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以鲜

溯元讨流——我所知道的《元写作》

文/向以鲜

向以鲜

属兔，四川万源人，现居成都，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著译有《超越江湖的诗人》、《唐诗弥撒曲》、《观物》、《我的孔子》、《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诗作获《诗歌报》首届中国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天铎（乙未）诗歌奖、纳通国际儒学奖、李白杯诗歌奖、《成都商报》中国年度诗人奖等。曾参加《诗刊》社第七届“青春回眸”诗会，并为第八届“四川文学奖”诗歌组专家评委。作品被收入海內外多种诗歌选集。八十年代末与同仁先后创立《王朝》、《红旗》、《象罔》等民间诗刊。

晚清江南诗人兼思想家王懒今（韬）在其《蘅花馆诗录》自序中说：“余自少读诗，自古作者以逮本朝诸大家，皆欲讨流溯源，穷其旨趣，久之，益知作诗之难。”我这儿借用王韬的“讨流溯源”一语，易为：溯“元”讨流。其实，元与源，本来也是相通的。

“元”是一个有着相当漫长演绎历史的汉字，早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从甲骨文的构成来看，“元”最初可能来源于一种古老的髡发风俗，从而形成头部、头脑、元脑的初始本义，并引申出开始、原初、本原等诸多词义。《说文》释义：元，始也。从一从兀（削发）。元，从人的大脑出发，指向天地万物的源起和开始，这种巨大的起始是浑沌而元边际的，《周易》所谓“元亨利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显然，很大程度上《元写作》是在此一意义上使用“元”，这种开始，带着创世的冲动，暗合了诗人们的内心期许。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诗歌本来就是伟大的，和光同尘，必将与万物共始终。《元写作》的创立者胡亮在应日本一色真理主编的《诗与思想》杂志之约而撰写《介绍〈元写作〉》时，一再强调：“‘元'者，‘始’也，‘巨’也。‘元写作’不可释为‘为首的写作’，只可释为‘开头的写作’：亦即原创性的写作”。

汉语这条神秘的河流，每个汉字，都是其中的卵石、波浪或泥沙。每个汉字都有其自身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元”也是如此，除了上面提及的基本词义之外，“元”还散发着另外一些含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含义。这些含义，恰恰启示着、呼应着《元写作》的风神与气质。我注意到，元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和节气相关（如上元中元下元），还和历法相关。尤其是后者，根据汉代律历志记载：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部，二十部为一统，三统为一元。这个一元也太长了，得4560岁，算起来，人类的文明史，也就一元啊！如果敢于把今天的写作，置于如此宏大的时间尺度中去考量，诗人们或许会获得完全不一样的写作态度。元还有一层意思，不能忽略掉：元气。什么是元气？于人而言，那就是本我的、固有的精神气度；于诗歌，那就是诗歌的先天血象和脉搏；于大自然而言，那就是来自于江河峰峦的磅礴之气、元阳之气。杜甫在著名的题画诗《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中写道：“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好一个元气淋漓：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这淋漓的元气，也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也是《元写作》诗人们所要涵养和充盈的、无畏而又坚韧的生命之气、血气和骨气。正如胡亮所指出的：只有在圭臬坍塌之处，才会有幼苗掀开巨磐。坚持这样的写作理想，并非无限磨尖词和词法的棱角，——修辞，生命，现实，需要构成血肉相连的对称。我们既对修辞上的探险充满渴慕，又不忘引导此类探险服膺于对生命和现实的深刻呈现。

《元写作》出现于蜀中遂宁，乍看来具有一定偶然性，如果没有胡亮，如果没有蒲小林、阿野等一大群诗人，可能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本坚持了九年之久，并且还将继续坚持下去的民间诗刊。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也不认可如果。但是，只要我们略微梳理一下遂宁的来龙去脉，或者说，只要去遂宁大地亲历一遭，就会立即强烈意识到，2007年“偶然”出现的《元写作》，其实是一件必然要出现的诗歌或文化事件。人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诗歌。这和法国学者丹纳（Taine）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所提出的，影响一切文学艺术（当然包括诗歌）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是相吻合的。

胡亮注意到遂宁独特的地理空间之价值，曾征引晋人常璩所著巴蜀史《华阳国志》中的记载：青石山，此盖古巴蜀二郡之界。这座青石山，古来或属巴郡，或属蜀郡，今归重庆潼南。巧合的是，《元写作》中有个重要同仁阿野，他就是潼南人氏，但这个阿野偏偏又喜欢自称四川遂宁人氏。因此，胡亮指出：“从遂宁到潼南，不过三十公里，正是一个过渡地段：从蜀郡过渡到巴郡，从平原，经丘陵，过渡到峡谷。胡亮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遂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兼具两种古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热辣，蜀文化安闲，在两种文化的瞻顾之间，遂宁已然豢育了——正在豢育着——丰盈的诗意。”

人们对“巴”字的解释有多种说法，许慎说：巴，蛇也。或曰食象它”。甲骨文的巴字，如同一条蜿蜒的长蛇。也有人认为“巴”就是“虎”，巴人称老虎为巴，老虎为巴族图腾：金文中出现的“虎方”，就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这种凶狠的动物，对于成就巴文化的根脉，起到了重要作用。巴人品质，巴文化的热辣和风骨，曾在一个名叫巴蔓子的将军身上，得到过最为强烈的表达：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地方史学家常璩赞美道：“若蔓子之忠烈，范目（秦汉之际阆中巴人部族长）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

而成都，古称蜀，则是另一番风景。“蜀”字也出现得很早，大多数人认为“蜀”是一种柔软的虫（蚕或毒虫）。《说文》中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值得注意者，造字者为什么会在此突出眼睛这个符号？有学者认为蜀字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作，表示睁大眼睛，目的在于警惕周围丛林中潜存的危险。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韩非子﹒说林下》中就有记载说：蚕似蠋，见蠋则毛起（惧）。这种虫子或就是一种蛾类幼虫，它们随时可能被天敌吃掉，因而得时时警惕地睁着眼睛。据统计，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写法，虽然写法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都在其上方示一巨眼。有学者从三星堆的纵目人等文物考察出发，认为蜀字表现了远古蜀人对于眼睛的崇拜。研究方言史的学者认为，蜀字是一个蜀地方言词，唐世贵就认为：上古蜀山氏与采桑饲蚕有必然的联系。野蚕性孤独，各据一叶，以保证其食叶充足。故“蜀”字又引申为“孤独”之意。杨雄《方言》曰：“蜀也，南楚谓之独”。孔颖达《尔雅·释山》疏曰：“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最早在岷江河谷养野蚕的部落，把他们居住的山，就称之为蜀山，部落就称之为蜀山氏，其后与中原黄帝部落联姻。无论如何，蜀之蜎蜎，那种曼妙的，舒缓的甚至优美的姿态，显然是和巴之强悍大不相同的。

俗语中有得巴蜀者得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拿到诗歌中来说，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儿。而遂宁独擅巴蜀之长，于此，我们当对《元写作》寄予更为宏伟的理想。独特的地理空间使遂宁在巴蜀两大文化版块间左右逢源，出入自由。不特如此，遂宁还有着自身的悠久文脉，尤其丰沛的诗学传统。胡亮诗意地描述着：就在遂宁这块土地，就在涪江两岸，从唐代到清代，曾出过两位大诗人：唐代有陈子昂，清代有张船山。在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StephenOwen）——亦即宇文所安——看来，陈子昂可以视为李白的前奏。而在两位清代学者——吴修和顾翰——看来，张船山可以视为李白的再世。从陈子昂，到张船山，均能独抒性灵，诚已连接起一个暗含着李白的小小传统。

除上述两位不了起的先贤（陈子昂、张问陶）之外，遂宁还有一条隐秘的血脉，那就是信仰的血脉。胡亮在为《元写作》第8卷撰写《编后记》时提及1913年秋天，郭沫若途经遂宁抵重庆时曾致信乐山父母，信中谈到遂宁县城外的广德寺，寺中的玉观音和观音菩萨肉身等事。胡亮说：广德寺，玉观音，今天都还在；至于观音菩萨肉身，亦非无稽，因广德寺内有善济塔，始建于贞元三年（787年），乃是唐代高僧克幽禅师瘗骨之所。克幽，或名无住，俗传乃是观音菩萨转世。这些故乡风物、名胜或掌故，其实正是《元写作》的秘密印迹。还有两个大师应该提到，一个是来自西域的邹和尚，他在遂宁城北伞峰山首创窨制糖霜（冰糖）技术，造福一方人民。这种提纯工艺具有某种象征性（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接受），那白色晶体的糖霜，正是邹和尚所书写的植物史诗之一章。还有一位，就是北宋禅宗龙象雪窦重显，这位来自遂宁的云门宗师生前曾写下著名的《颂古百则》，被后来另一位来自成都柏条河的僧人圜悟克勤深深热爱，朝夕评唱，最后写成名传天下的宗门第一书《碧岩录》，此部充满诗意与禅心的著作，对构成遂宁的文化底色，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因此，我们才会在《元写作》中看见胡亮所叙述的互文场景：他们，比如蒲小林，比如阿野，比如安遇，比如张丹和雪君等等，不仅固守了写作的理想，还增强了“写作”与“生活”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怎样生活，就怎样写作，是怎样写作，就怎样生活，在山水葱茏之间遥继着古代诗人交游、旅行、登临、宴饮、雅集和赠答的传统。而禅宗的本质就是互文性：生活与禅意互文，万物与心性互文。

在地理区位和历史文脉方面，遂宁堪称得天独厚。但诞生于此地的民刊《元写作》，却不能完全用地方性写作来界定。这一点勿需多说，只要看看《元写作》的栏目设置，就很清楚了：每卷分为四大板块：其一，外国诗板块；其二是外地诗板块；其三是同仁板块；其四是批评与理论板块。最具特色者还在于：每卷设有10个插页，影印当代知名诗人、学者及批评家手稿。此外，每期还有题名篆刻。如此匠心设计，使《元写作》不特富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而且颇饶文献之趣，在诗歌、手稿、篆刻与装帧方面，悄然搭建起一个精致的超文本空间。

在译介外国诗歌方面，民刊《元写作》展现了过人之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优秀的外国新诗人（而不是成为诗歌殿堂的“名人蜡像馆”），让我们看见了诗歌新生的力量。除译介欧美诗人之外，对近邻日本的现当代诗歌着力最多，一色真理和时里二郎的诗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民刊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诗歌文化传播形式，从经费、传递、立场到美学精神等均皆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形态，与作者的社会身份无关，只与其所呈现的内在的民间原创性相关。民刊并不总是与官方的刊物形成对峙，很多时候，彼此之间也会达成默契与和解，甚至互相反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在还活着的民刊已经不多了，同《今天》《他们》《非非》等民刊比起来，《元写作》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但它却以自己特有的气质，一个理论家（主编胡亮）的气质，一群诗人（元写作同仁）的气质，一个地方的气质，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元写作》是一本有灵魂的民刊，一本有血液的刊物，一本一以贯之的刊物。

《元写作》第8卷，刊载了胡亮的《遇真记（苏小小接受史小纲）》。据作者说，这篇文章的写作，缘于2015年4月《元写作》部分同仁的江南之行。胡亮试图运用若干西方的批评工具，来研究苏小小接受史，并深入解读中国历代男性文人的梦游：“他们不惮于冒犯身边的女性，甚至冒犯同时代的女性，反复建造着这个远未竣工的异性乌托邦，并书写着这部永不完稿的‘苏小小丛书’”。突然想到，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位晚清苏州诗人王韬，他在早年游历英伦，后来又前往日本考察，并写成《扶桑游记》。这，算不算是一种巧合？

《元写作》快十岁了，十年，对于一本民刊来说，乃是一段相当艰难的峥嵘岁月。十年啊！当然，如果以汉律历的算法，《元写作》之元，还处于发芽阶段呢，未来，真的还未来。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