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威德尔

公众对公共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危机）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崛起的核心因素。很多人把特朗普这样的反体制运动和人物当成拯救者。

公众对公共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危机）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崛起的核心因素。只要危机继续下去，这些领导人将继续与选民产生共鸣，无论最终取得什么样的选举结果。

这样的危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某联合国论坛2007年委托开展的研究显示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模式：在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呈现不断下降之势。20世纪90年代，就连长期以来以公民信任而闻名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也呈现出民众对政府信任下降的趋势。

美国盖洛普最新“机构信心”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或有最早可供研究的统计数据）以来17家机构中的12家，包括银行、国会、总统、学校、媒体和教堂，信任度均下降了两位数；在余下的机构中，对四家机构的信任度略有增加，只有一家机构的信任度是显著增加的：那就是军队。

作为1980和1990年代曾在东欧受训的社会人类学家，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失去公民信任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们用高度怀疑的目光审视正规机构，并龟缩到社会孤岛之中—联系紧密（而封闭）的非正式家人朋友圈子，以及他们在了解新闻、信息和其他很多东西方面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