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我的父亲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革命，从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到与彭德怀等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生。

父亲虽已去世42年，但每当我看到他老人家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关于他的往事，心里仍久久难以平静。

“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

1968年春，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因为视力不合格，参军没有被选上。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放羊。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我写信告诉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一致支持我的想法。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将他打仗缴获的日本军毯让我带上，以抵御边疆冬季的寒冷。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嘛。”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站，只能在进站口告别。曾担任铁道部部长、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和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父亲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父亲很不放心。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经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

1970年，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地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参军不久，一次因工作需要，首长让我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的北京令我魂牵梦萦，但我更思念家中的亲人。回到家里一看，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父母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服从战备需要已疏散到广东。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跑来与我叙旧，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我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借了出差公款60元钱。我在信中无意间将此事告诉了在广东从化的父亲，他非常生气，写信批评我说：“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上纲上线！接到信后，我思想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了几位哥哥，也写信告诉了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坏处。父亲寄来60元钱让我把公家的钱还上。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雷锋日记》，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还写了思想汇报寄给在广东的父母。他们看后都很高兴，母亲来信说：“……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路，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的头发白了，精神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说：“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第二天我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个星期六，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学习，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正在和部队指导员谈话。我感到很惊奇，问什么事情。杨秘书笑着说：“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杨秘书说。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宿舍换了军装，赶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司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我钻进轿车见到父亲，忙说：“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也很激动地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说：“向连队请假了吗？”我说：“放心吧，我请假了。”

坐在车上，我心里很难受。父亲69岁了，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经常出差。父亲一定感到寂寞，才做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回到家，他详细地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很满意。第二天早饭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虽然感到不理解，也不情愿，但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我因私自用父亲的车而挨批

对于我犯的错误，父亲并非每次都能原谅，有时他发起脾气来会让我紧张半天。

1973年9月，中共十大刚结束，父亲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为训练紧张，很久没有回家了。星期六的下午，我请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按照规定，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反了军纪。我向卜站稳秘书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知道我的难处，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为了不让父亲知道，汽车停在大门外面。

我头一次因私事使用父亲的专车，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他还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

几个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自行车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

国庆节回家还是吃窝窝头

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国庆节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却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吃了下去。”

记得那天早饭后天气很好，我乘车陪父亲去紫竹院公园散步，闲聊不一会儿就谈到了早上吃饭的事。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父亲不仅对我要求严格，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他衣着简朴，除了为出国访问置办的几套像样的衣服外，上班就穿铁路制服，平时在家穿粗布衣服。衬衣、睡衣破了，不愿买新的，让母亲补一下再穿。他平时的伙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小窝头。父亲不抽烟，很少喝酒，他要求我们不吸烟，家里几个孩子都是男孩，至今没有一个吸烟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旁边紧挨着汽车修理厂，时常听到工厂的噪声。房屋破旧了，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父亲始终不同意，一直住到病逝。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进补药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让公家报销。我深深感到，父亲身上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严格的家风，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几位哥嫂都继承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作风。

病危时还想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4年11月中旬，父亲患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坚持不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几个哥哥都不在身边，我一个人从湖北调回北京一年多时间，部队承担着北京地下铁路施工的繁重任务，平时也很少回家看他。

后来，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把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便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父亲坐在沙发上。我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慢慢地摇。我端详着他憔悴的面容，脸色略显苍白，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说话吐字不清晰，语言表达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件一送来就让我读给他听，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亲就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经常帮助医护人员做事，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袋、搓棉签，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拐杖一指，我就马上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后，十分高兴。

1974年11月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老同志宋一平（1917-2005，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情绪仍很激动，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我们无法听懂他的意思。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铅笔尖折断了，我换了铅笔，重新拿来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的字我们看清楚了，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我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目光又一次被泪水挡住了。

12月1日9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父亲离开了我们，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