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斌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论《诗集传》的阐释框架

朱兆斌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朱熹的《诗集传》在《诗经》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之所以有此影响，除了时代思想状况与朱熹个人因素外，一大原因在于《诗集传》本身与前人不同的阐释框架。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对《邶》以下之“风”诗的低视与以“劝惩”为核心的圣人—凡人的单向教导的诗教结构，二者意味着民间凡人的主体性被削弱，从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中退居到单向被动之一方，从而使诗教更加固化、稳定化。

《诗集传》；朱熹；《诗经》；阐释框架

朱熹的《诗集传》在《诗经》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诗集传》并非第一部对《诗经》的阐释性著作，之前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为何《诗集传》还能有如此影响？笔者认为，除了时代思想状况与朱熹个人因素外，一大原因在于《诗集传》本身与前人不同的阐释框架。《诗集传序》涉及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诗为何而作”的问题、诗“所以教者何”的问题、“风”、“雅”、“颂”及“正”、“变”问题、学诗问题，从中可见朱熹的阐释框架。“诗为何而作”与学诗均涉及两个重要问题：诗歌的产生问题与诗歌的意义问题。

对于“诗为何而作”，《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也就是说，诗歌因情而发，“吟咏情性”也。对于学诗的意义问题，《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也就是说，诗歌的意义在于教化，《周易》之“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亦即此。由此，形成了诗教传统。

对于“诗为何而作”，朱熹的回答与《毛诗序》一致，即“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③。然而，在朱熹的理论框架中，“感”、“性”、“欲”的自然性并不能赋予诗以合法性。朱熹认为，人性必受伦理纲常限制。诗若有违伦理纲常，当然就不具备合法性。在对待“风”诗方面，便体现了这一理论特色。朱熹承认，“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也就是说，在“风”、“雅”、“颂”之中，“风”最能体现民间凡人的声音。然而，朱熹独推《周南》、《召南》，而低视《邶》以下之“风”诗。因为朱熹认为，“自《邶》而下，则其国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④。这一观点不仅与《毛诗序》不同，更与孔子之“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相悖。这意味着，民间凡人的声音受到严重质疑。

对于学诗的问题，朱熹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可见，朱熹的落脚点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对诗歌的意义的看法与《毛诗序》一致——诗教。然而，朱熹的诗教与《毛诗序》的诗教一样吗？

《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⑤在《毛诗序》的阐释框架内，诗教与政教是一体的，围绕着诗，形成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上下交流结构。而在这种上下交流结构中，社会—政治问题则是“上”与“下”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此，《毛诗》对《诗经》的解读便侧重社会—政治，如“《关雎》，后妃之德也”⑥。这就是阐释框架对阐释过程与结果的影响。

而到了《诗集传》，则产生了变化。朱喜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正邪，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朱熹还提出“劝惩”一词，即通过读诗“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在此，朱熹的《诗经》阐释框架不再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上下交流结构，而变成了以“劝惩”为核心的圣人—凡人的单向教导结构。而在这种结构中，最受关注的不再是社会—政治问题，而变成了社会—凡人问题。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上下交流结构中，“上”者还可能存在自身问题，如未能妥善治理天下而致人民困窘的问题；而在以“劝惩”为核心的圣人—凡人的单向教导结构中，存在问题的只能是凡人。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民间凡人从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中退居到单向被动之一方，其主体性被削弱了。凡人不能与圣人进行批判性的交流，而只能接受圣人的“劝惩”，从而逐渐趋向圣人所要求的状态。

且举《郑风·子衿》为例，毛传认为《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孔颖达进一步解释道：“郑国衰乱不修学校，学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陈其留者恨责去者之辞，以刺学校之废也。经三章皆陈留者责去者之辞也。”⑦这很符合《毛诗序》阐释框架之上下交流结构，在此结构中，社会—政治问题是“上”与“下”共同关心的问题：学校之废，即典型的社会问题。及至朱熹，见解大变，他认为《子衿》是“淫奔之诗”⑧。在此，《子衿》不再与社会—政治相关，而与社会—凡人相关。朱熹认为，《子衿》批判的是违反伦理纲常的男女关系。这样，由于阐释框架的改变，带来了阐释结果的大相径庭。

就《诗集传》与《毛诗》的关系，莫砺锋先生曾有以下统计：朱熹完全同意《小序》的观点的诗歌有82首，占《诗经》总数的27%；而对《小序》有不同程度异议的诗歌有215首，占《诗经》总数的70%。⑨由此亦可见朱熹确有个人独特的阐释思想。

要之，《诗集传》的阐释框架确对《毛诗序》有所继承，如都认可诗歌产生于“情性”，然而，《诗集传》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异于《毛诗序》：第一，对《邶》以下之“风”诗的低视，这意味着对民间凡人之自然情性的低视；第二，诗教表现为以“劝惩”为核心的圣人—凡人的单向教导结构，而区别于《毛诗序》那种“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上下交流结构。而这两个方面的不同，意味着民间凡人的主体性被削弱，从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中退居到单向被动之一方，从而使诗教更加固化、稳定化。

注释：

①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② 同上，第10页

③ (宋)朱熹集注：《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④ 同上，第2页

⑤ 《毛诗正义》，第13页

⑥ 同上，第4页

⑦ 同上，第313-314页

⑧ 《诗集传》，第70页

⑨ 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本文获“河南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编号为15CB040)。

朱兆斌，河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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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4-0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