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玉梅

(上海大学 上海 200000)

客观与宏观叙事
——读《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谢玉梅

(上海大学 上海 200000)

1 前言

山东大学两位教授王学典、陈峰所著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很好地弥补了美国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在中国史叙述方面的不足，并且在叙述的体例上可与伊书相媲美。关于该书的主要写作主要思路和内容，王学典先生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一文中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①。《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基本线索，从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什么是历史”出发，基于20世纪史学家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讲述20世纪新史学与新汉学的三次交替，构成本书主要内容。②

2 本书的特点和长处

2.1 相比于很多详尽介绍史家、史学派别的作品而言，这本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大框架和大线索。本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叙述，围绕史学的元问题，即“史学是什么”来分析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对“历史”一词不同层次涵义的把握③，史学家们在治学的过程中自觉或无意识地走向了不同的阵营派别。史料派一定程度上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故而走上史料考订之路，促成新汉学的发展；而史观派则将史学看成是寻求历史发展规律与方法的学问，故而带来新史学的嬗变。作者抓住了这一根本逻辑，将20世纪诸多史学现象纳入到新史学与新汉学百年轮回发展的主线上，线索分明，易于理清了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主要框架。

由于本书的叙述侧重的是宏观的把握，所以在对史家和史学现象的记叙选择上不可避免地必有所取舍，无法面面俱到。这是一大遗憾，却也是本书的独特之处。正如作者所说，此书仅为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轮廓的素描，而不是企图构建一幅包含所有细节的全息图像。

2.2 本书的另一难得之处是，即作者在评价史家、史派的学术贡献时，做到了以学术的是非为是非，特别是对领导史界60年的唯物史观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本书分四目记叙二十世纪史学的中期阶段。作者在第一目中以1930年代轰动一时的社会史论战，引出唯物史观派的崛起。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象征的是北伐后的史学，而北伐后的重心思路正是社会主义，是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进行的清算。而后，在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唯物主义史学逐渐走入了一个极端，以驰骋议论为能事，对史料工作注意渐少。1934年前后，唯物史观派逐渐化为左右两翼，其右派的出现，是唯物史观派趋于学术化运作的标志。更加学术化的右派以“食货派”和“史学研究会”两个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注重理论与材料的融合。第二目“新汉学”的下滑与分化中，作者从30年代的时局变化为背景，关注到当时的国学学风由专注求真逐渐转向了兼顾致用，中国史学走向了变动调整。作者还以“延安史学”为典型，介绍了抗战史学的特色。第三目唯物史观派跃居主流及其意识形态化，作者首先定义了1949年到1958年近10年史界的总走向，即考订派从突然失势到逐步退出中心，史观派从一下子取得话语权到最后完全控制整个史坦。而后，从学术机构、刊物、史学家态度观念的变化等多个方面来分别剖析，考察衡估唯物史观在历史学认识层面、对经济史的贡献、民间史学的价值立场及对史学贯通性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当然，作者同样提醒读者不可忽视唯物史观派史学本身的严重缺陷，惜乎它们不幸流于极端化和片面化以致丧失学术品格的遗憾。

值得称颂的是本书对于1958年“史界革命”的大篇幅记叙，介绍了其发起的经过，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并分析了这场“荒唐透顶的革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它埋下了日后史学界所有冲突的根源。作者将1958年的“史界革命”作为史料、史观派地位转化的分界线，是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此后至1989年，基本可看做是史观派内部的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分裂及冲突时期。1978年——1989年文革结束后的十年，历史学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羁绊，呈现出了诸多新气象，但作者认为它与1949年以来的历史学仍属同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仍处于主导地位。作者将之命名为“后文革时代”。在此，作者客观地批评了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史学所带来的弊端，也对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和检讨。

第四目中，作者虽强调了1949年后的60年里唯物史观派在史界的主导地位，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新汉学”史料派的史考传统在此期间并没有完全中断，他们的研究活动仍在继续。一是因为主流史学派对史料学派仍心存敬畏，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二是史料派自身仍不同程度地坚守其治学门径，虽薪尽而火传。新汉学虽不再高举学术派别的旗帜而存在，但史料派因自身优势得以与史观派合作从事学术工作。例如1954-1955年底的标点《资治通鉴》等。简言之，与史观派保持密切合作，是这一时期史料派开展学术活动的主要特点。正视上述史学的成就，我们便不难体会作者对于客观评价唯物史学的呼吁。

2.3 结合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分析史学的发展走向，具有历史背后的关怀。

由于20世纪不是一个承平之世，本书的考察并非仅局限于单纯的史学史、学术史内部，也兼及史学史演进的外部语境。作者每论及一个阶段的主要史学流派时，必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在研究史学与史家之前，“先研究时代与社会环境”。这一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因果脉络非常有帮助。例如，作者将1990年代学风语境的变化归因于政治风波的涌向、当时知识阶层普遍心态的变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倡导和鼓励。在特定语境下，从“思想”到“学术”的大幅度转移，是导致今天“国学”复兴的基本原因。不仅如此，作者还根据当下史学界的发展趋势，总结和预见了“新史学”与“新汉学”在世纪转型的归宿，独具创见性。纵观二十世纪“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博弈，它们最终当走向一种相互的借鉴和融合，以推动历史学向前发展。

王学典、陈峰教授的这本《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以其清晰的线索、丰富的论述理清了吾辈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困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史学”与“新汉学”百年轮回的积淀，当事半功倍。

注释：

① 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3卷)；

② 李伯重：《一步探讨百年史学变迁的开新之作——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二期。

③ 这里主要指关注点指向历史事实本身与指向历史记录的区别，不包括第三层次：研究后“书写的历史”。

谢玉梅(1991.10-)，女，浙江丽水人，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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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4-006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