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叶卫华

错把唐贤作宋杰，误改太守成县令

●江西 叶卫华

读马志英老师 《欧阳修的滁州 “三亭”》（《语文学习》2015年第 12期）一文，被他的才识学问所折服。其中“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因为支持范仲淹、王叔文等革新派的新政运动而被贬滁州，出任知县”这一句话里，有两处值得商榷：其一，范仲淹、王叔文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吗？其二，欧阳修被贬滁州，出任的是知县吗？

众所周知，当时范仲淹是参与主持了 “庆历新政”的，那么王叔文是何许人呢？实际上，王叔文是唐代 “永贞革新”的领军人物，因此马老师让王叔文一下子“穿越”了几百年，把分别发生在唐、宋两个不同朝代的两场革新运动混为一谈了。

据 《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王叔文原先是唐顺宗为太子时的侍读学士，见解独特有大志，颇受顺宗信任。顺宗继位以后，因病住在深宫，不能亲理朝政，王叔文因王伾的推荐由苏州司功参军升任起居郎、翰林学士，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大权，与刘禹锡、韩晔、柳宗元等官员锐意革除当时弊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称“永贞（唐顺宗年号）革新”。然而随着顺宗病情日益严重，王叔文也因母亲去世离职，太监俱文珍等人趁机发动政变，拥立太子宪宗，先以监国名义夺权，继而登上皇位，斥退改革派，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第二年赐死任内。“永贞革新”因为主要针对的是中唐以后宦官专政的弊端，在夺取兵权时遭到宦官的反制，同时顺宗皇帝长期卧病，缺乏有力后盾，最终失败。新旧唐书都记载王叔文听说顺宗被逼退位时，长叹吟诵杜甫诗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终一语成谶，王叔文本人为革新运动付出了生命，千载以来，令人扼腕，称他为一世贤才可谓是实至名归。

据《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五载：“（庆历三年）丙子，参知政事王举正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初，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举正懦默不任职，请以范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丁丑，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随着范仲淹、富弼等人进入中央主持政事之后，“庆历新政”亦拉开帷幕。《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又载：“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针对当时宋仁宗锐意改革之意，范仲淹、富弼明知改革变法不易成功，还是“退而列奏，言十事”，提出十大改革计划。“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钱穆语），庆历五年“乙酉，以参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富弼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等到范仲淹、富弼出使地方之后，向宋仁宗进谗言、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越来越多，两人在朝变法措施 “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帝颇惑谗言，仲淹愈不自安，因疏乞罢政事……即降诏罢仲淹、弼”（事见《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七），接着支持“庆历新政”的官员如杜衍、韩琦相继被贬或自动请求出朝，新政运动完全失败了。所以，马文中的“王叔文”应为“富弼”之误，才不至于张冠李戴，让唐朝贤才“穿越”成宋代英杰。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欧阳修就是在 “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的背景之下向仁宗上疏，恳切希望仁宗慰留范仲淹、富弼等变法中坚人员，“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所作的《醉翁亭记》中一再提及的是太守命名、太守出游、太守宴乐，最后自报家门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由此可知欧阳修被贬滁州，官职是太守而非县令。当然欧阳修也曾经被贬为县令，当时“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此三处引文见 《宋史·欧阳修传》），可见欧阳修当年也是因为范仲淹的事受牵连而被贬为夷陵县令，此事据朱东润先生考证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 1036），距离庆历五年二次贬谪已经相隔九年之久了。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贻书责之”的“书”即是他的散文名篇《与高司谏书》，和《醉翁亭记》一样闻名于世，只是因《醉翁亭记》入选各种教材所以前者流传不如后者广泛。马志英老师是不是把这两次贬谪记混淆了呢？

综上所述，马志英老师的那句话可改为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因为支持范仲淹、富弻等革新派的新政运动而被贬滁州，出任太守”，方为确论。