评家李洁非的在《新生代小说(1994-)》一文中提出，并且用“欲望造就的文本”、“平面写作”、“个人化叙述”等概括新生代的写作特征③，扩大了这一群体在文坛的影响，但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新时期的文坛，“他们诗群”、“非非主义”以及一些新锐散文家等也会被评论家称之为“新生代作家”，因此这一指称不够严谨，正如徐坤所言：“毋庸讳言，新生代只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笼统而过度性的概念”④。

“60年代出生作家群”因1994年《青年文学》开设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而得名，主要根据作家的生理年龄来进行划分。这种命名的划分依据存在明显的弊端，同样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余华、苏童等人被排除在这一群体之外，而这一群体中的张旻、何顿却出生在五十年代，因此这一指称概念较为模糊；同样概念模糊的还有“文革后一代”作家的称谓，也就是所谓的“红色时代的遗民”，这一称谓为作家自己命名，但“文革后一代”究竟是生于文革后的一代，还是成长于文革后的一代，亦或是在文革后开始文学创作的一代，都存在较大的歧义。此外还有“断裂的一代”、“新状态”文学等称谓。但都有偏狭之嫌，中国批评界第一次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面对一个创作已然成熟的作家群体，评论家依然在为对其的命名而争论不已。

2 命名的动机

在“晚生代”作为一个文学事实存在的同时，接连不断的命名之争也并非是评论界的无能。文学自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思潮的涌现造就了主题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个体自主意识增强，文学审美差异较大，对于晚生代作家而言，他们成长的背景与创作的环境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因此面对这些个体意识很强的群体，很难再用过去一刀切的命名方式来操作。在这种情形下的命名之争，其动机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是就评论家而言是为了争取对这一作家群体的命名权，而是就作家而言是出于市场空间的考虑。

纵观整个文学史，一代代的作家都是与一代代的评论家相互联系的，作家的作品为评论家们提供了资源，而评论家的评论也为作品的知名度提供了渠道。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评论家而言，九十年代之前有成就的作品已经被老一代评论家研究，进一步阐释空间被挤压，九十年代评论家必须找寻与之有共同成长经历的一批作家群，那么从学术动机来讲，首先要赢得对一批作家的命名权，才可以对其进一步诠释。比如提出晚生代指称的陈晓明，当他意识到先锋派作家不能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批评空间，便把这一称谓连同之前用在先锋派上的理论、审美等直接挪用到韩东、邱华东等人身上。“…探析新的创作动向，挖掘新的文学人才，这是评论家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却也成为了新一代评论家急于为一批尚未成名的作家进行命名和阐释的职业动机”。⑤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盛行使得文学与商业炒作和市场效应联系紧密，一方面当个体不足以成为一种现象，不足以博得众人眼球时，那么群体性的出现则可以造成一种市场效应，加上各种商业炒作和包装，甚至可以形成一种轰动的市场效应，这意味着拥有群体性名称的作家可以进行捆绑“销售”，更容易出现在报纸期刊之上，以增强其姓名和作品的曝光率，从而获得较大的生长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先锋派小说形式语言方面的创新在满足了读者一时的好奇品味之后也快速地被弃之脑后，遭到读者的阅读拒绝，这一现象也给九十年代崛起的小说作家群体很大的启示和教训：文学创作在考虑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艺术性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文学再难以独善其身，遵循市场规律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尽管晚生代作家一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但在对待被归于一类写作群体的态度上，较之于过去作家的不满已经发生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一方面晚生代作家群拒绝着被设定的各种命名和定位，但另一方面也在享受着这种命名带来的种种利益，在这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之中，在文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而获得发展空间是晚生代接受命名的市场动机，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以上本文对晚生代作家的命名之争和各种称谓做了一番梳理，虽然最后以晚生代这一称谓作为所谓的正统，但依然争议不断，争议的背后是社会文化背景的更迭带来的两难的境地，尴尬的处境和艰难的选择更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这种争议一方面确实对中国就是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起到了推进作用，但另一方面更为凸显的是这种命名背后的种种学术动机还有市场空间的考虑。晚生代作家群的创作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方兴未已，其中各个作家的小说创作风格也在不断调整和转型，但究竟该对他们所做怎样的评价和判断，这还需要把他们放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时间会使得嘈杂的论证尘埃落定，在整个的文学史发展进程中为其得失添上有力的一笔！

注解：

① 丁帆等.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1)

② 陈晓明.晚生代90年代的文学流向.山花，1995，(1)

③ 李洁非.新生代小说(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7,(1)

④ 徐坤.新生代:可能和必需.南方文坛,1997,(5)

⑤ 黄伟林.论晚生代命名的学术动机和市场效应.柳州师专学报，2001，(6)

[1] 丁帆等.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话语的寻证人”[J].文艺争鸣,1997,(1).

[2] 陈晓明.晚生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流向[A].生活无罪[M].华艺出版社.

[3] 东西.关于晚生代[J].南方文坛,1997,(5).

[4] 李洁非.新生代小说(1994-)[J].当代作家评论,1997,(1).

李颖颖，女，汉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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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1-02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