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逢超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三侠五义的继承与超越
——“侠”形象变化及思想艺术特色

李逢超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三侠五义》作为晚清“侠”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体现了鲜明的侠义精神，而侠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侠客身上。《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及它的艺术描写手法对现当代武侠小说的创作也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一是《三侠五义》的“侠”形象转变——侠义与公案合流，来表现《三侠五义》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二是简要分析《三侠五义》的艺术特色，挖掘作品中民间愿望导向下的理想人格。

《三侠五义》；清官；侠客；理想人格

武侠小说所具有的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美学特征也使得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本文主要是从《三侠五义》的作者和成书、“侠”形象的变化以及《三侠五义》的思想艺术特色等方面着手对《三侠五义》的简单分析。

1 《三侠五义》作者及成书

石玉昆，字振之，时称“石先生”，是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说书艺人。大约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同治十年，在我国的说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柳敬亭并称说唱史上的双璧[1]。

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在艺术成就方面相对欠缺，后有人改编为章回体长篇小说《龙图耳录》。到了光绪年间，问竹主人对“耳录”“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入迷道人又“从新校阅，另录成编”，作了第二次加工。1878年，著名经学家俞樾“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如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惟其第一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乃“别撰一回”，又因为书中三侠中实为四侠，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七人所以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

2 “侠”形象概述

2.1 “侠”形象演变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历史上侠形象的变化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的发展。“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可以说是对“侠”这一形象的负面评价。在那时武侠应该是反政府的，同统治者唱反调，用自己的善恶标准去惩凶除恶，不服从国家王法，因此他们为统治者所痛恨，所以那时他们的生活多是颠沛流离、命运多舛。但是历史上侠的行为还是得到了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欣赏与赞同的，司马迁就以同情、赞许的语调写侠士：“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益有足多者焉。”[2]班固亦言侠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3]的美德。

魏晋南北朝至唐时期，侠的形象是异于常人的，他们武艺高超，或身怀法术，更似神仙。唐传奇《聂隐娘》中的聂隐娘能用药将人头化成水，还能在脑后藏匕首。所以这些行为，使侠们充满了诡异神秘的色彩，异于常人。

宋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侠客更具有的“人”性化的特点，他们的言行思想更加世俗化，武功也变得平实而又真实，在着重描写招式，而不再来无影去无踪。如杂剧《李逵负荆》、《黄花峪》等都有对此的描写。

《水浒传》中塑造了大量的平民侠形象，这里的侠义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义气”，不讲是非善恶。不过，从《水浒传》中“招安”即已表明“官”“侠”合作初露端倪了，“水浒英雄们的悲惨命运也让后人重新思考侠义之士的出路”。[4]

2.2 历史必然——侠与清官融合

清代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形成了清官断案，侠客辅佐的新模式，《三侠五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清官与侠客在惩恶扬善、追求公平正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他们之间有着合作的基础。《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跟随者清官包公左右，为百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惩奸除盗。

清代这类侠义公案小说的大量涌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时代、大众心理等诸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三侠五义》正是在迎合了大众心理和大众审美需求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大众的青睐。《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形象在学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简编》认为这种格局“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搬出‘清官’与‘侠客’，是以此来调节社会矛盾，抹杀阶级斗争”。[5]谈凤梁的《三侠五义和侠义公案小说》一文认为：“作品始终让清官，侠客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为了把社会的罪恶与封建制度分开，借以掩盖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对立，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6]

与之相对的是，赵景深在《<三侠五义>前言》一文中认为：“在《三侠五义》中所描写的那些侠义之士，虽然还都只是忠臣，而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不是具有反抗精神的革命者，可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他们诛豪强、除恶霸的行为，还是替久被封建统治者压迫的人民出了一口冤气的。”[7]张俊在《清代小说史》中说：“尤其是《施公案》、《三侠五义》及两部续书和《彭公案》等重要的侠义公案小说，极力赞美行侠仗义，宣扬除暴安良，寄托了民众的思想感情。”[8]陈平原在其《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认为：“‘侠客投靠清官’这一情节模式，在《水浒传》中已埋下种子，经过众多英雄传奇的着力培植，到清代侠义小说那里只不过是自然而然‘开花结果’”。[9]

对于侠客这一形象的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作一评价，历史是变化发展的，从某种层面讲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评价当时的某种现象，如果硬要去做就显得强求了，不能否认书中的“侠客”“清官”在书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是进步的。《三侠五义》一书中，展昭四救包公，初衷并非是想出世做官。从书中看来他俩初识完全是不存在功利成分的，小酒馆二人初次见面，当时包公还是一位进京赶考的举子，“包公见此人年纪约有二十上下，器宇轩昂，令人可爱”，包公十分欣赏展昭，有意结交。而展昭见到包公“便将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变笑容满面道：‘既成错爱，敢不奉命’”。[10]展昭对包公印象也不错，二人完全是“惺惺相惜”。

3 《三侠五义》思想艺术特色

3.1 人物形象：理想人格塑造

展昭可以说是侠之忠的完美体现者，据书中述他常“独自遨游名山胜迹，到处玩赏”[10]，在玩赏之余还会“遇有不平之事，便与人分忧解难”，是一种“侠游”，而展昭就是在侠游之际，在金龙寺结识了进京举子包拯，从此开启了一段“清官”与“侠客”的合作之路。“恩公”“义士”在屡破奇案的过程中包公更是对居功至伟的展昭极力称赞，都是一派和谐的气象，可谓相得益彰。

《三侠五义》是对对英雄传奇、才子佳人、世情小说的继承与发扬。首先是英雄传奇。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以《水浒》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对《三侠五义》的影响主要有两点：武与侠的必需性以及武技的平实化；侠客思想的人性化”[11]。

侠义精神和侠客思想的人性化。魏晋南北朝及唐时，侠客的武功都是出神入化，而《三侠五义》中的侠们的形象也都不是完美的，展昭在陷空岛中了圈套被白玉堂抓走，关进通天窟；白玉堂好胜心强，最终死在铜网阵。他们也会为名所累，有意气之争，要面子，有虚荣心。

其次才子佳人与世情小说。《三侠五义》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继承也有多处。如颜査散与柳金蝉的姻缘历经悔婚，颜査散被诬，柳金蝉自缢等情节，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完全符合前人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三侠五义》作者以极简单的笔墨，成功地在日常生活与对话中展示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塑造了大量生动真实的平凡下层人物，歌颂了他们真诚善良的美好品格。如仗义资助范仲禹赶考的刘洪义；慈爱善良、收留孤儿邓九如的张老儿。

3.2 叙事策略：设置悬念、语言平民化

《三侠五义》中设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悬念，这些悬念具有传奇性和惊险性，引人入胜，非常像侦探破案小说，这本书众多悬念的设计为后来我们众多电视剧、电影作品的拍摄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白玉堂的出场，前面对他可是有多人提到，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而在“真名士初交白玉堂，美英雄三试颜査散”(33回)才正式出场，还是没有交代真实名字，知道第三十七回才知道金懋叔就是白玉堂，不过“金懋叔”和“锦毛鼠”却是谐音，仅是稍有交代。胡适就非常喜欢这一段，认为：“这种突兀的文章，是向来旧小说中没有的。”[12]

鲁迅对《三侠五义》的平民化语的特色给予高度评价。“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也”[13]。如：“勒里了得的(7回)”；“光棍眼里揉不下沙子(8回)”；“搭搭讪讪(11回)”；“今儿虎拉巴的又告起儿子来了(15回)”；“显摆(98回)”……平民化语的运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当然了《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形象在艺术上可能不如《水浒传》、《红楼梦》那样成功，但是在内外交困、政治腐败，一些人醉生梦死的晚清，算是注入了一股既清新又豪迈之气。《三侠五义》的出现有力地扫荡了当时弥漫文坛的“粉脂之说”、“妖异之谈”，为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的巨大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又掀起了一股侠客小说创作的高峰。《三侠五义》作为晚晴那个动乱年代的历史文化产物，又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它代表了对民族生存的关注，具有理想人格的特征。

[1] 窦国强.论《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世界[D].中央民族大学,2007(5)

[2]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 班固.汉书·游侠传[M].中华书局,1962.

[4] 李明军.古典小说名著解读[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5] 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16

[6] 谈凤梁.古小说论稿[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262

李逢超(1990-)，女，汉族，山东日照人，教育学硕士，广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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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1-0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