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治民

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之道

钟治民

“内圣外王”是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历史使命，但由于“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本身有诸多缺陷，因而它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便有如空中楼阁而不可实现。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内圣外王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实现，但它作为价值理想的深远意义却并不因此而消解。正是内圣外王，在不断指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日趋完善和成熟！甚至在中华民族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今天，内圣外王作为价值理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儒家 中国文化 内圣外王 现代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精神和使命、内涵与特征可以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予以理解，而“内圣外王”则是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先秦诸子百家，虽然价值理念、理论旨趣迥然不同，但内圣外王可谓各家各派的共同追求。这一学术宗旨支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在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显豁。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对于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也是念兹在兹、汲汲以求。

然而，即便内圣外王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基本精神和历史使命，但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之中，它却从未实现。正是这一高悬的价值理想，在不断指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日趋完善和成熟！甚至在中华民族正实现现代化的今天，内圣外王作为价值理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一、传统意义上的“内圣外王”从未实现

从孔孟至程朱乃至今日，两千余年以来，内圣外王从未实现。为什么？现代新儒家未曾正式回答这一问题，甚至也不提出这一问题。这又是为什么？他们当然可以反驳说，未曾实现的理想不代表没有意义，至少它可以指引社会永远地向高悬的理想接近，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完善。但是，悖论即在此，如果承认“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其最主要的意义即在于指引社会前进抑或其他，也就是默认了它是不可实现的；既然“内圣外王”在实践上不可能，那么今天新儒家承接这个思维模式重构“内圣开新外王”（尽管他们的“新外王”具有现代的丰富内涵）的政治理想也就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因为“内圣开新外王”的可能根基于“内圣外王”的可能。毕竟政治理想不同于形而上学，不能单纯考虑逻辑上的自圆其说，而必须能够应对现实的问题，接受实践的考验。

再者，既然“内圣外王”的理想仅在儒家学者传说中“三王五帝”时代得以实现过，而彼时又年代久远，“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其是真是假值得怀疑。对于这个后世“未曾得而闻”的美丽幻景，我们又怎样证明它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为什么不是一个远不及现当代的社会？又如何使人确信它值得我们前仆后继地为之浴血奋斗？同样，对于现代新儒家“内圣开新外王”的政治理想，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反问予以质疑。

当代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北大哲学系百周年庆典期间主办的华人哲学家大会上对此“乌托邦主义”作了深刻地批评，他说：“儒家正统绝对不能承认人间不能产生圣王的观点，除非他不是儒家。圣王理想在儒家传统中牢不可破，是中国人文性的宗教信仰。凡是信仰自己宗教的人，包括儒家在内，之所以信其所信，乃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完全符合过去、现在与将来要发生的事实，你信耶稣会来救你，将来就会是事实，这是信教的一种特色，也就是说信仰是一个可以落实的事实。儒家圣王思想也是一种宗教性信仰。”“这种圣王思想，在中国产生极恶劣的影响——我在此不作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政治基本上是‘家天下’，帝王天下朝代制度基本是用武力打倒对方，互相竞争，马上得天下，与圣王、道德毫无关系。而且，有道德的想得到权力的人，往往都失败，被那些不道德的人打倒、杀戮。传统大儒提倡‘家天下’，‘家长’本人也提倡儒家思想，他们了解不了解这些？不但了解，而且了解得非常沉痛。朱子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每一天都没实现，根本就没有，都是假的。黄宗羲说，传统的朝代制度就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传统帝王不是儒家思想，基本用法家思想。”因此，他呼吁现代社会对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要进行深刻反思。

二、内圣与外王的脱节

纵观中国历史，但凡内具圣人之德者（内圣），皆不能外施王者之政（外王）。从孔子的周游列国而困厄陈蔡，到孟子的游事齐梁却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冷峻的现实说明内圣并不能开出外王、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开出天下太平。以宋代为例，神宗算是难得的明君，在他周围也集聚了王安石、司马光、二程、张载这些“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但“熙宁变法”最终因为党争而中道夭折，以致坐看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束手无策。另外，据《伊川先生年谱》记载，程颐任崇政殿说书时，负责教导哲宗，闻皇帝于宫中沐浴而恐伤蝼蚁，叹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程颐本着儒家仁心仁政的观念，教导哲宗以仁心推及四海，由己内圣开出外王，但却引起哲宗的不悦。仅一年后，程颐由于与哲宗关系紧张，而被罢免。事后哲宗的行为证明，程颐的教导全然失败。以程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一味地讲求正心诚意（内圣的基础），却不能匡危济事、稍补时艰（外王的起点）。由此可见传统儒学“内圣强而外王弱”的不平衡（牟宗三也承认宋明理学“内圣学强，外王学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内圣”能够必然开出“外王”。

如果我们承认“内圣外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述为《大学》中的“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后来儒家主要依据《大学》中的修齐治平而用以指称儒家的理想政治），那么很显然，治国平天下者并不需要以修身齐家作为基础，外王的实现也不需要内圣作为支撑。比如，《史记》记载，刘邦好酒及色，任权用术，鄙视儒学，与儒家的圣人标准相去甚远，然而却能诛秦暴乱，平定天下。又如，唐太宗杀害兄弟建成、元吉，逼迫父亲李渊禅位，全然不符合儒家修身齐家的标准，然而他在位期间，“贞观之治，庶几成康，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事实上，太宗身上体现的修齐与治平、内圣与外王的脱节早已为前人指出：“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由以上事例可见，三代以降，内圣与外王从此脱节，外王并不需要由内圣来开出。当然，有反对者抬出朱子的观点，认为三代的政治才是王道，而汉唐等朝代都是霸道，“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1］然而，朱子的王霸之辨并不是从事功方面（外王）做出的，而是从天理人欲的角度（内圣）区分的，他不否认汉唐的外王功绩，只是认为汉高祖和唐太宗心中“未免乎利欲之私”，因而不符合内圣。而且，朱子这种王霸区分的偏激之论在当时就遭到陈亮的批驳，陈认为，三代与汉唐未可截然以王霸分，最多只能说“三代做得尽”，“汉唐做不到尽”，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显然，朱子虽然理学造诣远超陈亮，但在此问题上，他的论点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余英时说：“从现代人的历史知识出发，我们的认同在陈而不在朱，这是毫无疑问的。”［2］。

三、内圣外王何以不能实现

那么，内圣外王何以不能实现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考证，“‘聖’从耳，即‘闻道’，它本是巫师与神明相通，这即是‘内圣’，从而指引、领导、统帅本氏族以至部落生存、发展和建功立业，这也就是‘外王’。其后，“圣”逐渐由其神秘的神明交通义转换为品质才能的道德伦理义，成为要求氏族——部落首领所具备的条件。这实际是许多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共同准则。中国儒家则是这一准则、模式的理性化和理想化的保存者和阐释者”。然而，“春秋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原始体制瓦解，社会脱离巫术、宗教的控制，政治也与道德脱钩。王公大人的修养品德与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才能并无干系。‘内圣’与‘外王’从此分家，再也不能由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开出天下太平。朱熹不满意于汉唐盛世，历代儒生总想‘复三代之盛’却又总‘复’不成，便是不认识这种历史因缘的悲剧。今日想由道德形而上学而‘开出’科学与民主，似乃同一轨迹”［3］。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基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上行下效的政治模式，即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如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必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君子通过修养自身，以此感化下民，从而达到民风的淳厚，天下的大治。这样的政治机制在孔子之前简单的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里或许有效。然而，春秋以降，传统社会土崩瓦解，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日趋复杂和多样化，之前适用的“为政以德”的治国之方已经无济于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所以韩非子批评泥古不化的儒生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单纯依靠道德的作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儒家一直倡导“内圣外王之道”（尤其是宋明），企图凭借少数“君子”的个人道德修养回复到理想的三代之治，从而影响了具体的政治实践，使后期的传统社会过度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而它的弊病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凸显。诚如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社会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因此，“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以上主要从四个层次批判了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简单概括为：（1）内圣外王从未实现；（2）内圣不能开出外王；（3）外王的实现不需要内圣作为支撑；（4）内圣外王不能实现的原因。这四个层次都旨在说明“内圣外王之道”在理论思维方面的缺陷和实践上的不可能。

四、内圣外王与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试图承接内圣外王的思维方式，借鉴西方文明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观，倡导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传统的内在心性之学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理论的支撑。但根据以上对内圣外王的理论分析，这种努力似乎无济于事。既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继此而来的现代新儒家又如何能够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呢！而且，现代新儒家本身也面临着上述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困难，那么它之所以能推进中国现代化是值得质疑的。另一方面，从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现代新儒家所能够对这一进程施以影响的方面是极为有限的。内圣强调礼制和外在规范对于个人言行的约束，从而涵养温文尔雅的君子性情和人格。但是，现代化对于个人的要求远不止这些，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单是道德层面，而是包括法律、教育和素质等诸多层面。而且，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依靠道德的感化作用以期达到社会长治久安，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圣王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们这个时代既不可能有圣王的出现，也不需要圣王的出现，那么现代化的任务又何关乎内圣外王的理想呢！当然，需要明确地是，我们并不是否认传统儒学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只是说，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现代新儒家仍然沿袭内圣外王的思路，这是不符合当代时代要求和任务的，因而是无济于事的。

但是，内圣外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曾发挥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今天中国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重新寻找新的文明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圣外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仍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1］朱熹.答陈同甫书［M］.

［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2011.

［3］李泽厚.说儒学四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钟治民（1990-），男，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