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祎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层累叠加起来的“中华民族”
——读《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

杜 祎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王栋的《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2011年10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以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认知和叙述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平等条约介绍了民族主义在华的发展和特质，以及近代中国历史记忆的叙述和创造。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不平等条约在晚清时期的发展。作者选择1842年的《南京条约》(包括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等两个重要的附件)、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902年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这三组大家耳熟能详、有标志性的条约入手，展现条约签订的历程。在观察出当时从上层官僚到下层民众对于条约的认识演变，从一开始对条约的茫然无知，到之后对于已经签订的条约的“遵行不爽”。通过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与“不平等条约”相关概念的表述，作者也正是晚清士大夫们在官、私文献中与“不平等条约”相关概念的表述，体现出这一时期，对于条约主要属于道德模式。得出“世纪之初的中国官员们决心修改或剔除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但并不打算完全推翻整个条约制度”的结论。①

第二部分，首先对于云集了大量外交人才，积累了众多外交经验的权威机构——外交部，进行了制度沿革的梳理。②之后又讨论了外交部与地方外事机构以及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处理条约问题的种种方式，表明了外交部既不过激地破坏履行条约义务的成规，又不完全拒绝在解决国际争端中运用国际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一时期的条约解读模式主要是法律模式。该章围绕20世纪前三十年里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理解进行了阐释，作者不仅把注意力投向民国北京政府在外交领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而且考察了当时的中国基层之于不平等条约的权利与义务的履行情况。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宣传，以国共两党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运用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1923到1927年两党合作期间，暗潮涌动的紧张关系。面对双方共同的敌人，他们采取一样的宣传手段，贴近民众，努力激发民众对不平等条约的“觉悟”，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爱国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第四部分，作者再次选择三组国共强烈争论并具有代表性的条约进行了剖析，分别是：1943年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即《平等新约》)，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书中讨论到国共两党虽然在面对外来势力的时候，可以做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③。但是在面对谁该被视作中华民族正统地位，在面对其政治合法性和领导地位时，就对不平等条约展开了纷繁多样的解读诠释。

最后一个部分中，作者剖析了国际法从19世纪开始在中国的本土化的三个阶段，及伴随而来的政治、外交和文化影响；讨论了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特征；发现正是中国人为修订或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公法在中国的流传。可以说不平等条约决定了近代中国人接受和运用国际公法的范围和程度，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奠定了中国与世界法律体系互动的基础。

全书作者叙述十分精妙，如其在引用史料时并没有加入很多的解释，只是以历史中当事人的言论来阐述，这样无需多费笔墨，史料已经自己“说话”了。读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对于这些文字的理解，达到作者想要的结果，不仅使文章看起来不仅简练，而且更好理解。

作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介绍了民族主义在华的发展和特质，以及近代中国历史记忆的叙述和创造。指出从1842年以来国人对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认知和叙述的演变，与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就像作者所分析的中国民众就处于一种由“麻木”到“唤醒”的状态，但这种“唤醒”其实是一种“被控制的唤醒”。中国的民众猛然从当权单方面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宣传中得到认知，而中国的政治形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塑就的，中国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基本上是通过此种宣传“觉醒”起来的。

其实中国人抟聚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不过百年历史，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本就是伴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而产生，到晚清才传播到中国。对传统中国而言，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这都是西方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 中国是否一国家”。传统中国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 “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 “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④

在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等多方面。在西方国家全面的影响下，中国古老的国家演进过程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历史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首先，在各种条约签订的影响下，中国人民认识到了领土和主权的意识。其次，在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对中国的国家演进造成深刻的影响。另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国家制度的产生反思。中国上层知识精英界关于国家的思想开始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认识到传统的王朝体制已不可能再延续下去，构建现代主权国家成为重大的时代任务。但是在中国如何去构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他们都认识到了“民族”的重要性，认为培养民族主义是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

条约看似是一种“束缚，却反转成为中国民族构建的法宝，不仅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且使得中国人开始学习并接受西方的和谈制度、契约精神和国际法，逐步向文明国化改造。与整个近代相终始的不平等条约，因融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内涵于一体，作为一个相对真实的根基，牢牢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和文化之上。

注释：

① [美]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

② 作者主要是从1861年满清建立的总理衙门开始，到1901年成立的外务部，耙梳到1912年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对于外交部的体制沿革进行了梳理。

③ 原文出自《诗经·小雅·棠棣》。

④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原书于1949年出版，影响甚大，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中国是否一国家”是该书的第九章，在这一章中作者最后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像国家”。

杜祎(1990.11-)，女，汉，河南洛阳人，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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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4-01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